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对《昆明草木》和《飞的》的简单考证。
《昆明草木》发表于1946年12月27日上海《文汇报·浮世绘》，作者署名“方栢臣”。迄今为止，很少发现汪曾祺使用此笔名，一开始我只是感觉此文在风格上有点近似于汪曾祺的作品。要判断它是否是汪曾祺所作，还需要确凿的证据。此文第三节“报春花”开头的引文：“虽然我们那里的报春花很少，也许没有，不像昆明。——花园”，与收入《汪曾祺全集》第3卷的《花园》的文句“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大略相同。因此，可以推断《昆明草木》是汪曾祺的一篇佚文，“方栢臣”是汪曾祺的笔名之一。
《飞的》发表于1947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45期，作者署名“西门鱼”。最初，我也是从风格上推断这可能是汪曾祺的笔墨。解志熙先生发现的汪曾祺佚文《斑鸠》，与本文的第二节“猎斑鸠”大致相同，因而同样可以断定《飞的》是汪曾祺的佚文，“西门鱼”也是汪曾祺的笔名之一。而且，“西门鱼”作为汪曾祺笔名，已经收入作家笔名录之中，汪曾祺年轻时喜读《庄子》，“西门鱼”笔名既有暂居于昆明西门左近的纪实意味，也颇含有自得其乐的庄子式气氛。现在看来，《飞的》一文，颇有原生性，《斑鸠》和《蝴蝶：日记抄》等文均基于此文相关章节而独立发展成篇。
《昆明草木》、《飞的》和《蝴蝶：日记抄》一组佚文，看起来有点近似于散文，尤其接近所谓的“言志派”小品文。汪曾祺晚年所写的以《人间草木》为代表的诸多散文，的确是具有纯正的风土民俗情趣。不过《昆明草木》这一组文章有着精巧严密的叙述策略，其对草木虫鱼的敏锐深细的感觉，与对作者寂寞青春点缀着零散欢情的内在生命体验的叙述，是并行而交融的。因此，我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颇具文体试验性质的散文化的小说。《烧花集》、《斑鸠》、《蜘蛛和苍蝇》，乃至《花·果子·旅行日记抄》亦可以归入此类。这种写法，的确是跳荡流动、摇曳多姿的，有的地方兼取“体物小赋”的精细特征，并赋之以新鲜的爱欲气息。
如“报春花”一节：
反正就是那么一种微贱的淡紫色小花。花五六瓣，近心处晕出一点白，花心淡黄。一种野菜之类的东西，叶子大概如小青菜，有缺刻，但因为花太多，叶子全不重要了。花梗及其伶仃，怯怯的升出一丛丛细碎的花，花开得十分欢。茎上叶上全沁出许多茸茸的粉。塍头田边密密的一片又一片，远看如烟，如雾，如云。
我有个石鼓形小绿瓷缸子，满满的插了一缸。下午我们常去採报春花，晒太阳。搬家了，一马车，车上冯家的猫，王家的鸡，松①与我轮流捧着那一缸花。我们笑。
以一种毫不在乎的口吻描述一种伶仃娇怯而欢悦开放的紫色小花，和淡墨轻描的“我”与“松”捧花而笑的情景，有着一种轻盈飘举的兴奋与快乐。这里的报春花与《前天》的菜花其实都有着某种爱欲意味，不过在《前天》里是隐喻镶嵌于叙述之中，而这里则是使情致附属于对花木的描绘，单纯的故事叙述是压缩到极限的。虽然草木虫鱼有几分“兴”的意味，但又与对“我”生命体验的叙述真实地存在于一个时空之内，因而兼有写实性。
再如“猎斑鸠”一节：
那时我们都还小，我们在荒野上徜徉。我们从来没有那么更精致的，更深透的秋的感觉。我们用使自己永远记得的轻飘的姿势跳过小溪，听着风溜过淡白色长长的草叶的声音而（真是航）过了一大片地。我们好像走到没有来过的秘密地方，那个林子，真的，我们渴望投身到里面消失了。……猎人赶斑鸠，猎人过来，斑鸠过去，猎人过去，斑鸠过来。……这样来回三五次之后，渐渐斑鸠飞得不大稳了，她有点慌乱，被翼声音显得踉跄参差。在我们未及看他怎么扳动机枪时，震天一响，斑鸠不见了。
以冷静节制的笔调，叙述猎人与斑鸠在深林中的一场静默无声的紧张对峙，与轻快地徜徉在荒野偶然闯入林中的“我们”轻飘随意的身姿恰成一种情绪上的参差对照。这里的猎人射杀斑鸠的场面虽然颇具写实意味，不过由于斑鸠在叙述中又被指称为女性的“她”，这个猎杀场面遂被赋予了一丝爱欲意味。明确了这点，再来看处于旁观者地位的“我们”，虽然置身于显性叙述的边缘，却可能正是本文情绪的核心。“我们”之间蒙昧清浅的爱欲情绪可能因目睹这个场面而明晰起来。②这样，这两种或隐或现的情绪之间，恰成为一种潜抑的相互呼应。这种微妙含混的情绪，萦绕在对猎人和斑鸠精细传神的描绘之中，使本节成为写实性和隐喻性兼而有之的一种文本。尽管沈从文曾经在许多作品中以小鹿和小羊喻指美丽的女性，汪曾祺在这里所进行的文体尝试，将敏锐深切的生命感觉，纳入精致美妙的体物式文字之中，的确可称为匠心独运，别树一帜。
《飞的·蝶》一节仅有两句话，是一首带有俳句意味的短诗。不过，在《蝴蝶：日记抄》中，却发展为独立文章了。《蝴蝶：日记抄》的初始情绪和核心意象，虽然源自于作者的生命体验，不过写作过程中，可能受到英国诗人斯本德的《一首诗的形成》的启发，汪曾祺此文，与《一首诗的形成》，呈现互文关系。斯本德此文，有俞铭传在1947年7月1日《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上的译文，可以参看。1946年9月8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4期，亦刊登有萧望卿的《战争与蝴蝶》，与斯本德这篇文章有互文关系。更早在署名“铁马”的《飞翔的蝴蝶——小屋文论之一》，开头有这样的文句：
文思好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它在金黄的阳光底下，在想象的花丛里，常常生动的翻飞着，这才形成真正的美，如果你把它逮住了，压在一张纸上，它就简化了，枯干了，失去了原来的那种丰富，活泼，跃动，以及配合在一齐，联结在一齐，组成在一齐的条件，它就不美了。
看来也有斯本德关于蝴蝶与花朵的想像的影子。据此可以推测，汪曾祺应在“西南联大”时读过斯本德此文。这篇文章的英文原文，也可能为“西南联大”阅读或写作课上的参考读物。不过，汪曾祺的确是个才情过人的人物，接受斯本德文章的激发，却不亦步亦趋地追随。《蝴蝶：日记抄》一文追述作者刻骨铭心的沉酣于万千蝴蝶和茼蒿花丛中的“初生的爱”③。
风搂抱花，温柔的摸着花，狂泼的穿透到花里面，脸贴着它的脸，在花的发里埋它的头，沉醉的阖起它的太不疲倦的眼睛。同蒿花，烁动，旺炽，丰满，恣酣，殢軃。狂欢的潮水！——密密层层，那么一大片的花，稠浓的泡沫，豪侈的肉感的海。同蒿花的香味极其猛壮，又夹着药气，是迫人的。我们深深的饮喝那种气味，吞吐含漱，如鱼在水。而同蒿花上是千千万万的白蝴蝶，到处都是蝴蝶，缤纷错乱，东南西北，上上下下，满头满脸。——置身于同蒿花蝴蝶之间，为金黄，香气，粉翅所淹没，“蜜饯”我们的年龄去！成熟的春天多么的迷人。④
本文以泼墨重彩的笔致，晕染出一种浓郁的年少轻狂的爱欲狂欢气氛。蝴蝶、花和风等构筑的是一个特别的空间，颇具男性气概的“风”穿行抚摸于女性的“花”丛中，“我们”沉醉在猛壮的花香和缤纷的蝶翅的包围之中，深深地喝饮那种气味，犹如身处于一个“豪奢的肉感的”海洋。文中以蝴蝶和茼蒿花为核心意象，夹入“花引蝶”，“鱼戏水”等传统典喻；“风”的意象，也充满动感，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韵致。置身于茼蒿花、白蝴蝶和春风之间应该是汪曾祺初级中学时候的亲身体验，不过这种青春的迷醉应该源于景致的和爱欲的两种因素，因此，蝴蝶和花也兼有写实与隐喻两种意味。随后作者叙述道：
我们剪留下若干生活（的场景，或生活本身。）而它的方位消失了，这是自然的还是可惋惜的？且不管它，我曾经在那些蝴蝶同蒿花之间生存过，这将是没齿不忘的事。任何一次的酒，爱，音乐，也比不上那样的经验。
这段话显然透露了《蝴蝶：日记抄》最初的写作动机。我们也可以稍加推衍，借用它来分析《昆明草木》与《飞的》乃至《驴》等文本，它们均是以所谓“草木虫鱼”为题旨，间寓有个人情愫意味的作品。不过景物、情致与事件等成分在文本叙述中各有差别，起兴、隐喻与写实的因素在不同篇章中也各有其不同的组合。到《驴》中，“驴”的意象所负载的欲望意味虽还存在，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运用儿童视角，叙述童趣盎然的儿时故事这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