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原本就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因此对于城市生活的书写离不开物质生活。无论是庸常的三餐一宿、衣食住行，还是带有娱乐消费性质的下馆子、逛百货公司、看电影、去跳舞场……这些都是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也因此成为城市书写的核心构成。于是，我们不难在《海上花列传》、《上海春秋》、《子夜》、《上海狐步舞》、《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这些不同时代、表达不同文艺观念的城市书写中看到关于物质生活的精细描述：青楼欢场中的宴客酬答、推牌赌九；百货公司里的逛街购物、互做小东；十里洋场上的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公寓弄堂里的糕饼小菜、精打细算……这样的物质生活或热闹喧嚣、或充实忙碌、或琐碎庸常，映照出城市生活的不同侧面和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生。如果20世纪的中国没有经历各种革命，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很可能延续这一脉络，更为精细地探索各种物质空间。然而，革命不断地发生着，不论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社运动和“文革”，无一不是在进行政治或经济革命的过程中实现着对日常生活的改造。人们的生活习惯、习俗礼仪、交往原则、情感模式、生活理想，尤其是对物质生活的态度随着一次次的革命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着，而文学书写则细致详细地记录着这些变动。
革命者对物质的腐蚀性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因而“将物质社会理想化为精神社会是其自觉的手段追求，而充分利用战争年代的非物质氛围来贬抑物质地位和作用则是其不自觉的手段追求。战争状态是一个物质损失和物质价值低迷都增大到极限的非正常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物质不仅不是人的存在的确证，反而是人的存在的障碍，战争年代的恋物等同于死亡。因而在战争状态中强调‘脱物质’性不仅不会引发反感，反而会激起人们反抗的热情、向往的冲动。……如此，革命者所组成的现代性队伍不是朝物质王国进军而是朝精神王国努力也就势所必然，物质及其制度充当全面的反革命角色也就理所当然”（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即便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在“革命”眼光的观照下，城市因为充满了物质诱惑，仍然是亟需改造的空间，对于城市生活的书写便是以弃绝“物质”为前提的。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于1950年1月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尝试书写城市生活经验的作品。那个敲锣打鼓、兴高采烈进入北京城的知识分子李克，想要唤醒多年前城市生活的记忆，好好享受一下城市生活的胜利果实，他想下馆子、抽纸烟、看电影、吃“冰其林”、跳舞，因为“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于他是那么熟悉。但这一切遭到了工农出身的妻子的严厉批评和强烈抵制，她仍然像在老区时一样，坚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生活作风。这篇小说最终以李克低头认错，决心改造自己收尾。《我们夫妇之间》既是一个知识分子被工农兵改造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城市生活经验被重新修订和改写的故事，“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妻子提出的问题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所在，小说给出的答案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书写城市生活的基本态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1962年首演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则更为直接地将对城市的改造视为一场特殊的战斗，是继承革命优秀传统与抵制资产阶级“香风”侵袭之间的斗争。自此，“霓虹灯”成为“城市生活”的隐喻，是需要“哨兵”时时保持警惕的。
随着“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中国社会迎来了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型，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开始，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城镇人口剧增，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大地上。1980年代以来，虽然抑制城市化进程的户籍制度始终存在，但自农村而城市、自小城镇而大城市的人口迁移从未停止，“城市”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符号，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物质空间、一个实现自身奋斗目标的精神家园出现了，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重新呈现出其物质性的一面。
王安忆被称为“海派”文学的传人（王德威语），自1980年代初期开始，“文革”时期的上海就成为她的书写对象。在她的小说文本中，无论“文革”怎样出场，那些关于“革命”的浓重色块都被稀释成了忧伤而琐细的日常景致：街头的高音喇叭、大字报和斑斑血迹融进了亭子间每日的小菜泡饭，精打细算。她在《长恨歌》中对王琦瑶日常生活细致而饱满的描述，足以让读者领略“文革”前上海弄堂里的旖旎风光；《六九届初中生》中那个希望别人注意自己，又害怕被别人注意，自己跟自己别扭着的雯雯，硬是把一个乱糟糟的年代变成自己青春成长的背景和影子；《流逝》中曾经的少奶奶欧阳端丽对生活的重新认识便是从买菜开始的，革命改变了她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却改变不了她日日都须应付而且马虎不得的一日三餐，也正是这些调动起她的智慧和精明、勇气和耐力，支撑起了她“做人的兴趣和精神”。在谈到上海的市民精神时，王安忆说：“那是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的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王安忆：《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王安忆说》）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王安忆才接通了“海派”描摹世情的传统，也重新赋予书写物质生活的合理性。
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仅仅满足于赋予“物质”以合理性。李洁非这样描述由外观到内里全都发生了蜕变的中国城市：“到处耸立起巨厦和长龙般钢筋水泥大桥、奢华的酒店、货架上堆满商品的超级市场、随处可见的巨型广告牌等等象征着繁华的城市文明的物体在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意识，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敢于公开以金钱为目的而勤奋工作……成功者出现了，弱者出现了，不平等出现了，巨大的活力与普遍的坠落一起出现了。这注定了将是一个被物欲驱使的疯狂而崭新的时代。它的疯狂如人们已看到的那样，丝毫不亚于二十年前那个被政治狂想所驱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以物的名义，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物便是这个时代的《圣经》，中国人终于能够不是在字面和想像上，而是在切身体验中去理解当年马克思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讲的‘异化’是怎样一回事。”（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
生活在广州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张欣通过她的文学书写诠释着李洁非所概括的物欲都市。中篇小说《掘金时代》一语道破了这个时代的“掘金”本质：掘金却被金吞噬。“文联”专业作家穆青放弃文学创作，决计下海“掘金”，但商海艰险，贪图小利而无商战经验的他很快就成了个受骗的傀儡，最后不得不承担起一家皮包公司欠下的债务；有着文学梦想的实干家穗珠倒是凭着自己的踏实苦干开起了药品公司，可是清白诚信的她也难免商海翻船，摊上假药摊上人命。在小说的结尾，穗珠面临将要倒闭的公司和被讨债人看守着的穆青，内心非常纠结：是把假药处理掉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转手？要不要跟人合作盗版书快速回笼资金救穆青同时也救自己？小说虽然收束于此，但故事并没有完结，张欣想要追问的是，当物欲侵蚀了人心中那片至纯至美的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诗情守望。张欣是1990年代非常活跃的女作家，她的《城市情人》、《岁月无敌》、《爱又如何》、《首席》、《你没有理由不疯》等文本序列着力描绘着迅速膨胀的繁华都市里的各色故事。在这个人人都能摇身变为嗜钱怪兽的“掘金时代”里，张欣记录着“掘金者”的发财梦和奋斗史，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掘金时代”最为生动的城市书写。如果说在张欣的城市书写中，对物质的追求和对精神的守望还构成一对颇令主人公们辗转纠结的内心挣扎，那么到了世纪末，充斥着歌厅、酒吧、精品廊、香烟、毒品、摇滚乐等现代都市纷乱意象的城市书写纷至沓来，城市终于将我们“改造”，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从弃绝物质的一个极端走向了迷恋物质的另一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