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学术界也开始重视文学创作中的城市书写现象，学者们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甚至有学者雄心勃勃地要写一部《城市文学史》③。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提出了不少有新意、有价值的观点。“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城市创作思潮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界对“城市文学”的提法一直存在着争议。1983年学界在北戴河召开了首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北戴河笔会”提出了“城市文学”的概念，并认为凡是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意识的作品，都可以叫做“城市文学”④。“北戴河笔会”之后山西太原创办了《城市文学》刊物（1984年），专门发表以城市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1988年《城市文学》开设了专栏，邀请一些知名学者探讨“城市文学”的概念，编辑在第一期上特地加了编者“按语”：
从本期开始，我们开辟了“城市文学论坛”栏目。本刊以城市文学命名，除发表大量反映城市人生态和心态的文学作品外，尤为重视对“城市文学”这一概念外延和内涵的理论建构。
张炯在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城市文学”漫论》的文章，“漫论”对北戴河上的“城市意识”发表了不同观点。张炯认为有“城市意识”并不一定是“城市文学”：“有的同志主张‘城市文学’必须有‘城市意识’。我是存疑的。诚然，写城市而又有城市意识，那固然是‘城市文学’。但倘若以‘城市意识’去描写乡村的生活，那能叫‘城市文学’吗？”另一篇署名龙一的文章《“城市文学”概念质疑》（1988年）则指出“城市文学”概念的提法并不合理，他认为“城市文学”是写“城市人的文学”，所以，用“城市人”比用“城市文学”的概念更加合理。其他文学刊物例如《广州文艺》、《上海文学》和《特区文学》也都注意到了文学与城市之间关系日益密切这一文学史现象。1986年张列奥在《广州文艺》上发表文章《文学的呼唤：现代都市意识》，批评王安忆和孔捷生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却一头扎进了“小鲍庄”和“大莽林”，而不以作家所熟悉的城市为文学对象，张列奥呼吁他们回到城市生活中，写出具有现代都市意识的文学作品。同年《天津文学》发表了雷达的《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在这篇文章里雷达提出了“城市文学”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关于城市人的生态和心态，关于‘城市文学’，已经历史地被提到文学界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一系列新的未知领域、复杂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摊开在我们面前。谁都能够预感到这些问题对于当代文学发展前途的非凡意义。如果说，我们以往文学的重心是放在农村（我们总是立足于农村社会的旋转来观察和把握整个社会的旋转），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文学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去观照整个社会的变化，就绝不是无稽之谈和虚幻的假设。”这篇文章对文学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文学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承认了它的“未来价值”。但从雷达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1980年代的研究界对于“文学转型”还是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人认为文学转型是“无稽之谈”和“虚幻的假设”。且绝大部分研究者依然仅仅把城市看作是一种人物、故事和情节的背景材料，并不将城市自身视为对象，研究者对“城市文学”的理解并不深刻，以为描写了城市中的某些人群就成了“城市文学”。20世纪80年代对城市创作现象研究最深入细致的是吴亮，他很早就开始对文学作品中有关商场的空间、物品、顾客以及服装的描绘作了“本雅明式的解读”，认为随着社会转型“艺术和日常实用的相互渗透，以往生活范型的失去光彩以及起而代之的生活新范型、新组合……”（吴亮：《文学与消费》，《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但多数人认为“文学重心将转移到城市”是不切实际的说法。
19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迅速发展，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描绘城市。这个时候学术界对这种城市创作思潮高度重视起来。“城市文学”概念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基本上没有人再怀疑。李洁非、陈晓明、蒋述卓等学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对城市创作思潮作了更为系统、全面的分析，提出从“物化”、“欲望化”视角切入作品的研究方法。
1． 物化
李洁非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城市创作思潮的学者中，是一位较有理论体系的学者。他从现代性视角切入，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了“新时期”以来城市转化为“文学场”的过程。他以马克思、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物化理论作为基本的思想出发点，较早地研究了城市作品中的“物化”现象，并试图以“物化”为基点解读所有涉及城市题材的作品。他援引了马尔库塞对物化⑤的解释，认为1980年代末以后的文学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物化时代”：“首先，文学写作的目的不再是文学本身，文学已不是文学事业的对象，而致富、货币成了文学的目的和对象，文学已经商业化了；其次，从事文学事业的人亦即这个领域里的劳动者们，大多数并不因为其劳动而感到快乐和充实，他们在其间所获得的是虚假的或者残缺的自我认识，文学没有满足他们对人性、生存的愿望与价值，少数人——亦即那些通过文学实现了物质私欲的人——虽然是快乐和充实的，但这不是对文学的愉悦，而是对文学的功用的愉悦。”（李洁非：《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文学中，由于劳动对象的丧失和劳动者本身遭遇外化，整个“文学场”都呈现了物化现象。他仔细考察了邱华栋、棉棉和卫慧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题材的作品，然后把他们小说中所表现的一切都归纳到他的“物化”理论中，他认为卫慧等人的小说表现出过度的追求商品和物质，最终导致一切关系都归结为物和商品的关系，物化使得一切的交换都成为可能，“在真正的城市文学中，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对于城市来说，物化力量是君临其一的唯一权威，物化力量解释了城市中的一切——政治、性、冒险、剥夺、幻想、堕落和贫穷。”（李洁非：《城市像框》）
2． 欲望化
陈晓明则是从“欲望化”的叙事视角解读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小说创作现象的代表人物。欲望是从主体出发，欲望成了人的本能，主体无限制的欲望控制了文本世界以至所有人物都呈现出了追求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原则”，文本中的世界都是主体欲望的投射，当然主体的欲望与城市化所带来的丰富的商品和物质世界密切关联。1990年代以后丰富的商品和物质世界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使得人们对经济、身体和权力的欲望大为增强，陈晓明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压抑欲望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某种渴望和想像的唤起。这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依赖文学的根本原因。在平静自足的社会中，文学无须再扮演号角和鼓手的角色，它的主要功能是给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个宣泄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欲望表达’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正是因为文化的整合功能不再起决定作用，在多元分离的空档，各种压抑不住的欲望就以不同的方式涌溢而出。”（陈晓明：《移动的边界》）在陈晓明看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的政治意识开始弱化，“政治化文学”变成了“欲望化文学”，文学渐渐成了释放个体欲望的一种艺术，而最明显的体现是“**主题”的作品数量增多。
20世纪90年代研究界对于城市题材作品，谈得最多的就是“物化”和“欲望化”，但是，很多研究者只要一提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小说就谈“物化”和“欲望化”，未免太简而化之了，已有学者对这种把一切都归为“物化”和“欲望化”的解读模式很不满意，蒋述卓指出：“现在的大量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的阶段，理论建构不多。比如对于以‘新生代’为代表的1990年代的城市文学，人们似乎在‘欲望’二字之外，难以再说出更为深刻的东西。”（蒋述卓、王斌：《论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欲望”之外，难道真的说不出更为深刻的东西？
其实不然，城市创作思潮的现象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不同时期的创作现象有较大差异，而且不同地域的文化也有很大不同，就是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也会有很大差异。“物化”和“欲望化”的观念视城市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空间背景，而没有注意城市与作者之间的叙述关系。实际上“新时期”以来作家、人物和城市之间构成了一种互动的“文化想像”关系，“城市”在这种互动变化的文化想像中被塑造出来，它不但是一个背景，或者客体也是一个主体，例如须兰的《光明》（1998年）中有一段话：“现在的拉萨是一个女子的城市。”拉萨只是个城市，本来没有性别意识，但是创作主体把它对象化了。
要真正认识“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描写“城市”的创作现象，就必须重新认识作家笔下的城市，重新认识“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本文提出从“想像”角度切入“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不仅因为想像城市是实际情况——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越来越有意识地将城市对象化；而且以想像为视角就把创作主体、人物和城市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小说”与“城市”在创作主体的意识中构成了互动互生的想像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