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堤防，父亲和我来到重新桥下，绿皮铁丝网的另一边是河滨棒球场，在高瓦数的探照灯下，有人在玩丢球接球的游戏。我们这一边，只能就着远方的灯光，才能看清楚平坦的水泥地上停了数十台垃圾车，似乎整个三重的垃圾车都集中在这，合起来的垃圾车门像铁卷门一样紧闭，上方嵌入负责人员的名牌。
静静地，旁边有几只野狗躺着，他们被新来的我们吵醒，但很快又趴下不动，一只混种的狐狸犬跑来嗅闻消息，它吐着舌头，脸上都是快乐的神情，那是蛋黄！灰灰在它后方不远的地方，慢慢踱步。
父亲摸着它们两个的头，就像终于重逢的老友。
忽然，桥墩下的街灯亮起，一台垃圾车张开，变成了一个摊位。
一个、一个，逐渐亮起了一条街。是夜市！
父亲大半生在夜市做生意，我也在夜市长大，但现在才想起我们竟没有一起逛过夜市。
但这不是夜市，这些摊位摆的不全是夜市会卖的东西。
第一个摊位卖搅拌面粉的机器、大木桌、老面、烤箱、不锈钢推车，还有焦黑的油锅。
第二个摊位卖坏掉的电视、坏掉的冰箱，还有脱皮的衣柜，他曾经捡过但被我们丢掉的衣服也好好地在这里。
第三个摊位卖各路神明，土地公观世音关公像等依照身高排好。
第四个摊位是母亲曾经丢掉的东西，一只从印度尼西亚带来的皮箱，还有年轻时代的洋装。
第五个摊位放着发黄的尿布、摔破的汤匙、吐出来的糖葫芦、绣着名字的制服……
这些是父亲的东西，是被我们丢掉的东西。
一车一车，是他的记忆。
父亲捡过的东西，现在全都好好地堆在这条街上。捡不回来的，只有任由它们流进河水，跟整个城市混在一起。
最后一个摊位，锅炉冒烟，是一锅在沸水上翻腾的福州丸，起锅前要浇上一碗冷水，外皮才有弹性。
父亲舀起一碗，也帮我舀了一碗，我们端着碗在餐桌旁坐下，他吃得唏哩呼噜啧啧有声，这次不用切成小块小块，因为他有牙齿可用，只是看他把福州丸泡进酱油碟子，一颗颗丸子瞬间变得像水沟捞起来的棉花，算了，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八成也不用再吃药了吧。
像父亲这样捡垃圾的人，终其一生捡拾人们不要的东西，因为只有他们才看见这件宝物的价值，不忍一个玻璃罐白白地被压碎，它应该被摆在糖果铺的柜台，或在一个会制作泡菜的家庭，为此，捡垃圾的人愿意收容它，直到一个机会出现，但无常比人类强得多，纸袋历经年月会全部黏成一团，沾满老鼠屎和灰尘，那个时候你只能换成钱，一公斤四块钱，但钱根本不能拿来装什么做什么。
这个世界反过来诬陷你贬低你，你是为了钱。
但我知道这一切不仅仅是钱而已。
父亲吃完了福州丸，连汤都喝得一口不剩，如果再喝一点小酒，他大概就要唱起那段戏来了吧。
一艘巨大的船只驶进河口，船上站着的人有点眼熟，是那个跟蒋公合照的阿伯，还有来家里寄住的蚊子声伙计，还有父亲的战友酒友烟友同乡的朋友，他们说，火来了！快跟你爸说。
火来了，赶快走。
火来了，赶快走。
这时候我好像闻到了烤肉香味，但父亲已经变成了一堆有空隙的白骨。在礼仪师的指示下，我只用铁夹象征性地夹了两块放进骨灰坛里，但骨头出乎意料地多，我怀疑装不进骨灰坛的，会不会被工作人员丢到垃圾桶里？
但就算是那样，父亲该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吧。
我们过完一个长长暑假，跟往年一样遇到了几次台风。
再次跟父亲见面的时候，殡仪馆的人问我说这就是爸爸吗，但我能思考的时间比签同意书要短，“应该……”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推着父亲前进。
来参加告别式的人，总计有母亲、我、礼仪师、卖我们灵骨塔的先生（他帮忙打伞），还有父亲曾经借他钱的出租车司机（他的儿女现在都很好）。
过去了。
战争过去了，饥荒过去了，历史也过去了。
火来了。
父亲的故事落幕了。
母亲和我开始清理家里不要的废物，这次我们再也不必小心翼翼挑选不明显的东西，一口气全部清出家门。
现在开门关门不再有噼哩啪啦的声音。
台风过去了、暑假也过去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
秋天过去。
冬天也过去。
父亲过世后的那年春节，他种的不知道什么花盛开了，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一夕之间全开了，这几年从不曾开得这么好过。两年后，这盆花因为后面起楼厝挖断死了。
家后面的荒地变成停车场，停车场再改建成住宅大楼。
我不敢乱捡东西回家，怕会被骂，但又多少想继承父亲的遗志，或说是被传染了捡垃圾的坏习惯，我总是对各式各样的垃圾念念不忘，所以只好把捡回来的东西，用文字写下来，这样比较不占空间，不知道父亲在天之灵是否也能同意。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