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很久以来》叙事风格接近咏叹，像是“一声长长的叹息”。第一章，通过故事叙事人，隐藏于背后的作者撇开南京沦陷汪伪附逆之重，“轻描”欣慰跟着朱琇心师傅学昆曲，顺手录下《桃花扇》里的一段〈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显然插入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感伤主义小说的哀婉气息，“商女不知亡国恨”不再被认为是讽喻弱小无力之平民百姓的失节……直至整部小说尘埃落定，后记中，作者似乎还有话要说，内容既非控诉极权政治亦非建议全民忏悔——这些论调不再会被认为是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秘密——就仅仅重复了几句“做官永远是好买卖”、“平民百姓才真正永无出头之日”，莫非是一种本土化的在蒙田意义上的消极经验主义？作者干脆含沙射影地抄下了元朝张养浩《潼关怀古》后半段：“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两个“陈腐形式之间”的两次呼吸，陈年老话总有道理。太阳底下无新事，蒙田在五百年前就敏锐地指出“人类认识的不一致性”，受不可靠的不同文化模式影响，普通人容易相信他们最早接触的论点、偏见和迷信，他们愿意相信循环论，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看到的类似现象今古无异；至于博学之士，他们的知识带来的自信与高傲，往往妨碍了他们进一步深刻地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导致这些出类拔萃之辈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毫无疑问，此后的积极经验主义者培根希望将正确知识影响知识分子精英，然现今所谓的政治哲学反思，俨然是某种曲高和寡的知识分子自诩之特权；而蒙田所谓的消极经验主义或狭隘经验主义，却永远在那儿提醒一种“平民百姓”的顽强存在，小说家不只是有责任“观念性地”指出“怎样的思考是对的”或“怎样的结论才是合乎理性的”，还要退回到“文学地呈现”出“其他人不是这样思考的”和“凡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很久以来》回到了蒙田的传统，它诚实地呈现了人的命运、情感和经验的局部性，呈现某一种复数的思考之停滞，回顾往事，对生命流逝的无尽感伤、对无谓牺牲的悲凉痛心、对历史循环论的消极认可，“无话可说”是它最终的沉重叹息。
显而易见，《很久以来》对议论并不感兴趣，因此凡在情节进程中遇到不得不议论两句的地方，叙事人敷衍式的见解从来不会比故事的当事人更深刻——叙事人既不愿拔高故事人物的思想状况，也无意拔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将“欣慰之死”或曰“一个渺小人物死于非命”的悲剧琐屑化，就像诺克林所辩护的，将浩劫祭坛上的无辜牺牲“贬抑到平常与家常的领域”，摈弃浮夸的惨烈、悲愤与恸哭之场面描写，反而着墨一些琐屑、无聊、心寒乃至不堪的细节——小芋所表现的大义灭亲极端冷漠并不意外，闾逵在欣慰的最后时刻还在猥琐地幻想、窥探他妻子是否曾经对他不忠，却像是来自另一个方向的赤裸裸冰水，粗暴地撕开了本来就没有过温情的**面纱，“一切固有的和有差别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冲垮这个秩序的不是无情的资产阶级工业大革命，而是激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gcd宣言》先知般的预言居然在字面上被一连串低卑的琐屑情欲颠倒性地涂改了。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彻底的、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说得何等好啊！有时候我们真要怀疑，似乎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某些凶悍的历史行为，无法理解人在某种特殊处境中选择的反常行为。渺小者，无权者，或此刻所谓的卑贱者，他们有时候三位一体，有时候则不是。他们什么时候“轻”，什么时候“重”？作者“后记”提醒我们，文革中“逞一时之快的造反派根本没有快活几天”，是啊，法国大革命吉特伦派、罗伯斯庇尔派也没一直快活下去。但是不管时间长短，革命作为“人民的盛大节日”，历史的小人物们毕竟“快活过几天了”，渺小者成了历史车轮，无权者成了领导阶级，卑贱者成了最聪明者——等到“天下大乱”重新回到“天下大治”，有的人“扛过一时，熬过最艰难的几天”就豁然开朗，“苦难变成永远的资本”；有的人“苦难一世，苦难永远是苦难”，换句话说，一旦秩序恢复，无数篡位与错位的渺小者立即被打回原形，一切渺小者、无权者与卑贱者将重新归位，迅速脱魅！
《很久以来》讲述的，就是一个很久以来一直顽固地没有改变过的人类历史真相与真理，迄今还没有过时，至少在作者看来是如此，或许作者佯装相信如此——所有的高谈阔论和貌似严肃的提问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的作家根本不愿意谈论或回答此类问题——真实的状况是：平民百姓，祖祖辈辈，或芸芸众生，亦即所谓的渺小者群体，他们是人类中最大多数，他们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中就有我们自己；他们和我们都是身居其中的作家的写作背景和写作对象，作家对他们满怀同情，又胆战心惊地怀疑这种同情；作家愿意为他们争取某种据说他们应有的天赋人权，又非常悲观地怀疑这种人权是不是存在；作家既哀其不幸，又拒绝自以为有资格“怒其不争”，甚至不愿意为他们难以置信的乖戾行为辩护，不愿意为他们不知好歹的受苦受难哭泣。
稍微讨论一下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吧，乌托邦，反乌托邦，还有乌合之众，反叛的大众，大革命，群众与法西斯，一神教，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无权者的权力、通往奴役之路等等这些概念——也许《很久以来》的作者并非平时没有涉猎这些其实一点都不深奥的词，只是他不愿意在一部虚构作品中深究这些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精神分析议题。但是我们终究要涉及，哪怕是浮光掠影地涉及，因为我们已经为《很久以来》做了文学辩护，我们重申了一部小说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它有自己的疆土和边界，小说主要功能是呈现真实，而不是表达正确；我们指出了《很久以来》的风格是咏叹调式的，它隐藏着的美学主题是“轻与重”，而不是“是与非”，更不是“善与恶”。现在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完全按照小说的疆土与边界划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进行我们的思想旅行。抬起头，在这个“自足的世界”之上，是我们唯一可以共同仰望的自由天空，我们不能想象只有呈现的小说才能告诉我们全部真实，尤其是——当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国度所发生的故事，这故事不过是千千万万类似故事的其中之一，而这个故事又与具有类似经验和遭遇的牺牲者、幸存者、遗忘者、曾经的施害者或受害者、仍然懵懵懂懂地活着的无数渺小者继续发生血肉联系的时候，这样的讨论也许并不应当刻意回避。
在《很久以来》这出咏叹式悲剧的核心部分，作为全景社会的极权主义运动始终是一种笼罩其全体成员的迷狂氛围，它本身就具有时代全景式剧场的性质。时光倒流，它的剧目浮出我们记忆，它的主题是阶级斗争，它的远景是乌托邦，它的灯光是红色，它的角色人物包罗万有，它发生在正当性不容怀疑的国家内部，这一国家似乎已失控秩序似乎已不存在但是它的暴力专政还存在，甚至更突显其无所不在——最高领袖与平民百姓全体卷入连续不断的最高指示和不分昼夜的群众聚会，学习、教育、改造、洗脑、监督、举报、斗争、揭发、隔离、监禁、告密、公审、表决、判决直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处决他们的异类和同类。渺小的平民百姓被一种难以想象的激情所蛊惑，他们义愤填膺山呼海啸，他们的内心隐藏着恐惧；他们被迫选择敌人继而配合发现敌人甚至为了自保不惜出卖亲友，他们害怕被揭发所以选择了主动坦白与揭发，他们害怕被人民阵营驱逐所以忍辱负重接受了莫须有的罪名；天地旋转日月无光，他们全体无法逃脱，谁不屈服谁就不能生还，在永无休止无所不在的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鼓动下，几乎所有的权力者和无权者、高贵者和卑贱者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或施害者——这样的描述难道就一定准确吗?也许我们的小说家未必会认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做出一次妥协，就像蒙田的消极经验主义告诉我们的解决方式，各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坚持自己的偏见，至于那个“整体”或“总体笼罩”先请它见鬼去，我们依然返回到《很久以来》的规定情境与规定人物中，让我们把最后的焦点汇集到故事里的三个女人身上，一个“欣慰”，一个“春兰”，另一个是欣慰的女儿“小芋”，看看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很久以来》的作者事后形容“欣慰和春兰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但是忘记补充一句，《红楼梦》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贾宝玉位置不幸被薛蟠式的闾逵所占据，这又何其悲凉——如同作者后记中特别提到他读到林昭《祭灵耦文》，后者竟然为“柯庆施那个老男人”写下“让他们灵魂而今如何两情缱绻以胶投漆”的肉麻字句，令我们的小说家立即“天昏地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欣慰被男友李军揭发是“悲凉”的，欣慰要求春兰揭发自己是“悲凉”的，小芋被女公安通知竺欣慰已遭处决表情平静是“悲凉”的，故事结尾春兰告诉小芋她的母亲获得平反昭雪，小芋依然表情平静是不是还可以用“悲凉”来描述，来定义？如果现实的林昭内心情感秘密之不可理喻，对我们的小说家简直是一个无底深渊，是因为此前即已预设了前者的殉道者形象；那么虚构的小芋令人齿冷淡漠无情的背后又是怎样黑暗沉默的深渊，小说家又作如是想？
欣慰不是殉道者。故事讲述者没有具体告诉我们她有什么政治信念，或怀疑某种政治信念，她的入党不妨理解为当年的风潮——在故事讲述者看来，重要的不是政治的欣慰，她根本就不政治，不过是一个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渺小人物，缠绕于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工作变动与男女纠葛，她就像我们最常见的那种容易发生传统故事的女人，命薄心高遇人不淑，不知为何，这样的女人总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招惹麻烦，正是一场难以躲避的全景式政治浩劫，使欣慰的性格麻烦变为政治麻烦，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欣慰的“纠缠模式”终止于极权政治的断裂性震荡，以那种被现代政治分析归纳为“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巧妙配合”的命名去解释欣慰的处境与结局，并不是不能考虑的。我们惊奇欣慰在她最后日子其间言行举止的匪夷所思，她的遗物没有一个字留给女儿让我们迷惑不解，她的遗书声称自己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让我们难以想象，她似乎突然变了一个人，她好像只有幻想自己是个殉道者，这样才能接受引颈就戮的蒙难者命运，她居然像是模仿布哈林一样在临刑前呼喊领袖万岁，视死如归，所有这一切疯狂想象，所有发生在她眼前我们却无法看见的幻相，都是欣慰，不，是《很久以来》作者为我们留下的谜题——这个谜题当然首先是属于文学的，但又绝不是文学本身可以自动揭示的。我们再强调一遍：《很久以来》消极的咏叹调风格，以及将“轻与重”位置颠倒，虽然暗含了“反崇高”的潜意识，但未必出于刻意。我们不认为弗莱彻所谓“崇高风格具有摧毁奴性快感的功能”是绝对正确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指出“崇高的弥尔顿可能会对蹩脚诗人产生坏影响”的原因——不过弗莱彻的另一句意义平常的话却十分适合《很久以来》，“灾难是一种逐渐的磨损，它慢慢地磨损人生，终于某一天猝然停顿”。
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很久以来》骨子里是沉重的，压在故事人物身上的不是暴行与罪恶，而是一种仿佛永远不为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左右、一种被难以逃脱的蛮横外力所无情裹挟的灵肉苦难——欣慰曾经是轻盈的，还有轻盈的春兰，轻盈的甚至轻佻的卞家六少，轻盈的所有其他《很久以来》中的渺小人物，对于这大多数不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渺小人物，通向乌有之乡的道路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也是通向祭坛的道路……但是，我们突然从中发现了一个人，“小芋”，她的出生是个意外，她身体瘦弱，她几乎在没有爱的环境里长大，她成为母亲的累赘被亲戚寄养，她被忽略，她是一个多余的孩子，她沉默寡言她的心理活动小说家似乎一无所知付之厥如——无独有偶，第六章以“小芋的寂寞”为题，作者却以大量篇幅啰啰嗦嗦述叙欣慰与春兰私房话以及各自的男欢女爱，不仅于此，连闾逵强暴春兰都发生在已经熟睡了的幼年小芋身旁，而“小芋”究竟怎么“寂寞”统统留给了我们的想象——德·曼有一句话好像专为《很久以来》说的：“作者就是那个‘说得多’，却‘知道得少’的人！”
不能直接观察到小芋的心事，可以看见小芋的行动，《很久以来》展示了小芋一些值得分析的“标志性细节”，她封闭内心，以沉默为自保，以谎言为抵押，她预支安全和不为人注意的私人自由，她对外界保持警惕，她的选择和行动总是那么出人意外，连我们的小说家都难以想象：多年之后再遇到小芋的时候，她已经同几个不一样肤色的数位外国男人生了四个混血儿，听说之前她为了出国不惜代价，小说家的伯母对此“不可理解”，这又是蒙田为之辩护的个人经验主义判断总是会对另一种个人经验主义选择感到奇怪的生动例子——我们缺乏反对小芋这样选择的理由，只要这个选择完全取决于她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强制。小芋的父亲母亲皆为她与生俱来的“污点”，她的父亲母亲都不明不白地死无葬身之地，当周围的人都遗忘她、忽略她、践踏她之后，我们想不出她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这块沉重的土地，她本来就是一个渺小的人，可能骨子里也是一个轻盈的人——让我们为她想象，如果这种想象不完全是画蛇添足，她的混血儿孩子不再追问他们母亲的父辈，不再纠缠他们母亲的历史、血缘、语言与传统，那么我们将庆幸小芋的遗忘或已经深入骨髓的不能遗忘的遗忘，一切历史都将进入虚无，无论是宏大的历史还是渺小的历史，终究都要接受最后的审判，终究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既然小说家在《很久以来》最后告诉我们小芋现在是个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不妨想象此刻的小芋已经摆脱了不自由的大地、黑暗、苦难、屈辱、恐惧与悔恨，无数渺小的记忆与灵魂像轻盈的鸿毛那样飞向天空。唯在这个“轻与重”位置再次颠倒之时，我们才能在相反的意义上引用弥尔顿的撒旦于《失乐园》的如此呼号：
别了，希望；
别了，和希望一起的恐惧；
别了悔恨！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