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在长篇小说《很久以来》的“后记”中流露的明显不适、抵触与怀疑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即对他所不满的知识分子精英们之中国历史解释和人性解释——这里我们难免会想起艾略特讲过的一段话，他说“一个可能成为伟大艺术家的人，仍然可能具有坏影响”，紧接着艾略特以弥尔顿为例，声称后者对十八世纪坏诗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现在，这个弥尔顿的幽灵则是以一个影子群体的复数形式出现在中国的；而在文学里，自诩掌握了历史真相和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即便他们手里可能的确持有真理钥匙或者他们可能同弥尔顿一样伟大，就像一百年前艾略特形容的那样，今天照样正在影响一大帮“蹩脚诗人”。
《很久以来》第二章“北京，2008年的大雪”，作者作为“叙述人”第一次在文本内部“分身”，从刚刚开始的情节中间切入，说明性地折回到产生写作这部作品的念头之前，耿耿于怀地插叙了“故事中的作家”身不由己在北京经历两次质量低劣的国际性文学交流——2006年主办方是德国一家著名读书俱乐部，“一向不喜欢在大庭广众朗读，不喜欢不断被重复提问，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南京作家”遭遇了两个虽愚蠢却认真的问题让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前一个问题“你在中国写作自由不自由？”来自对中国未必不了解的德国童话作家，后一个问题“你动不动就描写秦淮河边的妓女有意思吗，难道不庸俗吗？”来自对南京未必了解的中国美丽姑娘。2008年则又是被动性与东欧诗人们的交流，其中某位捷克诗人尖锐地指责“哈维尔既不是一个好作家，同时又是个政治动物”，而另一位“铿锵有力的糟糕普通话很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湖南诗人继续鼓吹诗歌应该占据金字塔顶尖的陈词滥调，尽管这位诗人早已成为发了财的有名书商，鱼翅熊掌兼得之后，不无得意地用“诗人可以人格分裂”与文学史上诗人经商屡屡得手的个案为这种人格分裂进行标榜性自我解嘲。
这四个问题各自将引向的所谓正确结论，或可能被意识到隐匿在问题背后的结论陷阱，统统是一目了然的，同时也是“坏”的，即只有“蹩脚诗人”才会醉心于这样黑白分明的真理与假装隐藏着的秘密；换句话说，自阿多诺声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之后，谁再鹦鹉学舌重复阿多诺这句话，“即便不是坏的”，起码也是十足愚蠢的——文学的逻辑就是如此。
故事是在南京，从“1941年3月30日”拉开帷幕的。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时间，现在则是一个被虚构的时间，欣慰和春兰在这一重叠时间里相遇了。小说家必须受制于真实历史，不得不表现出小心翼翼的态度；同时小说家必须动用他的自由想象权，两个女孩儿的初次见面安排在这一天看似情节巧合，宿命隐喻却也昭然若揭。依据资料档案，故事叙事人笨拙地提示这个历史真实日子的不同寻常之处——汪伪政府设定的“还都纪念日”恰逢一周年，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欣慰，这天是她的十二岁生日，而她之所以牢牢记住了这一天，只是由于欣慰遇到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春兰。这种看似无意的碰巧和对比，暗示了整部小说的“轻与重”将被刻意颠倒，现在让我们暂且先放下这一有待深入的话题。
《很久以来》前四章，有三章背景放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沦陷的南京以及上海，凡涉及乱世当年之地名景观、显赫人物、政府设置、宗教机构、楼价暴跌暴涨乃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在南京街头出现的着三种颜色警服的警察之奇观描述，小说家考据可谓细心谨慎，然而这并非小说家热衷于此。尽管《很久以来》多处提及汪精卫、陈公博与周佛海，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将周佛海扯进故事，不但成为欣慰父亲竺德霖留日其间的老相识、此后的顶头上司两者还过从甚密。小说家惯用的伎俩通常是，在细微末节处处留意，在紧要关头逸笔草草——故事叙述人回避对中日战争发表个人观点不是无缘无故的，有时候，故事叙事人也会虚与委蛇，在他认为有必要的地方不痛不痒地套用国家教科书观点，不仅因为小说家本人不愿意在此冒险，更关键的是：为他所关注的被大历史遗忘的诸小人物，既非抵抗者或出卖者，亦非横尸沙场的无名英雄或大屠杀蒙难者；而是那些继续生活在沦陷之都，渺小卑微、平庸琐屑、无力自保的被本国武装力量因抵抗失败而放弃的“城市非战斗人员以及他们的家眷们”。
可是溯流而上，小说进程直至终局，我们恍然发现，欣慰这个形象并不是从上述“历史小人物们”或“一场战争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家眷们”中遴选出来，类似别林斯基式的“这一个”。尾随着《很久以来》缓缓推进，时间将不可抗拒地慢慢走进另一场浩劫，欣慰的故事则令人惊奇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叶兆言在“后记”里泄露，“欣慰”这个文学形象起源于“1971年盛夏某一天”，年方十四的少年作者在饭桌旁听到了父母的谈话，他们“万分震动极度恐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熟悉的女人“真的会被枪毙”，她叫李香芝，一个真实地存在于历史档案中的女人。我们不能断定李香芝就是“竺欣慰”的原型——至于《很久以来》第九章“2011，南京，上海”，“故事中的作家”已将“李香芝”与“欣慰”并置于同一个“虚构/真实空间”，则不过是小说家擅用的双重障眼法，即不仅存心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同时这一露骨的用意又反过来加强了故事的虚构性，而只有被确认的虚构性所具有的说服力，才能达至小说家所需要的真实性。无论“虚构的欣慰”是否是“真实的李香芝”借尸还魂，这种引人入胜的对小说人物的“原型”与“本事”之追究偏好，现在尚不是我们将要重点讨论“真实”这个概念的动力。
《很久以来》的真实由两部分组成，一半是“出处的真实”，一半是“重新想象的真实”。那么，什么叫“出处的真实”？什么又叫“重新想象的真实”？司汤达曾经十分粗鄙地声称，“要以‘事实’取代‘好看’的情节”，甚至建议“文学应该停止模仿，直接去叙述和转述”，因为“已经过去、已经消失了的丰富性，不可能被重建了”。作为小说家的司汤达在说这个话时肯定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一，它是这样发生的；二，它在事实上是如何发生的；三，历史不可能让我们直接接近那个客观事实；四，意识形态和写作策略会决定小说家的选择，他的关注对象以及如何描述。按照这个顺序，《很久以来》的起源与形成就可以这样平行地建立以来：一，1971年盛夏，少年作者从父母那儿听到了李香芝被枪毙的消息，“听到这件事”构成了第一个确凿事实（它是这样发生的）；二，多年以后，作者通过传闻与档案资料了解了李香芝事件的部分内情，开始追溯“那件事”（它在事实上是如何发生的）；3，因“历史不可能让我们直接接近那个客观事实”，作者诉诸想象，萌生了虚构一部小说的念头；4，2008年之后，作者不满于“蹩脚诗人”和“知识分子精英”对类似历史题材的流行诠释，最后决定以他的“意识形态和写作策略”对这一必须“重新想象”的题材进行“选择”。
被不同的人陈述的事实不仅各不相同，且残缺不全，即便陈述人信誓旦旦保证其陈述完全真实确凿，亦未必一定可信。但与法庭证人证言的司法解释不同，小说是一个公然鼓励放肆虚构的语言领域。为了营造返回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历史场景的拟真氛围，也为了满足作者从档案中寻找隐秘乐趣的偏好，《很久以来》前几章诸多篇幅描写来自“有出处的真实”，亦即“旧闻史料”、“大事记”、“卷宗”或“机要密录”，或许这些颇费作者一番心思的历史考古学知识恰恰构成另一些不愿合作的读者最感乏味的段落——虚构文学的传统魅力在于，它与我们对历史和科学的理解不同，它不要求它所扬言的真实性需要我们过于认真地对待，虚构本身就具有不被认真对待的性质，我们甚至能够预见它得到的反应还包括否定性：不合作、质疑与误读。
不过谁又会质疑作为虚构作品的《很久以来》之史料引用不当、铺张、错讹乃至滥用呢？第三章“上海，南京，1941年12月8日”，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为题，几乎用了全部篇幅，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欣慰之父“竺德霖”的身世，只在这一章最后轻描淡写地叙述少年欣慰和春兰在上海一家旅馆白色搪瓷浴缸中一起洗澡，那个夜晚飞机在空中盘旋，防空警报呼啸，日军已进入公共租界，欣慰趴在窗台与正在楼下站岗的日本兵目光相对，春兰吓了一跳，欣慰却毫无惧色……作为愿意与《很久以来》的想象力合作的读者或许以为这部小说不过是“乱世佳人”的中国版，只是真正的乱世和劫难还在后头。由于我们已经事先获悉无辜的竺欣慰将蒙难于三十年之后一场国内浩劫的暴力机器绞杀，那么请在此轻描淡写的几行字面前稍作停留，“欣慰仍然没有丝毫惧色”，如霍兰德所言：“她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场景了。”
这个挥之不去的情境，就是前面所指的“重新想象的真实”。与其说故事讲述者倾心投入给《很久以来》的“新的想象力”非常有限，不如说故事讲述者对想象力的发挥非常节制，相对于民国历史资料引用所派生出来的“衍生想象”之风生水起、活色生香，《很久以来》那些男男女女的行动想象、欲望想象和情节想象，绝大部分都是俗套的、灰色的、匮乏的——尤其当他们集体进入到第五章之后。英国诗人布莱克偶尔也说粗话，当然不是在平常骂人的时候，“这破烂的记忆啊！”有一次布莱克这样形容不堪回首的某些往事，不知道他是悲愤还是反讽。“肉联厂的冬天”，第五章用这样一个粗俗的小标题究竟别有深意，还是信手拈来？灰色想象必有灰色的外在现实土壤，灰色生活和灰色人群必留“破烂的记忆”，及至灰色人群渐渐被推向红色生活，覆水难收，所有人不能幸免，所有人的记忆变成腥红的海洋，春兰梦见欣慰身穿红色羊毛外套“血淋淋艳丽”不再“黑白”。灰色时期主题是饮食男女，情节粗鄙语言露骨，细节是饥饿、虱子、猪油、狐臭、真刀真枪；红色时期的沉重幕布拉开，地点依然“肉联厂”，景观壮观、粗野而原始，“一个被圈起来的大棚，几个大缸，满地鸭子，活的和死的，十几个女人一手拿刀，一手一只接一只捞身边的活鸭子，拎起来就是一刀，那些鸭子无处可躲，挨了一刀有的立刻毙命，有的躺在地上挣扎，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只挨过刀的鸭子，颈子断了，居然耷拉着脑袋向欣慰走来，这情景让春兰不寒而栗。接下来是去看杀猪，杀猪已经完全机械化了……”此流水线屠杀场景不仅属于叶兆言的“肉联厂”，也属于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墙》。爱德蒙格·弗洛伊德说：“无论整个人类还是个人，过去的一切都不会遗忘，它将以变形的方式反复出现在我们的心中。”华兹华斯有一句诗，“这一事件给我无尽的悲伤”，然后他自己意味深长地反讽道：“我带着陈腐的道德进行反思”！
《很久以来》没有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对文革的反思”，很遗憾，这个似乎刻意安排在《第七章》“欣慰之死”中的“奥威尔一页”立即被翻了过去，故事讲述者显然不愿意在此停留。《很久以来》不以思考尖锐见长，反以重申妇孺皆知的街谈巷议和长辈的陈腐教诲引人瞩目。无论隐身故事之内的讲述者，还是跑到故事之外现身说法的作者本人，都反复为一种“活着就好”的求生哲学辩护，同时为文革浩劫中罄竹难书的鸿毛之死感到“无尽的悲哀”，不值得啊！“很多事千万不能太当真”、“天大的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死了也就死了，基本上是白死”这一类句型的“毋庸置疑之常识”在《很久以来》中不绝于耳，可能就是有感于唯大枭雄死了才会被后世热衷“会当临绝顶”的墨客骚人树碑立传并赞颂为“重于泰山”，鸿毛固然永远是鸿毛，但鸿毛再轻也固然是生命。
时过境迁，回溯腥风血雨的文革历史现场，回忆起一个一个渺小生命被翦除被扼杀，发出这样的事后感慨难道仅仅是出于无奈与自我抚慰吗？渺小者的想象替代不了伟大者的想象，渺小者善良的个人愿望也改变不了伟大者无情的历史判断。作者说“文革的最大特点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例子当然有；不过这个概括性描述反过来可能更成立，即文革的另一个致命特点恰恰是“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直到酿成“人命关天”乃至“惊天动地”的大祸，政治肉联厂的屠宰流水线一旦开动，无论天下大事还是区区小事，绝不是当年任何人想过去就能过去的——但是这个几乎没有争议的描述，并不能改变、也没有改变今天渺小者与伟大者各自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渺小者们的命运依然被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伟大者们继续决定着。只要渺小与伟大在正义的天平上分量仍不相等，只要轻与重在美学的天平上分量仍不相等，只要权力者与无权者的现实状况没有丝毫改变，我们就拒绝简单地将《很久以来》的此类议论看作是一种妇孺之见，而宁愿看作是一种“含混表达”，如果还不是“反讽”的话。赫勒指出，“含混从未被认为是一种力量，而在卡夫卡那儿偏偏如此。”含混的力量！如果“含混”在卡夫卡那儿表现为自甘失败，意味着“一切障碍粉碎了我”，那么在叶兆言这里“含混”则表现为承认陈腐，意味着“想不开也就想开了”。
“想不开也就想开了”就这样不可抗拒地成了欣慰与春兰下半生唯一可以选择的人生哲学，肉联厂的暴力美学替代了六朝古都的颓废美学，后来者居上，杀气腾腾的闾逵替代了眉清目秀的花花公子卞明德，替代了英俊黝黑的抗大干部罗福庠，粗鄙战胜了文雅，本能压倒了爱情——爱情即盲目，人类社会男男女女反复无常，品味犹存的欣慰偶然选择了卞明德，仰慕成熟的春兰偶然选择了罗福庠；好景不长，婚姻即计算，肉联厂生存铁律不可抗拒，最终粗鄙野蛮的闾逵先后成为这两个女人的丈夫——这难道又是《很久以来》为我们勾画的关于在极端年代发生于芸芸众生间的男欢女爱曲线图？沿着一条挫败、隐忍、坠落、凋零的下滑路线，“想不开也就想开了”是否就是“不接受也要接受”的宿命训示？由此看来《很久以来》几乎是绝望的，尽管它不断絮絮叨叨地用诸如此类的警世通言安抚我们，《警世通言》的道德训示或许早已陈腐不堪，《警世通言》中的人物却一直在故事里呼吸，只要我们再次将之打开。《很久以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含混而且陈腐地说破了一个秘密——世界依然是陈腐的，新鲜的理论说辞改变不了陈腐的世界，而描写人类渺小悲剧的虚构小说，用庞德的话比喻，不过是“从一个陈腐形式到下一个陈腐形式之间呼出的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