1896年，张坤德翻译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开始连载于上海的《时务报》，身为当时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小说人物，福尔摩斯正式走进了内外交困的中国。紧步柯南·道尔之后为国人所知晓的，是爱伦·坡、加博里奥、毛利森、葛威廉、卡特这些同样享有崇高声望的侦探小说作者。
大量的侦探小说潮水般涌进这个闭塞的国度，改革派看到了这类小说所蕴含的科学与人权的精神，作家们如获至宝地学习着五光十色的叙事技法，民众则得到了畅快淋漓而又极富智趣的阅读体验——这些自然都是我国传统文学中匮乏的或者不多见的。不过，普通读者能够如此迅速地接受这个舶来品，而第一批本土作者又足以依葫芦画瓢，除了侦探小说自身的魅力与生命力，也不能不承认，它可以从异国的水土里攫取生长的营养。正如阿英所说：“……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阿英《晚清小说史》）李欧梵的观点则更加直截了当：
“虽然福尔摩斯这个人物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人物不同，但是它的探案体裁本身却和公案小说相符合；换言之，公案小说也为福尔摩斯提供了一个‘文类’的土壤。”（李欧梵《福尔摩斯在中国》）
所以，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的作者，大体上都是受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吸引，初步了解了侦探小说的写作技巧，但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却仍受着传统公案小说的影响。因此，早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在叙事时间和叙事角度上已经开始采取西洋小说的写法，而在笔法上仍保留了传统公案、侠义小说的特点。这一时期内较为有名的作品，如《九命奇冤》、《钱塘狱》、《春阿氏》等，都是在西方侦探小说和传统公案小说的夹缝中形成的，由此显出一种两头牵连的奇特风貌。
光绪三十年（1904）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连载于《新小说》的《九命奇冤》，可以说是仍处在试验阶段的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取材自雍正年间震惊南粤的“七尸八命”案，或由嘉庆年间安和所著《梁天来警富新书》加工而成。单行本于1906年由广智书局刊印，署名“岭南将叟”，也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小说共计三十六回，讲述了广东省番禹县梁、凌两家亲戚，因“风水问题”渐生罅隙，凌贵兴竟伙同强盗，纵火烧死梁家一门八口，由于知县、知府、按察使等收受凌家贿赂，反将证人张凤打死，使案件迟迟不能告破。最后梁家长子梁天来上京告了御状，蒙钦差查办，才得以申冤。
从题材上看，《九命奇冤》与传统公案小说十分近似，其旨趣与现代侦探小说也相去甚远。然而，这部小说在许多方面还是实现了突破与超越。
首先，小说的主旨已不再是颂扬清官的刚直锄奸，而是重在抨击封建吏治的腐败。正是地方官员的贪婪昏庸，才使得梁家一家八口的冤案不见天日，而后更将证人打死，酿成了九命奇冤。小说也试图反拨充斥在传统公案小说中的神鬼报应的迷信思想，虽然也穿插进“风水”、“算命”的内容，但剧情的进展让这些无稽之言不攻自破。小说结尾甚至写道：“可怜凌贵兴财雄一方，却受了这般结果，都是‘迷信’两个字种的祸根。”（吴趼人《九命奇冤》）
其次，小说采取了倒叙的手法，将原本应该在十余回后描写的凌贵兴假扮强盗、攻打石室的情节，以电影镜头式的场景描写，生动地展现在了小说的开头。难怪胡适评价《九命奇冤》时曾说，“他用中国讽刺小说的技术来写家庭与官场；用中国北方强盗小说的技术来写强盗与强盗的军师；但他又用西洋侦探小说的布局来做一个总结构。”
总的来说，《九命奇冤》为夹缝中萌芽的中国侦探小说提供了一种路径，紧随其后的《钱塘狱》、《春阿氏》这类作品，大体上也延续了《九命奇冤》的文脉，即在主题思想和写作技法上谋求突破，却仍无法彻底摆脱传统公案小说的窠臼，比如仍有大量的关于堂审和酷刑的描写，而小说本身也未曾凸显案情的曲折和推理的缜密。
此外，吴趼人本人在《九命奇冤》刊行的同年，还编写了一部《中国侦探案》，收录了三十四则公案故事，叙事上稍稍辅以侦探小说的写法，颇有和流行的译介侦探小说一较高下的意味。遗憾的是，这部小说集虽然书名颇为时髦，但并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同，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远达不到同期译介小说的水准。
而到了190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女侦探》，作者署名阳湖吕侠，曾有学者通过考证吕思勉母亲的日记，证明此人正是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该书收录《血帕》、《白玉环》、《枯井石》三种文言短篇，以“黎采芙女士”同闺中姐妹讲述侦探故事的方式，将三个案件串联起来。其中《血帕》一案，宴席间，众姝曾有这样一段颇为有趣的议论：“中国小说之美，不让西人，且有过之者；独侦探小说一种，殆让西人以独步，此何耶？岂中国侦探之能力，固不西人若欤？”对此，作者随即借李薇园女士之口答道：“否，否，以吾所闻睹，则中国人于侦探之能力，固有足与西人颉颃者。”（吴趼人《九命奇冤》）
平心而论，《血帕》等三篇小说，案情的确诡异曲折、扑朔迷离，但破案的过程甚是简单，例如《血帕》中，烟馆老板女儿身上的血书手帕，自然而然地就解开了她们自杀的谜团，远远达不到与福尔摩斯们相颉颃的程度。
尽管如此，《中国女侦探》同《九命奇冤》一样，仍应在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女侦探”这一标签，在中国侦探小说史上固然是开了先河，更重要的是，同样是为中国侦探之能力正名，吴趼人赌气似地编纂《中国侦探案》，却一头又捣进了公案小说的死胡同；而自《中国女侦探》始，中国的作家们似乎认识到了，想要在侦探小说的领域内与欧美作家颉颃，就必须放下身段，虚心向对方学习，从模仿做起，循序渐进地构建中国侦探小说的主体性。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在夹缝中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
所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中国现代侦探文学史上，或许也是成立的。“五四”以前，报纸和期刊上充斥着大量译介的侦探小说，以至于阿英感慨说，“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阿英《晚清小说史》）难能可贵的是，翻译侦探小说的步伐甚至超过了作为文化中转站的日本，几乎与欧美侦探小说的潮流同步。因此，在庞大的译者队伍里，诞生出程小青这样的深谙西方侦探小说写作技巧、又有志于献身侦探小说创作的人物，自然就很合乎情理了。
同他的偶像们相比，程小青自身的创作条件可谓低微——他既不像柯南·道尔念过正规的医科大学，也没有威拉德·亨廷顿·莱特（也就是S·S·范达因）足以研究尼采和大英百科全书的学力。自幼丧父、少年时成为钟表匠学徒的程小青，利用工作之余补习中外小说和英文，凭借勤勉终于成为1916年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译者之一。
至于程小青早年的创作，则与同时期大多数本土侦探小说一样，因为模仿的痕迹浓重，而介于翻译和原创之间。例如有研究者提出其处女作为《鬼妒》（刊于《小说海》1卷4号，1915年4月1日），但实际上却是程小青翻译英国作家Alice Claude的小说；而一度存疑的福尔摩斯系列的《角斗智》（连载于《小说大观》第9、10集，1917年），则的确是程小青仿写的伪作，就连李欧梵也认为足以乱真。
直到1919年5月27日——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史或许应该永远铭记这一天，正如《血字的研究》问世的1886年将长镌于世界侦探小说之碑——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的开篇之作《江南燕》，刊登在了《先施乐园日报》。我认为，《江南燕》的问世，正式标志着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