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文学”中，与“物”、“恋物”、“物欲”紧密相关的另一个主题便是“爱”、“情感”和“爱欲”。丁玲早期小说中那些徘徊彷徨于城市中的modern girl，她们的苦闷不是因为物的匮乏而是源于爱的缺失。且不说“新感觉派”、“海派”的城市书写离不开“情”字，即便是左翼作家，首创的也是“革命+恋爱”的模式。“革命+恋爱”将“五四”恋爱和个性的主题转变为革命和政治的主题，反映出1930年代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转型。在这个语境中，茅盾和巴金的创作也都是以爱情故事表达革命主题的集大成者。在《蚀》、《虹》、《家》这些文本中，读者读到的不仅仅是青年人情爱的挫折和不幸、青年人追求自由爱情的激情和勇气，还有对旧的社会秩序的控诉和反抗。爱情故事与革命主题的结合在当时不仅起到了鼓励青年参加革命的宣传作用，而且赋予了城市书写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激情壮阔的审美力度。
但是，由于情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碰撞，它必然无法回避对性、身体、欲望这一人类自然属性的表达，这与革命对文学的理想诉求并不一致，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涉及到城市生活的文学书写中，作家对“情”和“爱”的处理颇费周折。杨沫虽然反复强调《青春之歌》的主题是“一个普通的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强而可信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过程，不断重申的是知识分子只有跟党走才有出路的观点，文本中也多次将爱人与党直接对应起来，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故事与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叙述融合在一起，但是，由于她是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角度传达知识分子对政党的深厚感情，是借助个人的情感生活书写知识分子的成长，因而小说一出版，即被视为带有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欧阳山在《三家巷》中直截了当地用大量篇幅来处理爱情故事，用青年男女们在感情上的分分合合来对应20世纪上半叶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联合与分化，将爱情作为主人公们献身或是背离革命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动力。作家是希望以此来“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欧阳山：《欧阳山谈〈三家巷〉》），但批评界并不认可如此处理革命题材的合理性，反而围绕其思想倾向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在文学的任务不是反映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矛盾、体现时代全貌，而是表现阶级斗争、歌颂工农兵的1950年代，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当时不论认为这部作品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思想倾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批评家对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持一致的批评态度。
新中国成立初年关于城市的书写绝大多数与情爱无涉，直到“双百方针”执行期间，一些年轻的作家因为受到政策的鼓励，创作了一批以描写个体情感为主，体现爱情家庭生活的短篇小说，比如《小巷深处》、《红豆》、《爱情》、《西园草》、《寒夜的别离》等。这些故事尽管无法摆脱当时的时代“共名”，借爱情故事反映两种思想的斗争，视人物对感情和欲望的克制为美德，但它们的出现至少说明，当作家们开始关注身边的人物和故事，而不是下乡驻厂后再按某种教条规范进行书写时，对情感的描摹和表达将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城市书写中的言“情”传统，虽然这批文本很快被视为“毒草”遭禁。
“文革”结束，思想解禁，文学对个人情感世界的探讨是从言“情”却禁“欲”开始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所描绘的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是解禁伊始文学书写对情爱表达的初次尝试。那对彼此深爱对方的情侣，二十多年来单独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两人甚至连手都没有握过，却在精神世界里完完全全地占有了对方，爱情在此被视为追求思想解放和精神独立的旗帜。也许是由于“爱”被赋予过多的精神含义，所以它必须与“欲”相分离。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王安忆、莫言、铁凝等作家开始探讨“性”作为个体存在的物质力量的深度和广度，并逐渐建立起写性说欲的合理性，虽然他们笔下的故事背景并不局限于城市。1993年，贾平凹发表了他为自己住了二十多年的“城”所写的小说《废都》，在这部关于“城”的小说里，最触目惊心的是主人公与几个女人之间性活动的细致白描。叙述人在这些性描写中加入了强烈的主观情绪，将其表述为主人公摆脱当时精神困境和创作力枯竭的救命稻草，“性”在此基本置换了1980年代初期的“爱”，被直接赋予了精神拯救的伟大意义。
《废都》中直白露骨的性描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废都事件”。但是短短几年后，随着“个人化写作”席卷文坛，在林白的《子弹穿过苹果》、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朱文的《我爱美元》等文本序列中，“性作为叙事语码，似乎成了‘个人化’写作故事叙述的最后的停泊地和竞技场，欲望化叙事法则正以空前的无稽与活跃，生成着关于人的存在的表象描摹和经验传达”（林舟：《生命的追怀》）。但是，在“个人化写作”中，性并不仅仅是性本身，它被写作者视为一种“自我批判”，以此来彰显其文学观念和写作立场，它亦被女性主义者视为一种自我认同，以此来探讨女性的性别建构。不过，此类对于“性”的形而上的探讨转瞬即逝，在卫慧、棉棉等一批更年轻的写手那里，身体和欲望祛除了所有的理论光环，性终于成为性本身，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在世纪末的消费主义语境下，在文学成为消费品后，这些关于性与身体的书写成为刺激消费的最大卖点；虽然这类涉及身体的写作一直遭遇道德困境；但此类书写终究改写了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和想像。关于城市的书写也伴随着由弃绝物质转向崇尚物质的过程走上了由禁绝爱欲转向袒露爱欲的过程。
诚然，由新文学至今，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是丰富复杂的，提取这几个关键词，对其文学表达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并不能清楚全面地呈现出文学对城市的想像，如此叙述，只是为了表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话语制约下，“城市”在文学想像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在关于现代民族的宏大叙事中所承担的角色。就“革命”、“物质”、“爱欲”这三个关键词而言，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在当代的演进经历了由崇尚革命转向告别革命，弃绝物质转向迷恋物质，禁绝爱欲到袒露爱欲的过程。这一转变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同步的，因此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变迁，也呈现出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精神困境，而这恰恰是“城市文学”的价值所在。毕竟，只有当城市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人的命运的一部分时，它才能够进入文学的审美维度。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