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昱宁    更新时间:2017-04-21 15:29:04

谭鲁周也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为什么会脱口而出。换一种人生?他当自己是在拍电影?在说出这几个字之前,他做梦也没有冒出过辞职的念头。辞职也好,换一种生活也好,那得看你有多少成本可以折腾。然而,他看到了这几个字改变了萧穑嘴角的弧度。他发觉,正是因为预料到了这种效果,他刚刚才会这么说。

谭鲁周身无长物,只有一大把故事。听来的,看来的,别人的,自己的,过去的,未来的。他不会写,一落笔就成了展览会广告。他也不会虚构,只会拼接,这个故事的头跟那个故事的腿缝在一起,囫囵一具全尸。他一般只对自己说。对别人,这些故事就像是藏在他随身携带的冷库里,轻易无法激活。他在萧穑身上,看到——不如说是像无线电那样接收到——某种东西,是可以激活它们的。这种东西不能太少,但也不能太多,不能多到他说一句她就信一句的地步,那样会让他的下一句变得无比沉重。他喜欢萧穑不时绕着弯子质疑他甚至拆穿他,他笑而不答,她也不会穷追猛打。

那些曾经对前女友起过作用的煽情励志剧(小镇青年在大城市里杀开一条血路),虽然细节丰富,却不是萧穑需要的故事,至少不是她现在需要的那种。于是谭鲁周虚晃一枪,先撂下一句“此事说来话长”。等他们俩走进地铁时,他已经把心路历程直接翻回到小学时代。

“小时候谁身边没有个学霸呀,是吧?就是有他在你最多只能争第二的那个家伙,不管题目怎么变态,老师总是可以把他的卷子举起来,对着全班吼:是题目有问题还是你们有问题?一样是人啊!”

“这也就算了,我那个同学最恐怖的地方,是你基本上看不到他在什么时间用功。”古老的地铁闸门在谭鲁周进去以后飞快地闭合,发出咔吧一声巨响,从萧穑的角度看,简直就像是他被卷进了某种笨重的机器。“上课的时候他目光呆滞好像在打瞌睡,下课就在操场上跑圈,回家……我们不知道他回家干什么,但是第二天早读课他一定会拽着某个同学讲昨晚的电视剧。嗯,还带一把纸扇子学楚留香给我们看。其实真不用再看他成绩单啦,看看他这副样子,我们就败了。”

两个中国人在外国坐地铁至少有一个好处:墙是现成的,语言在你四面围成一个透明的小隔间。谭鲁周一边说一边比画,不用担心身边乘客作出任何反应来破坏故事的完整性——非但如此,他说着说着还会来句插入语,大声提醒萧穑注意对面的美女,可以用手机偷拍下来发朋友圈。

“后来有一天,早读课,他一进教室就拉住坐我后面那个小姑娘,讲昨天那集有多狗血。然后,你猜怎么着,教室里鸦雀无声——”

“哎呀——”萧穑一声惨叫,指着车厢上方的路线图,“不应该是这站啊。”

扩音器正在用德语报站,车停下来,门打开,萧穑拽起谭鲁周就往外跑。“肯定是搭错车啦。我们上车的地方,有好几条线路并站……光听你讲故事了。”

两个人就像是不慎坠入磁场的两块铁,一个指北,一个望南,互相抵消,最后彻底失去方向感。如果半空中有个能凿穿地面俯瞰法兰克福铁路线的视角,就能看到他们俩走了一条毫无章法、渐渐从市中心向郊区靠近的路线。从第一次上错车开始,程序就失去控制,萧穑赖以自豪的英语反而成了辨识站牌的障碍——她给德语默默地注上英语音标,最后在记忆中留下一个似是而非的印象,直接造成他们第二次上错车。

但是谭鲁周的故事仍在继续。

“教室里鸦雀无声,直到那女生边上的另一个男生开口——‘昨天八频道临时直播球赛。你说的这集延后到今晚播。’”

隔着时间与空间的长廊,谭鲁周仍然看得出来,萧穑在故事里听到了某种类似于雪崩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坍塌了,他的讲述很准确地制造出了这种效果。学霸还是学霸,可从此以后他成了沉默的学霸。全班、全年级都知道他每天用功到深夜,什么电视也不看,这一半是因为自律,一半是因为他的父母异常严厉,在他考进重点中学的那一天,就把电视机锁进了阁楼。

火车从地下钻出来,两边都是成片树林,仿佛无数张乡村风光明信片飞过来。路线显然已经错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自告奋勇地替他们指路的德国老太太。但是,此刻他们俩谁也没有惊叫起来,只是懒懒地看着窗外,隐隐发觉自己也是那老太太的同谋。

“那么电视剧里的情节,他是怎么知道的?” 

“一年到头,他唯一订的报纸是广播电视报。那些热门电视剧的梗概,他每天只要花十分钟就能记熟。其实如果搁到现在,上网搜两分钟,什么资料都有啦,连报纸都不用订。”

“楚留香的扇子……”

“那张报纸上有人物专访,郑少秋跟记者说过花了很多时间练扇子功……反正就是一把扇子嘛,他随手比画比画,都挺像那么回事的。”

这站特别长。阳光时有时无,坐在他们俩对面的双胞胎姐妹的面孔,笼罩在不时变幻的光线中。她们都戴着绣花头巾,像几乎所有移民到德国的土耳其女人那样,美得惊心动魄。谭鲁周佯装挥舞扇子的时候,她们偷偷往他这边看了好几眼。

“那么,后来呢?你不会告诉我,他自杀了吧……”

谭鲁周吃了一惊,定定地看着萧穑。“没有吧……至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半年以后,他转学了。”这个故事唯一的听众显然可以承受——甚或隐隐盼望——更激烈的叙述,一时间倒让谭鲁周有点尴尬。

“所以这件事让你警觉,不能过他那样的生活,人活着不是为了把自己绷断,是吧?”

谭鲁周差点笑出声。他想她以前一定当过语文课代表,有总结中心思想的轻度强迫症。“也可以这么说吧,”他决定成全她,“我老是觉得我不属于现在的生活,我应该有另一个地方可以逃。”

他们俩谁也不知道说这些到底有什么目的,正如谁也不知道这列火车到底要开到哪里去。这显然是一条与市中心接驳、通往郊区的支线,车厢里的人一站比一站少,但他们俩谁也不愿意主动打破这份慵懒的、随波逐流的默契,商量一下该在哪一站下去。末了命运替他们做了索然无味的裁断:终点站,他们跟在那对土耳其姐妹身后下了车。

下一班往回开的车要四十五分钟以后才会来。终点站上的工作人员结结巴巴地用英文告诉萧穑,回程坐九站就能换乘到一条靠近他们酒店的线路。“去展场时间肯定不够用啦。团里不是说好在酒店大堂集合一起去吃晚饭的吗?也只能赶这个点了。”她的声音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话,可是他听得清清楚楚。

那就意味着他们最多还可以错过两班车,谭鲁周飞快地算出了结果。一辈子总是有那么几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瞬间,周围的一切都为了成全你而存在。凭空起了一层薄雾,不多不少,刚够把切近的景物推远,刚够隐去树林里过于茂密芜杂的枝条,将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叶子托起来,欲盖弥彰地罩上一层纱。他们向树林方向走,走了几步那雾又渐渐散开,于是,稍远处,本来几乎一片混沌的山坡一层层清晰起来,大致能看出有片葡萄园。谭鲁周觉得视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宽阔,思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爽,也从来没有对听众的反应那么有把握。他想,这一定是因为,这里的空气含氧量显然高于上海,也高于法兰克福市中心。

在这样的空气中,另一种人生当然不在话下。谭鲁周算给萧穑听,如果辞职不干,卖掉家当,换来五六十万,是不是足够在丽江或者大理或者凤凰开一家酒吧,养一条狗,玩一把吉他。“我有没有告诉你我会一点吉他?”谭鲁周的眼睛里闪着轻盈的光,“至少唱唱《董小姐》和《一朵云》,完全混得下来。”

“嗯,连唱带说,忽悠文艺青年买几瓶啤酒加一碗过桥米线什么的,绰绰有余。”萧穑来了兴致,随手在他的蓝图上涂抹几笔。她说她有个朋友把客栈开到了瑞士,也用不了多少钱。那边有的是好山好水好空气,国内也有的是厌烦了大旅游团和大酒店的散客。“所以,”她站在种着成排葡萄藤的山坡上,随手朝山坡脚下那个看起来格外干净、稀稀落落分布着几家店的小镇指了指,“从这里开始另一种人生,也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谭鲁周兴奋地附和着。充足的氧气让一切都有了可能。男人突然那么愿意听女人啰唆,女人突然那么容易就理解了男人的梦想。就连萧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她将要举行的婚礼,那些含糊其辞的只言片语,谭鲁周也全都抓得住要害,并且回应得恰到好处——比勾引含蓄一点,比寒暄危险一点。

话题很快就滑到了男人和女人,他们说男人跟女人真是火星金星啊,真是鸡同鸭讲啊,所以异性恋其实比同性恋需要更大的勇气啊。他们在说这话时都骄傲地把自己排除在“男人”和“女人”之外。她说,当女人发疯般地拨男人的电话时,她不过是不想放弃罢了。他说,当男人就是不肯接女人的电话时,其实,多半也是因为他不想放弃。他们一起笑,慷慨地原谅了男人和女人这两种不可理喻的动物。

直到登上回程列车的那一刻,谭鲁周都像是一只接上了自动打气筒的气球。他觉得浑身的皮肤被源源不断的气体撑开,几近透明。他好像能透过皮肤,清清楚楚地看到血管的走向。有好几次,他都觉得他们这一回还会搭错车,或者下错站,再跑到另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地方去。

萧穑似乎也有一点恍惚。当他们准确地在第九站下车,准确地转上了另一条地铁线,最后准确地抵达目的地时,她突然站起身,径直往门口跑。谭鲁周捡起她落在座位上的围巾,想喊她,终于还是忍住了。“我们各自进酒店吧,隔开一段时间,”在刚才那辆车上,坐到第五站时,萧穑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我会跟团长说,下午我去展场跟一位老同事碰了头。你,随便吧,比如歌德故居?”

他把围巾塞进了自己的登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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