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团噗噗燃烧的烈火随水漂移，酷似赵红梅用筷子滴油的游戏，火焰不断扩大而分裂，很快就熄灭。天上月亮仍银盘似的圆，洒在河滩上的月光，干净而透明，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仍泛着熠熠银光，而对岸那白塔，仿佛睁开了眼，冷冷地盯着河滩上四个年轻人。张之阳双手捧着眼睛，痛得在鹅卵石上打滚，嚎叫连连，喷射的血染红了整件军大衣。在这慌乱之际，赵红梅快步上前捡起枪，对着已跳上渔舟的彭老七连开三枪，并发疯似地叫：“狗日的彭老七，你给我回来！”
张之阳流血太多，近乎休克。赵红梅撕自己衣服给他包扎了，周长江背着他，三人径直离开河滩上岸寻路去医院。贺二娃两手空空，经马脑壳礁石，原路返回打水趸船。
月亮开始隐退，墨绿的夜色转而笼罩河面和两岸，又是夜里最黑最冷之时。赵光船已焦灼地候在船头。他听见下面河滩上的爆炸声和那四声枪响，也望见那团冲天而起的烈火，明白出大事了。当贺二娃上船结结巴巴讲完，赵光船气得一句话没说，一把抓了贺二娃手上那饭钵钵向他砸去。这时贺二娃正在厨房用自己的饭钵钵舀水喝，饭钵钵先砸在他脚背上，当当响着在甲板上一路翻滚，最后掉入河里。“我还不是为了梅梅，想他们有鱼吃，才炸才烧的嘛。师傅，我真的都是为了梅梅！师傅，你啷个把我的饭钵钵都飞了唷！”贺二娃可怜兮兮如是说，独脚站立，弯腰用手去捂被饭钵钵砸伤的脚背。赵光船在一次酒后，说过“你贺二娃当我的女婿吧！”虽是酒话，贺二娃却记在了心头，对赵红梅有了非分之心，哪怕张之阳周长江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虽然每月月底要去师傅米缸舀米，但总的说来，师傅因有五个娃儿读书，经济上欠贺二娃的多，其账目已说不清理还乱了，所以贺二娃早就认定要当师傅的女婿，而且觉得师傅也有这想法和打算，话虽没说明白，可贺二娃感到师傅就是把自己当女婿对待。
连续几天，赵光船去下游的河滩。
河滩下端有个洄水湾，洄水湾岸坡上就是大佛寺。第三天下午，赵光船看见了洄水湾里的摇摇。仍是那件显眼的碎花棉袄，小辫儿散开了，头发遮掩了她的小脸庞。赵光船下水，轻手轻脚抱摇摇上岸，用自己的工作服给她盖上，然后走得远远地，躲在大佛寺旁一隐蔽处，裹叶子烟抽。天黑净后，赵光船看见了从远处芭蕉林里走出来的彭老七和彭嫂。两口子就地掩埋摇摇，做了一个小土包，烧纸钱。两口子像带着伤，相互搀扶，又无声无息走进那片芭蕉林。
北航那个大学生没有奉中央“文革”的命令传达什么最新指示，也没有什么筹备成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这档事。他一厢情愿，私自跑来重庆追求赵红梅。当时张之阳住在医院，生死不明，赵红梅对这大学生说：“我这时如果和你谈恋爱，太自私了，绝对不可能！”这大学生便极端失望地离开了重庆，没多久，听说他成了“五一六分子”，被抓了。张之阳命保住了，却成独眼龙，彭老七那钢叉飞**锋利，且有倒刺，他左眼球被全扎了去。冬去春来，由于驻军（即五十四军）对“八一五派”的支持，“反到底派”在重庆处于劣势，于是“血溅到底战斗团”全部成员撤到了专县，后又去了成都。
夏末秋初，省革命委员会一声令下，“反到底派”成员全部返回重庆。十二月，
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赵红梅和周长江又响应主席号召，第一批去了长寿县在大河边的一个生产队。没多久，赵红梅和周长江就同居了。张之阳因祸得福，办病残，进一街道纸盒厂，当了每月可领二十六元工资和二十六斤粮票的工人。那些派别的争斗和分歧烟消云散，不复存在。后因传抄和窝藏一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走向何方？》的文章，赵红梅和周长江被抓判重刑，周长江瘐死狱中，贺二娃却十年不间断定期去探监，一心一意等赵红梅，最终成为师傅的女婿。
大佛寺下边那个小土包，隔几年会有新的培土。毛主席逝世之后，大佛寺修葺一新，香火兴旺。赵光船带赵红梅和贺二娃去烧香拜佛时，去看过那小土包。这时赵红梅和贺二娃已结婚生子。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小土包始终保持原先的高度。当三峡大坝蓄水位到一百七十五米后，小土包被淹没了，赵红梅贺二娃两口子才彻底松了一口气。赵光船临死前，曾告诉女儿和女婿：“1968年初的那天下午，我在河滩下端洄水湾里抱摇摇上岸时，看见她后脑勺有个洞，胡豆大小，应该是枪眼。”这成了赵红梅贺二娃两口子长期的心病，生怕哪天彭老七两口子突然出现，拉他俩去刨开那小土包验尸，找她这个开枪者打官司。直到小土包永远沉入水里，两口子的心病方才消除。
如今，赵红梅贺二娃两口子已当上了爷爷奶奶。“血溅到底战斗团”的成员，现在每年春秋两季各聚一次。相聚时，除了吃肉喝酒，他们肆无忌惮地变换着各种调调，唱“抬头仰望北斗星，‘反到底’战士心中想念毛泽东……”（贺二娃仍唱“‘八一五’战士心中想念毛泽东……”）和各种“文革”歌曲，还放荡不羁跳各种现代版的“忠字舞”。除此之外，他们通宵达旦打一种从成都传到重庆的叫“血溅到底”的麻将。他们的孙儿孙女们叫张之阳“独眼龙爷爷”，张之阳一点不忌讳。
当孙儿孙女们问“独眼龙爷爷”的那个眼睛到哪里去了，他总是回答：“喂了长江里的一条大鱼，这鱼是镇江鱼，现在它就卧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江底，专吃过路的小虾小鱼。”
孙儿孙女们问：“这镇江鱼有好重？好大？有好大岁数？”
他回答：“老话说，猪重三百斤，鱼重无秤称，这镇江鱼应该比轮船大，像座小楼房。它活的岁数就长啰，它才是真正的万岁爷！”
孙儿孙女们问：“它怎么会跑上岸来，吃掉你的一个眼睛？”
张之阳会像革命前辈那样，拿出那张被自己的血浸泡过，画面已经模糊不清、背面三行字也消褪得无法辨认的老照片，亦光荣亦辛酸地慢慢道来：“这话说来就长了哟，那是1968年初，一个月亮汪汪的夜晚……”而这时，孙儿孙女们早已跑开，没有几个愿意听。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