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之后，无处可去，我情急之下搬到了这里。白竹巷。陌生的郊区，逼仄的巷子。房间在三楼，二十平米大小。房租只要两千一年，后来才涨到三千。站到阳台上可以远眺市区的繁华，而从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又可以看到一片树林的恬静。
当时住进来，是看中了价钱，后来渐渐喜欢上这里，就一直没舍得搬走。才住进来那两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我将几块床板并排铺在两条高脚凳上，就做成了一张大号书桌。此外再无家具。地上堆满书刊杂物，看上去却不很凌乱，那是因为每一本书每一件日用品，都呆在特定位置上，服从一种神秘兮兮的摆放规律，这规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几年住下来，我对楼下的巷子有了感情。巷口那段，右手边的围墙上爬满常春藤，是从一个好养花草的老头家长过来的。我经常看见他在阳台上或者屋顶上侍弄花草，都是些极平常的植物，大白菜小蒜苗都有，长在精致的花盆里。他看上去七十多岁了，秃顶，驼背，颤巍巍的。每年春天，路过巷子的人会看到这个安详的老头：走走停停，不时隐没在花红叶绿之中。
巷子是残破了点，也过于拥挤。有小轿车抄近路穿过小巷，所有行人就都得钻到屋檐下。巷边有几间老房子，有些年月了，还是土夯的，从门口往里瞧，黑洞洞看不清什么，只觉一阵阴冷。下雨天走过巷子，发挥点想像，差不多可以走出江南古镇的味道。
住进小巷的第二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和我一起住在巷子里，每天晚饭前后出来散步。后来她说，和我在小巷的生活像一个童话。然而，相濡以童话，不如相忘于现实。
那时，我们刻意跟周围的邻居保持距离。我们几乎不认识彼此以外的任何人，就像活在孤岛上。路过小巷，种花的老头在阳台上冲我们微笑，我们并不回应；连经常去吃饭的那家小店，我们也对店主的热情漠然置之，生怕变成熟人。为什么？具体我们也说不清。生活像一张巨网，就当时而言，我们的目的，就是阻止这张巨网将我们彻底笼罩。
当然，这样做也有不好的地方。
比如，我们散步的时候，如果有人投来过分关注的目光，我们就会感到不自在。特别是房东，常常藏在二楼窗口的阴影里，盯着我们看，一双眼睛若隐若现，盯得我们心里直发毛。那几年，从始至终，这个四十岁左右的女房东都让我心生畏惧。佩佩说，房东的样子经常出现在她的恶梦里。
其实，我们在理智上都很清楚，房东只是个普通的小城妇女，样子也极平常，不过很少笑。丈夫每天在外面开小货车，她自己守着一栋楼，带两个孩子，除了买菜，几乎不怎么出门。可能因为她话不多，而且她的房间阴暗潮湿，窗口总是黑漆漆的，即使在晚上，那窗口的灯光也昏黄惨淡，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和佩佩对她来自黑暗中的注视感到不安。
这只是我们内心恐惧的一个缩影。我对佩佩说，它反映了我们的漂泊和不安。佩佩赞同我的说法。她皱着眉头，很严肃地说：“未来就像房东的眼神，平凡而又令人恐惧。”
就我而言，孤独其实更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我需要这种刻意经营的安静，它让我充盈。我喜欢一个人住在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小城，走在一条被全世界都遗忘的小巷子里，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不用说些可有可无的客套话，保证我幻想里的一点诗意不被破坏。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性格的一部分，甚至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如果我也算有职业的话。
佩佩倒是有过一个稳定的职业。她一开始在私立中学当美术教师。佩佩不认为自己的职业稳定，因为她没有编制。我不知道编制是什么东西，我对这类事情从来不关心。“没有编制的话，你就谁也得罪不起，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开除，要过低三下四的日子。”她说。她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六点半，最多七点，洗漱之后提着包下楼，穿过巷子，走一段很长的路去坐112路巴士，而我会在床上呆到九点多才起来。我觉得她一定过得很委屈，很辛苦。天特别冷的时候，我有时也跟她一起起床，把她送到站牌那里，只希望她心里暖和一点。她心疼我晚睡早起，又很高兴有人陪她去上班。
那时候，天还没全亮，巷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给她提着小包，走向车站，说些傻话逗她笑。她说想起小时候上幼儿园回家，他爸爸来接她，就给她提书包。我们在无人的小巷里赛跑、跳舞，或者举行拳击比赛，不用说，她总是得胜而去。临上车，我说：“好孩子乖，上课要听话，别叫学生欺负了。”
她说：“知道了，老头子，你回去吧。”
现在想来，那些寒冷冬天的早上，短短的一段路，倒有不少欢声笑语。
可下班回来，她常常心情很坏，忍不住向我抱怨：同事无缘无故给自己穿小鞋，家长动不动就告状，更可恶的是那一大堆组长和主任，天天甩脸色，好像谁都欠他们钱。她说过一百次再也不想去上班了，可是第二天一早还是默默地起床，按时去学校。
我恨那些让她难过的人。可是我无能为力。到哪里都一样，这个国家的小市民全都热衷于蝇营狗苟，每个人都致力于让别人过得不开心，好像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事业。我可以躲，可是佩佩却不能。
我劝她不要去上班了。她很惊讶。我说，你学美术的，可以靠卖画挣钱，或者开一个画室自己教学生，甚至干脆就当个画家。但她生性安静，不喜欢折腾，对这些建议不会感到兴奋。“我不懂艺术，”她说，“真的，你不要把我看成有艺术前途的人，我其实根本看不出毕加索和塞尚好在哪里。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想过普普通通的生活，所以只配去上班。”
我不好再说什么。但是我想，如果像这样在学校里呆一辈子，也迟早会出毛病。就拿那个什么主任来说吧，喜欢无缘无故找她麻烦，哪怕她只是穿了一件好看点的衣服，也会遭到训斥，理由是勾引学生。
又一次，佩佩差点哭了。学校要求她花一个星期出墙报迎接检查（没有任何酬劳），领导还没来，组长就开始对墙报指手画脚，说话很难听。“重新搞过，这样子太不上档次。”等她重新弄过之后，主任又说：“谁让你改的，越改越坏！”她说是组长让改的，结果组长马上找到她，说：“我什么时候让你这样改了？事情做不好，推卸责任倒是有一手，看来我还小看了你！”
听了这些，我没有作声。第二天下午，我去银行取出这几年存下的三万块钱，交给她，说：“你去辞职吧。你拿这点钱可以过个一年半载，慢慢找工作，不急。”
我向她描述未来的样子，让她宽心：买不起房子没有关系，我在乡下有一栋漂亮的楼房，我这号闲人，住在哪里都一样；我甚至很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实在不行，我愿意去写推理甚至武侠，多少也能挣点钱。至于她，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工作。
“没必要挣很多钱，能过日子就行。”我说。
她点点头，眼里满是向往：“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去你家呢？”
“因为我家里二老还很壮实。我们要等他们老了才回去，一来他们老了需要照顾，二来我们羽翼丰满一点了，少听点闲话。”
佩佩在县城郊区长大，知道什么叫闲话。
她的家庭条件不好，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大学，一个妹妹也上了重点高中。尽管她的相貌还算出众，但你能感觉到她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隐秘的自卑感。我觉得很奇怪。
这跟钱有关系吗？但她并不是那种认为钱无比重要的人。
据她说，她的自卑感跟穿衣服有关系。衣服是女孩子的第二层皮肤。她说。她从小时候起就没有漂亮衣服可穿，所以总是觉得比别人低一等。等工作了，就那点工资，还是买不起上档次的衣服。“你要去我们学校看看，那些教美术或者教音乐的女老师，一个个那才叫洋气，真是舍得穿，一条裤子就八百，哪像我，买双鞋子才几十块。”
“她们哪来的钱呢？”
“当然不是自己的。她们都找有钱人。”
“那你得向她们学习学习。”
“我觉得有钱人一般都很恶心。”
“为什么？”
“不知道。有钱人都心眼不正，我爸告诉我的。”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
“你爸还告诉你什么了？”
“我爸还告诉我，没钱的人没志气。”
“难为你爸了，眼里没个好人。”
“那是。其实我没把钱看得太要紧，要买的东西也不多，只要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就满足了，就跟你想买书是一样的道理。”
说实话，对衣服的重要性，我似懂非懂。我看到的问题还是钱。
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她终于狠下心来辞职。我替她拟了一封给校长的辞职信，信中写道：“尊敬的王校长：由于学校领导太多，素质都不高，架子又都不小，没事喜欢开会，开会喜欢放屁，放屁还兼顾拍马，结果领导们普遍劳累过度，神志不清，专以侮辱教师、学生的智商和人格为乐事，我辈不擅投机，又无钱送礼，愧对各级领导的辛勤栽培，内疚不堪，在贵校实在度日如年，特此申请离职，恳请批准云云。”
换了是我，我会跟校长当面说这些话。她看了只是笑，说：“拿了这个给校长，他会派人追杀我。”然后自己发了条客客气气的短信过去，却没有收到回复。从此不去上班了。学校一直没有任何回应，连从前的同事，也没有半点表示。
“我做人是不是太失败了？”她说。
“不失败怎么会跟我混到一起？”我回答她。
辞职以后，按照她事先设想的，每天上网看看招聘信息，投投简历，然后从我的书堆里抽出几本大砖头，没头没尾地乱翻一通。她订了像模像样的阅读计划，还虚心请我更正。看书的时候，她喜欢呆在床上，背靠枕头，盘腿而坐（我禁止她躺着看书），从来不做笔记，半小时之内必定睡着。
她有时逮住我看书写作的间隙，拿着书跑过来，问我一些问题：“这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说说故事背后的思想吧。”
那是夏天，天气已经很热，房间里没有空调，所以她经常穿着睡衣。我在那张用门板做成的大书桌上看书、写东西，回头看见她小小的身体缩在床上，头发扎得很高，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战争与和平》，像个天真的孩子。我心里隐隐有些心疼和怜惜：孩子需要一个更轻松和宽广的世界，而不是和我一起挤在这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听托尔斯泰诅咒人生。
她到底没有读完那些书。出去面试了几次，基本都通过了，平面设计、美术编辑之类，但据她描述，那些小公司总共也没几个人，工资低得可怜，工作性质也很死板，是个人都能做。我叫她不要去，再等等。
天气越来越热，她在房间里无事可做。每天我陪她用电脑看一部电影，傍晚一起下楼散步，穿过小巷，去路口商店买冰镇西瓜。大部分时间，她还是坐在床上上网或发呆。有时她也拿一副画板，给我画素描。把我的侧影、背影、工作速写和睡觉速写都画完了之后，她就再也找不到什么消遣了。我让她画巷子里的花草，画那个弄花草的老头，但佩佩觉得外面太热，不适合写生。
一个周末，我在大学城买旧书，看到地上用粉笔写了一则转让信息：一百元转二手电视机一台。我把那台小电视搬回了房间，佩佩高兴得直拍手，但转眼就严肃起来：“没有天线，要电视干什么呀。”
于是，我们划拳决定谁去跟房东谈这个问题，三局两胜制。结果中彩的是我。敲了三次房门，房东那张阴郁的脸才出现。我问她可不可以跟她共用有线电视信号，并保证我自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搞定，并不会很麻烦。房东不出声，只是看着我。她屋子里飘出一股洗衣粉和消毒水的味道。
“我们可以平摊有线电视的费用。”我有些紧张地说。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忘了。”她问，可能她奇怪我从不上班，怕我不是正经人。
“我没有工作。就写点东西。”
“哦。”她狐疑地看着我，点了点头。
佩佩把电视放在床尾的一个角落里，每天就缩在那地方看电视剧和娱乐节目。她把声音开到最低，怕影响我看书。有时，她担心我会责怪她看的节目太没有水准，就自我解嘲：“我反正已经看了这么多了，干脆看完算了。”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她在看什么。
至于我，休息的时候，更愿意站在窗口，眺望远处的树林。那片树林孤零零地立在一大片菜地里，有条小水沟蜿蜒而过。这情景使我想起童年，想起老家对面的那片菜地。看上十分钟，我的心灵就仿佛得到净化，我会回想起童年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在那种眼光的注视下，世界变得美好、神秘和无垠。
一直以来，我们就很少亲热，她辞职以后就更少了。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正常。也许是因为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一起，挤在一个房间的缘故。
闷热的夏天使人精神萎靡，老式电风扇不停发出单调的颤动声，我们身上总是汗涔涔的，没有一点激情。夜里，到床上睡觉太热，我们就把凉席铺到地上睡。她耐热的能力比我强，我半夜起来冲凉时，她睡得正香。在酷热的空气中，我能闻到她呼出的气息中带有婴儿的味道。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她和她的那台小电视的存在，我写东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可避免地下降了。我宣判了新长篇的死刑，也对几个书评和短篇执行了枪决，心情极度恶劣。每次都是这样，写得太烂的时候，我就找不到文字的意义。我会想，这样写下去毫无价值。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有写作这回事。我就是一个天生的游手好闲的多余人，写作不过是我为自己游手好闲所找的借口。
但我绝不是那种迁怒于他人的人。我不会要求佩佩关掉电视机，更不会要求她出去找工作。看到她的样子，我甚至想，为了她，我是否可以放弃这毫无指望的文学事业，去做一个“正常人”呢？我们结婚，生孩子，买一套小公寓，经营自己的孤岛，不也可以快乐地过一辈子吗？但人生从来不会这么简单，就连所谓的感情，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在眼前的样子，毕竟，就佩佩来说，她在心智上还只是个孩子。
那是一个漫长的夏天。明眼人一眼能够看出来，我们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前途。但我们仿佛还在等待着什么。
佩佩说：“我不懂你的那些事情，但是我在想，这样下去很冒险。如果你写东西没有成功，那不就是一无所有了吗？你知道，我不在乎钱，我只要能过一般的日子就行。我出去工作成不了什么气候，但你不同。”
“你说的是对的，”我说，“但是，照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我还有三年时间。可能我这一生就只有这三年可以冒险了。我暂时还不想提前结束，一切都还在我定的轨道上。”
“那好。我支持你。下个月，等天气不那么热了，我就去工作，不给你添负担。”
事实上，这样的对话进行过不止一次。每次她感到没有信心了，就重新问一遍。得到相同的回答后，她又心满意足地等下去。
实际情况真像我说的那样吗？我没有把握。每次，当我无意识地幻想美好生活的时候，都不自觉地排除了其他人的存在，包括佩佩。那画面里只有我一个人，窝在某个昏暗的小房间（很可能就是我老家的房子），与世隔绝，没有劳苦，也没有欲求，就那么平静地呆在想像世界里，种种花草，听听雨声，守着四壁旧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忘记上帝和魔鬼，静待死神的来临。那就是我的梦想。能够那样简简单单、干干净净过一辈子，我就满足了。
但我并没有欺骗她。如果她三年之后还在我身边，我会放弃那个孤独的梦想。我也只能放弃。我会去工作，挣钱养家，做个小市民。我会适应那种**和厌倦，就像所有人做到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