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私家侦探所的界面与其说神秘，不如说是压抑。硕大的V字面具挂在纯黑的页面上，下面一行小字：没有读过达希尔·哈米特的，请务必绕行。我只花了一分钟就从电子图书馆里检索到哈米特的代表作《马耳他黑鹰》，第一行直接跳到我的虚拟眼镜上：“塞缪尔·斯佩德的额骨又长又瘦，翘下巴成V字形，嘴巴也成V字形。”
那个侦探的代号就叫“塞缪尔”。我报案时他诧异地嚷起来，声音震得我的耳机嗡嗡响：“你竟然要找一个活人！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过这种业务了。他们一般都要我找虚拟身份和游戏装备，要不就是把骗走的网币追回来。”
“难道你们已经没有谋杀案可破了？那句话怎么说的——至少得把侦探留下来……”
“至少得把侦探留下来，数数一共有几具尸体。你记得不错，这是塞缪尔·斯佩德的台词。”显然，他对我的机智很满意。
“现在哪还有什么古典意义上的谋杀案？”停顿片刻之后，他的音调和语速恢复平静，“那是蛮荒时代才有的事情。如今我们在网上就已经把人杀厌。数都懒得数。”
我交了一笔预付金，定在两天以后的午夜交货。只能在午夜，塞缪尔说，这是他的规矩。
塞缪尔如约而至。跟上次一样，只有音频没有图像，只有面具没有面孔。从声音推测，我想他应该是个胖子，跟波洛的距离要比跟塞缪尔近一点。
“我的规矩，除了午夜揭晓之外，另一条就是：没有标准答案。记住，我只给你线索，你自己选。所谓真相，就是你愿意相信的那一部分事实。仅仅是一部分。”
“第一个事实是：‘千里走单骑’公司只有赤兔一个人。就在你第一次下单之前，他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接到任何业务。我查到他跟别人的聊天记录，那时他应该已经准备关张，转做别的生意。你第一次遇见他之后，这个网站就只对你家的系统开放，点对点。也就是说，从别人的电脑上看不到任何更新。”
我忍住没有追问技术细节，就算他说我也听不懂，我只能喃喃地说，“怎么会呢？为什么？”
“我说过，我不负责提供答案。不过，按照我掌握的数据，你的赤兔也许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真人快递，呃，至少是之一吧。而且是特供你一个人的。这个情节倒是有点感人——你小学里总上过那篇课文吧？”这显然是个文艺情结浓重的侦探，对小说比对刑侦技术更熟悉。
“《最后一片叶子》。欧·亨利。”我接口，觉得自己就像是在说梦话。
根据我报出的篇名，屏幕开出小窗口，一幅幅展示自动搜索到的资料，有文字也有插图：那晚，最后一片叶子掉落，于是有人在墙上画了一片，让它永生。叶子是画给病人的。康复以后的病人发现，画叶子的那个，病得更重。他死了。
我们都是病人。
“第二个事实——你不要着急，先听我说完——目前赤兔住在医院里，就是附近那家大医院，你的血站也是他们的分支机构。放心，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他似乎也不在近期手术的名单里。我只能知道这些，我还没有敬业到擅自闯进一家高防范级别的医院里去刺探情报。
“基于表象的推理并不复杂：他可能是骑着摩托来找你，快要到门口时突然发生变故，随即被救护车接走。你知道，这种事情一点儿都不少见。蚊子和萤火虫从早到晚在我们头顶盘旋，一旦侦测到行人的身体出现异动，比如晕倒、中风、癫痫症发作，总而言之，它们有权火速调动救护车。这一套急救系统的效率高，噪声低，不会闹出很大的动静。”
“但是，你的意思是，表象下面也许还有别的？赤兔身体那么好……如果没看到病历，我真的不敢相信。”
“病历？我们私家侦探是拿不到这玩意的。何况，女士——您是女士吧——病历就不能伪造吗？您太天真了。我只知道，如今住院也是一件**的事。够格住院的人数极为有限。一个人进了医院，要么不治身亡，要么推进手术室，要么就简单处理后回到家里完成康复疗程。只有那些对科学研究或者社会演进具有特殊意义的病例才会留在医院里。”
“什么意思？”他说得越多，我喉咙口的肌肉就越是发紧。
“女士，你明白我的意思。当今世界并不像21世纪初的末世科幻片那么暗无天日——像什么《第九区》、《星际穿越》、《疯狂麦克斯》。如今的社会学家们动不动就喜欢把这些片子搬出来嘲笑一番。他们会说，睁开眼看看窗外吧，没有碧血黄沙，没有尘肺和雾霾，没有机器人和外星人合起伙来造反。我们食物充足，鸟语花香。但他们谁也不愿意说，找不到解药甚至致病机理的疾患仍然没有消失。或者就是找到了病因也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公布。我要提醒你，鉴于赤兔是目前记录在案的最后一个真人快递，鉴于当年关于哪吒的流言从未消除，医院对赤兔的病例特别重视，这也说得过去。你说呢？”
“这种病到底存不存在啊？五年了，这点事就是搞不清楚吗？”我的耐心绷到了极限边缘。
“有一种说法，户外过于密集的蚊子、鸽子和萤火虫在相互作用下产生某种有害的电波，对于长期在户外活动的人……但这些说法全都含糊其辞，根本无从验证。你只能把它看成选项的一种。”
我知道，这些年来，由于自动安保措施越来越周密，警察局的规模正在越变越小，而医院的功能倒是越来越丰富。人们已经很少用到“嫌疑犯”这样惊悚的、不够人道的词儿了。那些行为古怪、溢出规范之外的家伙，我们都管他们叫“病人”。从字面上看，他们跟那些罹患心肌梗塞或者白血病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我的潜意识甚至害怕知道——如果赤兔真的待在医院里，他得的究竟是哪种病。
“还有一个事实。我查了赤兔前几天在网上访问过的数据，好像都跟你，跟你的病有关。”
我觉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音量突然轻了一档，“你吃的药也许没有那么神，也许只是一种安慰剂？医院让你采集的血样，也许并不仅仅是为了治疗？好吧，我说得准确一点，也许根本不是为了治疗？”
我想起医生们一贯对我的基因很感兴趣。在谈论我的基因时，他们会提到人类发展的方向，或者蛰居文化的全面胜利。如果直接在DNA上就限制人类——至少是大部分人类的活动范围，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提高管理效能的一条捷径。
“你是说，赤兔发现了这个秘密。你是说，他那天是想来告诉我？”
“我什么也没有说。”
“直接把你的看法告诉我吧。”我几乎是在哀求了。
“怎么可能存在‘我的看法’？我就想补充一句话，它几乎连个选项都算不上，只是个脚注，不在正文里头。我是说，要知道，一个在空旷的城市里到处流窜，哦，是流浪的人，总是会引发某种直觉上的不安。会有很多实时数据交叉指向他，锁定他的坐标，在合适的时机，抓……不，拯救他。”
“谁的直觉？谁的不安？”
“谁？你不是搞文化史研究的吗？怎么问这么幼稚的问题？没有一个特定的谁啊。是无数个谁。我们被超数据构成的云团包围着。这些云团就是我们本身。是我们所有人做出的共同的决定。就好比你研究的那个什么蛰居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决定’。”
见我不说话，塞缪尔又轻轻地加了一句：“当然，一切也可能纯属偶然，只是一个巧合。巧合太多了……”
我不愿意听下去了。我已经对着一面美轮美奂的墙壁生活了许多年，思考了许多年。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做过什么。哪怕我会变成一只穿山甲，哪怕无数只蚊子已经在我家门口的天空盘旋，随时准备叮我一口，像抽湿机那样吸干我的血，我也必须冲出去了。
前两天，在等待塞缪尔交割的时间里，我选中了一个虚拟现实游戏，学会了骑古董摩托车。现在正好用得上。
第一道朝阳洒在我身上。虽然并不猛烈，但这些新鲜的紫外线足以穿过皮肤，激活我血液里某种沉睡已久的成分，就像那颗松动的螺丝。一阵刺痛从内向外渗出来。坐垫上的流苏借着风势拂过膝盖时，这种痛就像上了麻药一般，略感缓解，简直有种奇异的舒适。
最多再过半小时，痛和痒将会交替发生，越来越尖锐。当摩托车抵达医院，当我想出合适的理由骗过机器人，至少透过单面探视镜见到赤兔时，我那多年以来被精心保护的、质地宛若婴儿的皮肤上，应该像新愈的伤口那样长出一层薄薄的痂。
痂将会越来越硬，成为铠甲。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