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县三和夜市末端转角的那条路，叫做长树街。长树街某间红色大门的公寓二楼，有一群阿罗汉。他们年纪老大不小，头发花白。尽管时间已经进入21世纪，他们过的生活还是跟清帝国的罗汉脚差不多，如果存款不足，将来确实也有可能成为路边无主孤魂的有应公。
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像一缕孤魂，无妻无子，无人闻问，只有退辅会每个月拨下的就养津贴。等这个户头没动静了，人也差不多阿弥陀佛。只有在城市一角瞥见空着的房子贴上封条，经过的时候仔细看，才知道曾有罗汉住在这里。
父亲的朋友全是这样的角色，他们时不时来帮忙卖饼，一做就是好多年，累了就去睡厨房后面小房间的上下铺，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偷看，那粉红色的四角蚊帐里总是有人在睡。我管他们叫阿伯。
阿罗汉们吃苦耐劳，全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请假，跟牛一样，挖路搬石头什么都做。相较之下，在饼店工作可以说是他们的娱乐，既能和同乡说话解闷，大伙还会轮流下厨，但他们烧出来的菜就别期待了吧。
他们不等信众来求，活着的时候就帮助别人。他们膝下无子节俭一生，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拚命在家门口堆垃圾。但也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老荣民积攒一辈子，拿出拾荒的几百万帮助清寒学生和流浪狗。
有一次，我在巷子口跟邻居玩，在车底发现了一张五百块。我捡起来向大家炫耀，小孩子手上很少拿到这么大的纸钞，大家小心地传看，经由五楼的哥哥鉴定确定是真钞。看见大家羡慕的眼神，我决定要拿回家给爸妈瞧瞧！另一个住三楼的女生说要给她阿嬷看看，抢走我手上的钱就往楼上跑，关上铁门再也不下来。我们不敢按她家的电铃，当场我就在巷子口哭了，邻居怎么安慰我都没用，回家边哭边跟妈妈讲，等爸爸回来要再跟他讲一次。好不容易吃完晚饭我忘了这件事，父亲回来，我想起被抢走的五百块，又大哭起来。爸爸说，好，我去我去。他去帮我讨回来。
父亲走出家门以后，我一直在想怎么办，那女生一定会说是她先捡到的，可是所有小朋友都看到是我先拿的，不信去问四楼五楼的就知道。我没有骗人。
五分钟后，父亲笑眯眯地回来，手上拿着我被抢走的五百块。
我隔天立刻把五百块存进邮局账户，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抢走。
很多年后，母亲才说那时父亲并没有去三楼理论，他只是走到隔壁的楼梯间，从自己的钱包掏出钱来。
就这样，父亲用五百块买回了小女孩心中的公平和正义。
每天睡前父亲都要换掉吸了脓水的纱布，再用脱脂棉花和火柴棒仔细地掏挖耳朵，其实我一直想跟他说世上有种叫做棉花棒的东西，但他似乎比较喜欢这种方式。最后他在耳朵塞进些许纱布，用火柴棒一点一点地推进去。
大功告成之后，他会用同一根火柴棒点燃一根长寿烟，戴上老花眼镜，愉快地看报纸。这是他睡前的仪式，听不清楚别人说的话，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
饼店工作忙碌，父亲通常在晚上十点之后回家，所以他很少见到我。上次他跟小孩说话八成是半个世纪之前，当他自己也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记忆大概已经很淡薄了。
念幼儿园的时候，我夜半起床尿尿，见到父亲刚回家，从小的教养教我一定要打招呼，店里一票的叔叔伯伯都记得问好了，见到爸爸我顺口道了晚安。
那时候他还是个生嫩的父亲，不懂得怎么跟孩子说话，只好拿出十块钱给她。
因为硬币被父亲捏在手心太久了，年纪还小的女儿有些被烫到的感觉。
母亲说，这叫做零用钱。隔天我们去杂货店买了一只“猪公”（储蓄罐）来存。
第一次拿到零用钱之后，我常常关心房门底下露出的光线。要不就是竖起耳朵，猜测父亲可能在那一头看报纸、掏挖耳朵的脓液。然后借故出去尿尿，看看父亲究竟在做些什么。
可是我除了晚安，也不知道能跟父亲说些什么。
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就是饼店奶粉罐里面脏脏的钱，不懂得什么是卫生。
但不久的未来我将知道父亲和他的朋友老而且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