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满脸粉刺，粉刺多得好像全法国男人的粉刺都长到了他的脸上。因为米歇尔特别喜欢喝红酒，害得我后来一直惧怕红酒，认为喝红酒就会满脸乱长粉刺。米歇尔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留学生，主要研究源自江南的越剧艺术，业余时间在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兼任文化专员。
1980年代中国还属于第三世界，米歇尔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期间，就算抵了在法国应服的兵役。好像在中国领事馆从业就是受苦受难一样。法国外交部制定的这个政策，也太损了一点。当时我想，如果哪天老子当了外交部长，老子也把去法国当外交人员的人，算作在新疆准格尔盆地服过兵役了，回国后算部队转业人员，由当地武装部安排工作待遇高的工作岗位。
我问米歇尔，我们妩媚动听的越剧碍他什么事，何苦他千里迢迢地来研究“糟蹋”？米歇尔委屈地说是他的法国妈**着他研究的，他妈妈特别喜欢中国的越剧。母命不可违，米歇尔挤出一句蹩脚的中国成语。我说，错了，应该是父命不可违。
1980年代，全中国女孩在势利的父母的威逼和误导下，一个个都成了无耻的“媚西女孩”，目的只有一个：逃离中国，投奔西方。有一次，我在百乐门餐厅用餐，周围几桌宾客欢声笑语，吵得我们这一桌没法说话聊天。
一打听，原来是请客的主人的女儿终于嫁给了日本人，今天宴请亲朋好友和邻居们，一为了庆祝女儿终于如愿以偿地出国了，二是为了在亲朋好友面前显摆和炫耀。尽管邻居们都知道，她家的女儿其实嫁的是一个日本北海道的老农民，以后可能在北海道天天养猪，或起早摸黑地犁地耙地，但邻居们眼神里还是充满了艳羡。
同样，尽管米歇尔满脸长着令人恶心的粉刺，但身边像苍蝇一样，照样围满了企图嫁给他，然后跟着他去法国的“媚西女孩”。“媚西女孩”们一个个都美艳动人，随便挑出任何一个，都能超过法国女明星的姿色。
奇怪的是米歇尔好像并不喜欢中国美女，而是喜欢中国丑女。他常常带来的是一个丑得能让全中国人民感到丢脸的矮小女孩。那女孩五短身材，面容枯黄，眼睛小得像蚂蚁的眼睛，颧骨高耸凸出，只差一点就会穿出脸皮，露出白骨。那女孩你见上一面，心里会憋屈难受一年。
有一次，米歇尔没带那女孩来，我就问他，为何美女如云却偏偏喜欢这个丑女孩。米歇尔激动地涨红了满脸粉刺，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又不傻，找你们中国漂亮女人做老婆，完全是倒了八辈子霉。我们在法国，家里也是很穷的。娶了一个漂亮中国女人做老婆，回国后，遇见了我们富裕的、有钱的邻居，不出三个月，‘绿帽子’保证就戴到我们的头上了。丑一点的中国老婆，富裕的邻居看不上。漂亮的嘛，就在上海玩玩嘛算了，花瓶，不实用的。其实我们才不傻呢。”
说着，米歇尔还翘起兰花指，用越剧的韵味道了一声念白：家有丑妻是个宝！
那年，我发现东西方文化其实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深谙诸葛亮只娶丑妻的智慧过人之处。那天，我捉弄米歇尔，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我建议他抽空去郊外捅一个马蜂窝，马蜂被惹急了，肯定会乱蛰他脸上的粉刺。蛰完以后，他脸上的粉刺从此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米歇尔兴奋起来，但还是将信将疑。我补充道：“不骗你。这是我们中国中医的偏方，叫以毒攻毒。”
米歇尔还是将信将疑。
“《本草纲目》上有记载。”我说。
说归说，但我还是不忍心看到米歇尔“服完兵役”回法国时，满脸被马蜂蜇得没有了一点人的模样。
一个处女假装成新娘，此刻，捧着一对海青的瓷花瓶，在亲人的簇拥下，躬进面包车。她笑吟吟，穿着海色的旗袍，面包车海色，瓷花瓶上开屏的孔雀海色。她抱着一叠绸缎被子，在亲人的簇拥下，躬进面包车。绸缎海色，她的目光海面波澜，就将与一个男人在海面之下，掀起破贞仪式的惊涛骇浪。
就是此刻，伤害我心灵的是混沌开天以来，天空为什么也总是海蓝色的。海天一色是一种不要脸，海人一色是彻底放弃了脸。我们都放弃了脸。面包车喷着烟雾拐弯，处女的命运也拐弯了。拐上一条一样的道路。
我呢，嘴里充满火药的烈苦，脸像一张废弃的指南针，依依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