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侦探小说向来都不是热门的话题。无论是当时的创作，还是后世的研究，相较于同时期其他文学题材的浩浩荡荡，则颇有一些茕茕孑立的意味。
然而，谁都无法否认，侦探文学曾在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潮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曾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既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亲历者，亦是绵亘数十年、彷如嫁接和移栽的文学试验。
自1896年《时务报》连载张坤德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始，至程小青以侦探小说跻身民国通俗文坛的一线之列，如要言简意赅地描述侦探文学从舶来到扎根的这三十年的总体状态，我认为“夹缝”一词是形象而又贴切的。从《九命奇冤》、《中国女侦探》这批最早受到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和启发的作品，到“五四”以后《中国侦探谈》、《江南燕》这样的趋向成熟定型的侦探小说，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陷于一系列的夹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传统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鸳鸯蝴蝶派与“五四”新文学……
身处夹缝的侦探文学，自然深受耸峙的两岸的影响和塑造，却始终无法跳出逼仄的境地，故而总是显露着外部的矛盾与自身的困窘。其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与流变，所经历的喧阗与寂寥、身受的争议和误解，都是独特而又耐人寻味的。本文便试图回顾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发展、定型的过程，以阐释夹缝状态下所产生的特殊的文学现象。
一
“在这个时期中，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翻译过来的侦探小说也充斥市场上。但侦探小说是‘真正资产阶级的文学’，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情况不相适应，因此，除了少数作者如程小青等写过了一些《倭刀记》之类纯粹模仿的作品之外，侦探小说不久就与中国固有的公案小说结合，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以后又发展而成武侠小说。”（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述论断，节选自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总题为《小说中的逆流》。可以说，这是在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极端片面的批评。“文革”之后，随着学界在通俗文学研究的领域内开疆辟土，这些观点已经得到了发布和校正。然而，其间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仍值得研究者思考——
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中国的侦探小说，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与本国传统公案小说又有何勾连？
1841年，美国人爱伦·坡创作的《莫格街谋杀案》问世，其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侦探小说，大抵是没有争议的。之所以要加上这样的限定，是为了廓清笼罩着“侦探小说”的起源和定义的迷雾——百年以来，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停歇。
西方文史学家的意见大约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侦探小说的诞生“在有组织的警察和侦查机构出现之后”（朱利安·西蒙斯《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另一派则认为，上溯至《圣经》的年代，便有了关于犯罪和运用推理的记载。在日本，则有1931年甲贺三郎同大下宇陀儿关于“侦探小说的界限”的论战。同样的问题也曾让中国的研究者感到困惑：侦探小说作为特殊的文类，固然是清朝末年进口的纯粹的舶来品，但其有关犯罪和断案的内容，却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公案小说在明清之际又是何等的繁荣？简言之，侦探文学在中国的发生，是连根带土的移植，还是某种程度的嫁接？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该向侦探文学的发端溯源。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法律和犯罪皆是私有制的产物，断罪和惩罚便应运而生。断罪的过程中，自然也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推理——在我国，上古即有皋陶和獬豸的传说，也有秦简《封诊式》中关于勘验、审讯和案例的记载。客观的记录而后被赋予了文学性质，便衍生出了传承千年的公案文学。中世纪的西方虽然没有关于犯罪和断案的专门的文类，但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现代的警察制度和侦查机构却首先诞生于英国伦敦。这一历史进程反映在文学上，具有现代意义的侦探小说便应运而生。对此，前苏联侦探小说作家阿达莫夫有相当准确的论断：“侦探体裁是文学体裁中唯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并被这个社会带进文学中来的”（阿达莫夫《侦探文学和我》）。
然而，阿达莫夫的这番话只是从阶级属性上阐释了侦探小说的发生，并未指出其所应具备的文学特征。对于侦探小说的文学本质的思考，曾使许多侦探小说家殚精竭虑。日本推理小说鼻祖江户川乱步经过十五年的求索，给出了如下的答案：
“侦探小说是着眼于主要关于犯罪的疑难秘密、以逻辑方式逐渐解明，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乐趣的文学。”（江户川乱步《幻影城主》）
如果说阿达莫夫揭示了现代侦探小说定型的社会原因，那么江户川乱步的结论无疑把握了侦探小说的文学特征，也就是《莫格街谋杀案》所体现的侦探小说的现代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代侦探小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必须包含如下不成文的要素，并由它们构成小说的主体：犯罪（也可能是恶作剧等）造成的疑难秘密，解开迷局所用的逻辑手段，读者借此获得的心智上的乐趣。爱伦·坡以降，涉猎侦探领域的作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一文类的。
因此，无论是从社会的属性，还是从文学的本质上来看，公案小说都不属于侦探小说的范畴，这一点无需赘述。清末的知识分子对此大多都有清醒的认识，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尤以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除此以外，亦有对现代侦探本身所发的议论：“且侦探之资格，亦颇难造成。有作侦探之学问，有作侦探之性质，有作侦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定一《小说丛话》）
的确，西方侦探小说所体现的现代意识，是我国公案小说不具备的。而清代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合流，更使《施公案》、《彭公案》这样的长篇巨著在绿林争斗、江湖恩怨上着墨过多，冲淡了传统公案小说以断案审案为主的总体趣味，无怪鲁迅曾云“断案之外，又有遇险，已为侠义小说先导”（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那么，在时序上早于杜宾和福尔摩斯的施世纶、彭朋们，难道真的一无是处，对中国侦探小说的现代化全无影响么？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以《施公案》为例，该书起于乾嘉、成于同光，连续书洋洋洒洒五百二十八回，结构上冗繁拖沓，文字粗陋，保留着浓重的民间口头文学的痕迹，历来被视为“糟粕”。可就是这样一部在断案过程中充斥着神仙托梦、鸟兽通灵的小说，以现代侦探小说的标准来衡量，也不乏可圈可点的闪光之处。
首先，施世纶断案的凭依，很多时候还是具备了科学和逻辑上的根据。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我国两千年来积累的宝贵的刑侦经验，和民间朴素的逻辑思辨的智慧。如审门斗孟文科被烧死一案，通过死羊、活羊烧过后口内是干净还是有灰土，判断孟文科是被杀后焚尸（第78回）；又如烧水煮钱，发现锅内水面上漂浮的羊油，从而判断钱的确是汤羊铺老板所有（第79回）。
其次，某些福尔摩斯式的现代西方侦探所采取的破案技巧和手段，在《施公案》里也能找到相似的痕迹。比如福尔摩斯擅长的化装侦查，施世纶亦多次惟妙惟肖地装扮成卜人、商贩、仆从，深入市井搜集线索证据，屡获奇效，最著名的便数佟六、贺重五谋害白富全、诱拐朱氏一案（第166回—172回）。再如福尔摩斯常利用在报纸上登广告的计策令犯人自露马脚，施公也曾张榜悬赏遗失的绣鞋，令谋害良家妇女的李宾自投罗网（第301回）。至于福尔摩斯时常念叨的观察力的重要性，在施公身上也多次得到体现，例如从被风卷起的麻裙下瞥见新的红裤子，便推测出那位前去祭扫的未亡人或有奸情。这个故事也为吴趼人所称道，改编后收入《中国侦探案》。
最难能可贵的是，小说曾借施公之口，指出旧时审案的弊病：“断狱悉皆避重就轻、以耳代目，行个通详禀稿，就此了事。或有难于推诿之案，当堂提讯，则又审问不当”（《施公案》）。尽管施公自己也搞刑讯逼供的那一套，但这些话可谓鞭辟入里，道破了造成小说中所有冤假错案的根本缘由。而这恰恰也是西方侦探小说传入时，许多文人所深感痛切的。
由此可见，侦探小说固然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的造物，它的文学特质，却能在传统的公案小说中寻到只鳞片爪的呼应。对于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先行者而言，侦探的原点应该是杜宾和福尔摩斯，而非施世纶、包拯或者彭朋。可在他们的创作中，公案小说仍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生命潜流般的文学经验。而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为什么侦探文学在中国的发端要领先于更接近西方的日本，而同时期传入并流行的科学小说在本土的创作上却无后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