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一度热到难以忍受。房间像一个蒸笼。特别是下午，太阳从窗口照进来，热浪灼得皮肤发烫。她的额头上已经长满了痱子，我把她的指甲剪掉，防止她抓痒挠头，但额头还是给抓破了，显出一道道红印。
我说：“你回家呆一阵吧。在这里会热出病来的。”
“你怎么办呢？”她举棋不定。
“我的生命力强大着呢。管好你自己，我就松了一口气。”
她家并不远，穿越城区，再转一趟车就可以到。
“那我回去住几天就回来，给你带东西吃。”
于是房间里只剩了我一个人。头两天，我发现自己感到很惬意，尽管佩佩呆在房间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自己有什么不适，但事实是在她走后，房间变得开阔多了，似乎连气温也降低了好几度。热天写东西不合适，但看书还是没问题。我重读了一批经典作品，长时间沉浸在大师们的想像世界里，满脑子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一天到晚都处在兴奋状态。
有时候回头看到角落里那台小电视，心就不免沉了下去。电话里，她问我是不是热坏了，语气满是怜爱。得到否定答复之后，她又似乎有点失望。她希望听到我说些想念她的话，希望在她离开的日子里，我过得稍微落魄一点。但我不得不承认，事实正好是相反的。
几天后，她的电话也越来越少了。
她在家呆了二十来天，九月底，最热的天气也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她才回到房间里。
她说：“我不在这里，看样子你过得还好一些。”我笑一笑，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决定去工作了。我表哥给我找了个培训学校的事做，这几天就去上班。”
我说很好，去试一试，喜欢就做下去。
“我跟我家里人说了你的事情，他们都不同意。”她终于说出了重点，“他们什么都不能够理解，我说什么都没用。”
“他们认为我没钱，也没前途，是吗？”
“是的。而且他们认为你人品有问题。这很荒谬。在他们眼里，不去工作就是人品问题。”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感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
她说话的样子很严肃，甚至有点像演戏，不像她自己。那腔调，那俗里俗气的措辞，也不是她自己的，我想，它们肯定一半来自她的家庭教育，一半来自电视的教育。第一次，我对她起了反感。或者说，我对她表现出的这一面感到难以接受。
我说：“我也不希望有一群不理解自己的亲戚，并且还要强迫自己按照他们期望的样子去生活。”
“你的意思是我们就散了，是吧？”
“我没有这样说。我针对的是你的家人。”
“但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不仅是我的家人，谁都会这样想不是吗？我觉得你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悲观了，把人也看得太悲观了。跟你在一起我感到很压抑你知道吗？我们要想好好活着，就必须去适应一些东西，你也要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身边的朋友和亲人，而不是要所有的东西来适应你。你想当艺术家，当作家，没有错，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也不能太自私了，至少我不愿意做一个什么伟大艺术家背后牺牲掉的女人，我也不愿意每天跟什么艺术和思想打交道，我只想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这是她第一次说出她的真实想法。以前和我在一起，她总是听我滔滔不绝讲故事，讲人生，点点头，很少发表议论。我没有说过我要当艺术家，可能这是她的猜测。我只说，我想靠写东西养家，不愿意去上班，因为我很难和别人相处。如果她早一点表示出这些想法，也许事情会以更好的方式结束。当然，这些话只是她想法的一部分，粗浅的部分，而更微妙的那部分则在愤怒中消失了。
她说完之后，等了一会儿，看我没有任何反应，才开始收拾东西离去。她的东西太多，我送她到公交车站。她流着眼泪，愤恨的眼泪，而我却感到平静，甚至有一种得到解脱的轻松。我对这种感觉略微有一丝内疚。
“老头子，你回去吧。”她上车后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到鼻子酸酸的。
我把电视机送给了房东，她有一点惊讶，但没有问什么。佩佩留在房间里的护肤水、鞋子和小件物品，连同她贴在墙上的照片、海报和素描草稿，我都用箱子装好，放在床底下。房间里什么痕迹都不留，仿佛她从未来过，更不曾在这里住过八个月。她来过几次电话，语气柔和，如果我愿意，也可以理解成依依不舍。多次遭到冷遇后，她终于擦干眼泪，找到了足够的决心告别过去。梦里，我常常见到她哭得满脸是泪，想安慰她，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喉咙也无法出声。醒来坐在床上，发现自己也湿了眼睛。我对自己说：只能这样，别无选择。
适应她的离开，花去另外的八个月，甚至更久。一个人看书写作，当然更自在，但总有重返现实生活的时候。小巷散步，没有人挽着你的胳膊了，也不会有人对一朵小小的野菊花眉开眼笑；房东和侍弄花草的老头在楼上看着我，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同情和疑惑；房间的某一个角落里总是显得格外冷清，猛一回头，再没有人穿着卡通睡衣冲你无辜地眨眼睛。
我重新拾起摄影的爱好，黄昏的时候背上那套老设备，穿过祠堂，走到菜地或河堤，拍几张落日，拍几个路边的老人，再拍两张夜景。有时候一张照片会让人突然陷入深不见底的遐思，我想，那一定是记忆深处的某个片段被触动了。
我开始吃素，偶尔吃个鸡蛋。每天早上把蔬菜、豆腐和玉米煮成一锅，用植物油炸些盐辣椒或萝卜皮，这就是一天的饭菜。我有时候一个星期不说一句话。买菜的时候用手指一指，轻易不出声，好像生怕被自己的声音吓到。我很享受自己和这个世界互相遗忘的过程。
佩佩的形象慢慢变得模糊、动人，最终定格，只留下一个笑容，一个小小的身影：缩在墙角看电视，或者盘腿坐在床上，双手捧着那本硕大无比的《战争与和平》。偶尔，在即将入睡的某一瞬间，也会听到她的声音，模模糊糊的，但真切，格外动听。
她的出现和离开都变得没有由来，像一个无序的梦。遗忘的过程神秘而令人心酸。我们肆意篡改流逝的时光，像修护一座远古神像，越是雕琢，越是偏离最初的情形，而所谓的真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不复存在了，你最后得到的，往往只剩一个幻影。
我有时也会想，和佩佩的那段感情，是否可以称之为爱情。多么庸俗的字眼：爱情。自称拥有爱情或向往爱情的人是不是都爱看电视？是不是都急切地希望将梦想兑换成囚笼里的现实？
我更愿意使用“温情”这个词。
我对佩佩的温情至今未能重现。她离开后半年左右，我和一个以前的大学女同学在网上联系上了，没过多久，她就出现在我的房间里，期待我向她真情表白，尽管她有一个男朋友。
这个叫芬芬的女孩对我说：“你缩在这种小地方是不是想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你不认识别人，别人也不认识你，还真是挺方便。”
芬芬长相稚气，但内心老练。不知为什么，我对女人的这种老练有本能的反感。这种反感也许是相互的。两次见面过后，我们没有再联系。
我坐车去市里，几次无功而返：原先那个小小的社交圈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毕业几年后，朋友们一个个都在养家糊口，艰难为生，看样子过得比我还要卑微。没有人喜欢凑在一起互相品尝失败。他们，或者我们，再不能像大学时代那样装愤青、装思想者了，我们没有兴趣再批评劳什子政治，面对日益黯淡的未来，谈什么都显得矫情，除了谈生意。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看高楼如潮，车流如水，常常会有身在马戏团的错觉。我借此知道我和这个世界还远未达成和解。
如我所愿，日子像是静止的，一成不变。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没有故事，没有波折。甚至连读书的兴致也几近消失，我喜欢的是彻头彻尾的虚无，而写书的人们之所以在写书，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希望可供贩卖。我怀念起那些自杀的诗人。也许上帝把人造得如此不完美，就是为了让我们对生命少一些留恋，勇敢面对无法回避的死亡。芬芬曾经问过我：“你一个人呆在你的什么精神世界里，又闷又苦，整天一副忧郁的样子，为什么不扔下这些东西，去拥抱外面的世界呢？”我说：“是这样的，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很丑陋，但我并不愿意把眼睛刺瞎。”芬芬摇着脑袋，表示不解，或者不屑。
我的情绪开始有些难以捉摸。楼下一个本地人，四十多岁，每天笑嘻嘻的，我几乎很想杀死他。佩佩走后，他养了条狗，但从来不喂食。有一次我看见小狗饿昏在走道里，一时不忍，端了些东西给它吃。结果这条狗每天都在我的房门口晃荡。我没有办法，养了它大半年，去河边照相，或者去菜市场买菜，它就摇摇晃晃跟在后面，或者走在前头带路。然而，有一天那个中年人把狗装进麻袋，用锄头砸死了，狗肉挂在门口，一块一块卖给邻居。很快这个屠夫又买了一只小狗，再次将它饿昏。
问题是：我该怎么办？是的，这不关我的事。这个可耻的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可耻的事情都与我无关，这就是我的梦想。那个笑嘻嘻的屠夫，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客，那群假装无辜的愚民，那部血淋淋的人类史，都与我无关。我不想浪费廉价的同情心。
结果呢？我毫无办法，仍然把小狗抱回房间里，给它喂了晚饭。它望着我，发出信任的、感激的呜咽。我很想去找那个中年人，对他说：“我给你付狗的伙食费，你自己养自己杀，别把我扯进来，怎么样？”他当然会点点头收下你的钱，然后继续把狗饿昏在走道里。
你还在试图寻求对话？那可真是个笑话。那个屠夫，满嘴油光，笑嘻嘻的，向这个世界诠释着幸福生活的真谛。
最后那年冬天，拆迁的横幅挂在巷口，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等着分钱过好日子。巷子里一下热闹起来。新开了好几家麻将馆，夜宵摊子也摆到了马路上。我楼下开阔一点的地方，不时有吵闹声。房东记得我是写东西的，带了一些当地人来找我写材料，说是要向上面告发村委贪污腐败。我干了两次，后来就拒绝了。那个贪了两百万的村长，还有那个整天赌钱的乡人大主席，跟我毫无关系。我很清楚，告倒他们，换了别人，还会是老样子。这种人前仆后继，古往今来，生生不息，像老鼠和蚂蚁，我不愿为了他们而愤怒。我不去工作，缩在这座孤岛上，与所有人保持距离，不就是为了蔑视这些生物吗？
如今，我寂寞的岛国再度沦陷。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候。
十二月底，种花草的老头过世了，老远就能听见那边传来的哀乐，可怜的是那些花花草草，以后要孤苦伶仃自生自灭了。我已经收拾好行李，不用等到目睹一个荒芜的小巷春天。一切不出所料，我在这里写作的几年，如一次叛逃，一场冒险，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我的处境一如往昔。反而是在这么些年的孤岛生活之后，外面的世界对我越来越不友好。
没有理由再呆下去。但我在拖延离开的日期。这个冬天不够寒冷，萧索如晚秋，迟迟没有下雪，世界显得格外绝望、丑陋，像没有化妆的老女人。然后，某一个下午，像是来完成一个故事的结局一样，佩佩出现在故事开始的地方，敲了敲我的房门。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她的样子变了：略带金黄的披肩卷发，取代了原先长长的马尾；穿一件米黄色风衣，黑色高筒皮靴，成熟稳重了很多；妆也化得过于浓重了。
但是，就在一瞬间，从她身上陌生的香水味中间，我还是辨别出了她从前那股气味。这股气味是她身份的唯一证明，使得远去的三年时光恍如一夜，她的出现也因之变得平常而自然。她环顾四周，说：“我只是随便过来看看，看你还在不在这里。”
我说：“欢迎故地重游。”
她踱到窗口看了看，然后坐在床上，继续打量房间。床单还是当年她自己买的，上面印了很多米老鼠。这是她留在房间里唯一的痕迹了，看样子，她并没有发现。
她不知道，她的形象与这个没有家具的房间已经显得不太协调。为什么她喜欢这种成熟的打扮？穿上这样上档次的衣服，她已经找到自信了吗？为什么她的眼角会有那么多鱼尾纹？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她喜欢翘二郎腿？为什么她的声音并不如我记忆中那么动听？
是我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我想。
“我正打算搬走。”我说。
“去哪里？”
“重返人类社会。”
“你会适应的。你会过得很好。慢慢来。”她像是在安慰我。
“谢谢。”
一阵僵硬的沉默。
“你知道吗？”她说，“这几年我脑子里想起在这里过的那些日子，就觉得不像是真的。好像做梦一样。我不知道我怀念这里什么东西。所以我过来看看。”
“你失望了吗？”
“不知道。”
又是沉默。
“你结婚了吗？”我问。
“下个月办酒席，证已经扯了。”
“哦。恭喜。”
“你呢，有女朋友了吗？”
我摇摇头。
从前我们之间话就不多，此刻更加无法填满这看似熟悉的寂静。说什么呢？说她的未婚夫？说她的工作？柴米油盐只会加剧我们的陌生，寒暄客套也只会破坏氛围。她脸上带着类似演戏的表情，带着与内心无关的微笑，似乎想表示她依然对这沉默感到很熟悉，就像从前一样，但事实是她没有掩饰住焦虑。
我想，她没有找到此前怀念过的东西。
她站起身，说：“我要走了。”
下了点毛毛雨。我送她到巷口。小巷里飘着白色的道符，哀乐阵阵，长满常春藤的老墙后面，人群嘈杂。她没有问起死去的是谁。也许她会想：反正我们从来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
天气终于开始有些寒意，像以前的冬天早晨。那时，我送她去上班，两个人在寒风中瑟缩着，做出种种鬼脸，在巷子里一路小跑，看谁能坚持一口气唱完两只老虎。她跑不动，老拖住我的胳膊，笑得喘不过气来：“一只没有嘴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
我仍旧送她到公交站。
“老头子，你回去吧。”她淡淡地说。
往回走时，我回过头冲她微笑，可她没有发觉。她站在写着“白竹巷”的站牌处停了一小会，然后转身走到路边，钻进一辆红色的大众车，款款离去。
我想，多么没有新意的结局啊。然而，我生命中的任何一段时光，一次离别，从来只是这般平淡无奇。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