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会因怀孕而改变，然后一生定型。妻子就这样彻底变了样。本来不屑女红的她学打小毛衣，缝小棉袄，以至几个手指头被针尖扎出血来。又有整理一团团乱线的耐心，竟至成为乐趣，将一堆棉纱手套织成了小纱裤和小纱袜。她经常突然丢下手中的活儿，坐下来，双手搭在腹部——儿子正在她肚皮里施展拳脚。惊喜虽然转瞬即逝，却是她时刻期待的。我问她为什么总是要护着肚子，她说怕儿子不小心捅穿肚皮，其实，是要慰劳一下她的十个手指。
每一位母亲所做的绝不比圣母少。儿子在吮吸奶汁时使尽全身力气，发出“嗯哼、嗯哼”的声响，引起邻床母亲的羡慕。挤掉多余的奶汁时，妻子的神气比拿破仑还傲慢。当颠簸劳顿使奶水逐日稀薄，奶头凑上去，儿子的头无情地甩动，饿哭了也不吸无味的奶汁。孩子的嫌弃使妻子伤心落泪，此时又是卖火柴小女孩那样的可怜，除了自责，没有责备。
儿子的出生，弥补了胚胎期、哺乳期母亲对我付出的空白。
我有过甩脑袋不喝奶水的情节吗？
母亲神秘地微笑着，不回答。
生不易，养尤难。我出生后患上百日咳，咳得命悬一线。母亲说，那辰光已将我扔到门角落里了。导致小时候捉迷藏宁愿钻床底也不躲进门角落，至今门角落依旧代表险恶。当留学西洋的小儿科大夫对母亲无奈地摇头时，她根本不相信一条命会不明不白地消失。四处求医，遍寻秘方，终于用马宝和猴枣两味中药救活我。三天三夜分娩的磨难，加上这一回神奇的挽救，母亲真的是战无不胜的母亲了。对我的钟爱是她对胜利果实的珍惜吧，我是她胸前的一枚奖章。
或许，新派知性的母亲由此相信秘方。她在被诊断患上子宫癌晚期，现代医学已经指靠不上时，怀着同样的对生命的坚信。她决不屈服命运的欺压，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当我将有毒的壁虎尾巴和蟾砂在瓦片上烤成灰，再灌进胶囊，望着母亲一脸冷峻的表情，顽强地吞服下去，觉得她是一位中了枪也挺立着的英雄。她的求生并非为了自身。服完药，我害怕她说而她经常说的话是：“姆妈死了，你们四个怎么办？我实在放心不下。”从来乐观从不牵愁惹恨的母亲，已被满腹的忧患充满，人脱了形骸，美丽被病魔摧毁，唯有深凹的眼窝依旧飘忽对生命的热望，证实她内心的倔强和希望。
几个月前，从上海做完放射性治疗回家，在后院枇杷树和黄杨树东边的晒场上，母亲端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让我们兄妹四人围着她绕膝而坐。与母亲分开有一段时日了，这一份温馨来得喜出望外。母亲瘦削白净，眉清目秀，露齿而笑，两个圆而大的酒涡储满爱意，她的手像阳光一样抚摸我们的脸蛋，看起来精神挺好。
母亲是上世纪40年代的知识妇女，出嫁那天惊艳一条街。婚礼在老宅举行，宅院坐落在窄窄的上塘街上，街的西侧明清大宅间歇出现，后门伸到纵向的巷子里；街的东侧房屋依河而立，家家码头入水，水波打着漩涡在桨声中流泻。塘街的明清风情持续至上世纪90年代初。老街难被世事惊扰，却被母亲的嫁事惊动过。全都以为是上海下来的摩登女性，而不知道她是从学校讲台来到这条街上的。五六年前，一位当年待字闺中的街坊（我的岳母）绘声绘色给我描绘当时景象，她说进门时噼里啪啦鞭炮声响起，落在你娘婚纱上的纸花也是好看的。岳母偏说母亲是上海人，我说不是不相信，而是在很久以前，我已经告诉她不是了。
阳光下，四个儿女与母亲快乐地交谈，撒娇，说着让她开心的话，真心以为母亲就此好起来。假象是人心中不是最好就是最坏的玩意，人类永远不能拒绝它。没想到晒场上的绕膝而坐竟是最后的温馨，母亲此后不曾离开过病床。她力主搬回老宅住就不是好兆头，想必是母亲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特地安排了绕膝而坐。她利用笑容和化妆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她最后向这个世界索要的仅仅是借满天阳光和儿女们坐在一起，而儿女们为她奉献的也就只有这一次绕膝而坐。人的轻浮是乱用伟大，人类中除了母亲没有人扛得起伟大的分量。
绕膝而坐的那块地是一块圣地。这块圣地现在压在一栋大楼的地基下，每次回无锡从楼前走过，我听得见它的喊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