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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渐起的时候，卖豆腐的老女人病倒了。
躺在床上，从又高又小的窗洞望出去，天空变成极小的方块。那方块里蓄着风，蓄着雨。雨被风扭曲着，变成灰濛濛的一团雾。穿过这几十年的风雨迷雾回首往昔的岁月，痛苦也好，迷误也好，全部迷茫淡漠了。不过也有些细微的琐事，从记忆的深海里浮现出来，清晰得纤毫毕露。
有一次，她问阿姐的名字，阿姐弯腰推磨，头也不抬：“穷人家有什么好名字，阿猫阿狗阿鸡阿兔——随便叫好了。”
她当然不能随便叫，就又问：“坛主不是叫你金凤吗？”
阿姐苦笑了一下：“那就算金凤好了。”
这使她大惑不解。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对自己的名字采取这种态度。除此之外，阿姐似乎还厌恶，厌恶“金凤”这个名字，厌恶被唤作“金凤”的女人。她因此而感到，阿姐在变成“金凤”之前，是另外一个人，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如果把这另外的一个人想象成瞎子要寻找的童养媳的话，倒是巧妙得天衣无缝。后来她晓得，阿姐在船上根本没有亲人，孩子的父亲，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不过，也许阿姐和那个童养媳根本不相干，世上苦命的女子多如牛毛，比如自己，不也上了那样的船吗？世界虽然很大，可是能让人走的路却很小很窄。只有不幸才能横冲直撞，无所不至，到处都会留下它的足迹。
她把往事想了又想，犹豫着是不是要把有关阿姐的事告诉瞎子。
她很清楚自己又老又病，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说不说都是无所谓的，可她还有女儿。女儿阿芬就是当年阿姐留下的孩子，这个秘密，40年来她守口如瓶，包括阿芬自己也不清楚。
自从被遣送到江北，她就对人说，阿芬是她女儿，阿芬的爸爸，早年溺水淹死了。
她含辛茹苦，一心一意抚养阿芬。阿芬晓得母亲的艰辛，读书很用功，从小学到中学，年年考第一。到了高中三年级，竟有男同学给她写情书，把她夸得象枝花。她生性腼腆，对这样的信，不敢声张，也不敢退回，悄悄撕了，只当没这回事。过后，却忍不住照镜子，看自己的黑眼睛是不是水灵灵的，瓜子脸是不是清秀，酒涡深不深，嘴唇红不红……蓦地一阵心跳，扔下镜子，悻悻地说：“情调不健康！”
不过尽管如此，她也已经从人们打量她的目光中知道了自己的美丽。她很有几分得意，但她并不十分看重这份财富。她更多的心思在功课上。成绩这样好，当然是要考大学的。但就是为这考大学的事一直令她忧心忡忡。母亲供她读到高中已经熬尽了心血，将来上大学那一笔昂贵的费用，又怎么能忍心再让老人负担？而老人又怎么负担得起呢？
想不到毕业前夕，解放军外语学院前来招生。这种学校一切费用都由国家出，她喜出望外，立刻去找班主任老师，说要报名。老师并不很赞成，因为他认为这个高材生，还能考上更好的大学。她又去跟妈妈说，妈妈也不很高兴。阿菊不愿意女儿离开自己，她希望早点能招一个女婿在身边。
阿芬还是报名了。县武装部长亲自陪同招生的解放军到学校来审查学生。经过体检、政审，阿芬都合格了。她喜气洋洋只等着入学通知，谁知到了新生报到的那一天，别人都去了，她却莫名其妙地被留下来了。
于是就有传说，讲阿芬的出身有问题，所以政审不合格。
似乎也只有这种说法能符合逻辑，否则，像她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何至于被拒绝在军事院校的门外呢？
阿芬正为此很伤心的时候，县武装部找她去谈话了。走进办公室她泪眼娑娑。可部长说：“你不要听别人瞎猜测，我们早调查清楚了，你母亲是贫农，你的出身没问题。把你留下来，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怎么样，小鬼，到武装部来吧，我们需要接班人哪！”
阿芬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松了一 口气，却又怅然若失。她太想上大学了。
母亲却喜得半夜醒来偷偷念佛。在她看来，女儿能留在身边，又脱离了农村户口，小小年纪就能到县政府里去工作，多体面呀！将来再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日子真是美满极了。
阿芬见母亲这样高兴，也不好闹别扭了。再说这好歹也是一份工作，能减轻母亲的负担。于是她就去县里上班了。她被指定在武装部当内勤，管文件，其实就是部长的秘书。这份工作她很快就熟悉了，也干得满不错。部长常常表扬她，见了面总叫她“小芬”。部长器重，上上下下的人便也对她好，也喊她“小芬”。
生活对阿芬露出了微笑，向她撒下橙红色温暖的花瓣。过了不久，部长就说要培养她入党，而那时她才18岁。青春、美貌，未来的前途……她对自己的富有感到不可遽信。没能上大学的那一份惆怅，已经像烟云一样消散了。
因为家在农村，她不能每天都回去，就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有什么重要的文件或者电话，总是很及时地到部长家里去通报。
部长家里很清静，有一个儿子，已经结婚分出去另过了。偌大的三间房子里，只住着部长夫妻俩。部长的爱人不过50岁左右，是山东人，竟还裹着小脚。阿芬头回看见，心里惊奇得不得了，竭力忍着不去注意那脚，可还是多看了两眼。部长爱人倒不见怪，干脆把小脚伸出来：“闺女，瞧着稀罕吧？俺老家从前就是封建哩。”
阿芬听她一口山东土话，便改口称她“大娘”。大娘心眼儿善良，听说阿芬从小就没了爹，靠一个寡母拉扯大，现在又孤伶伶一个人住在单位里，便生出许多同情来。每逢阿芬去送信，赶上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她总留着她，不许走；有时包顿饺子什么的，也要特地喊阿芬来吃。阿芬乖巧伶例，来了，看见有什么家务事，伸手就干，好像自己家里一样。大娘能做一手好针线，可是绒线活却不大在行。部长一件毛衣结了半年还没袖子，阿芬接过去三天就结好了，式样又漂亮又时髦，喜得大娘逢人就夸。若碰上部长出差去，大娘就把阿芬找来做伴，上街也爱叫阿芬搀扶着，如娘俩一样。邻舍见了，恭维说：“你好福气，修来一个漂亮女儿。”又说：“小芬，你认个干娘吧!”大娘听了就望着阿芬笑，眯缝的眼睛里透出一片慈爱：“也不知道俺有没有这个福气哩！”阿芬就甜甜地叫了一声：“干娘！”大娘先一愣，随即乐了，赶紧答应：“嗳。”
老太太高兴得忘乎所以，到了晚上拿出阿芬织的毛衣让部长穿：“你闺女织的，穿上看看，合适不？”
毛衣当然好，轻软而舒适，不大不小地裹住了他强壮的身躯，比往日老伴织的“柏油桶”式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是部长对老伴的做法却不以为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认什么干亲？”
大娘一听，吓得连忙闭上了嘴，再也不敢说别的了。当着阿芬的面，部长又说：“认干亲是封建社会的一套，我们gcd人，不搞这些名堂，同志亲，比什么都亲。”
阿芬转过身去，对大娘扮鬼脸。部长不在，她还叫“干娘”，干娘也一声比一声应得脆。
有一次，部长说去出差，要过几天才回来，干妈照例把阿芬找来陪伴。想不到吃过中饭突然跌了一跤，这一跤跌得很重，幸亏阿芬在跟前，赶紧找车、送医院，检查下来，病情有点复杂，需要住院观察。于是她又帮着办手续，护理病人，来回送饭、取东西，直忙到深夜，机关已经锁门，宿舍里进不去了，就仍回到部长家。
刚躺下，就听见门响，竟是部长回来了。原来他没有出差到远处去，只是在附近的公社转了转。
阿芬吓了一跳，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部长忙安慰她:“不要紧，你就在这睡好了，我到书房去。”
部长真的在隔壁支起了一张行军床。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感到一阵无端的恐惧。她听见自己的心怦怦地跳，于是便竭力想要弄清这恐惧来自何方，但竟是徒劳。在寂静中，她听见部长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皮带上金属裤勾碰撞的清脆响声，还有划火柴的“嗤嗤”声。意识开始清晰了，她怕的是这黑暗，这空寂，这空寂中睡在一套房子里的一个男人。她开始后悔在此留宿了，可是，此刻离去，又太晚了，在大街上晃荡一夜，也不安全。再说部长已经睡下，她如何去说？就是部长没睡下，她也不好开口。她不能说：“我怕你。”这象什么话？这种心思怎么能叫部长看穿？
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她觉得黑暗象陷阱一样要把她吞没，以致下意识地捏紧了拳头，随时准备和假想中的危险搏斗。可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只有部长在隔壁又“嗤”地划了一根火柴的响声。她紧张的心情渐渐地松弛了，继而袭来的是一阵悲哀。她可怜自己，她觉得此刻她应该躺在女大学生宿舍里做着美丽的梦，而不应该在人家的屋檐底下提心吊胆。还是读大学好啊，一辈子和那些文件、电话打交道，有什么意思啊？
这是她在参加工作以后第一次为自己的前途而感到忧虑。这忧虑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强烈，好象一生就此完结了似的，真使她自己也感到奇怪。在许多年后她回忆起这一幕时，才切切实实地明白了在那个晚上，她一颗少女的心已经对今后的厄运有了某种神秘的预感。
但当时她并不愿承认这一点。她的理智不断地把这种顽强浮起的潜意识压下。部长夫妇待她这样好，当女儿一样看待；工作又轻松，她还可以自学，即使要上大学，明年也能再考，只要部长同意……她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隔壁传来一阵阵均匀的呼吸声，她彻底轻松了，同时也感到难耐的羞愧。部长是老革命，是首长，可她把部长看成什么了？明明是自己思想意识不对头，还要瞎猜测，难怪在自己的入党问题上，部长说还要“考验考验”。
她终于沉沉地睡去，并且梦见了一座漂亮的大花园，里面生长着许多她从未看见过的奇花异卉。她走进去，想嗅一嗅花的芬芳，突然天变了，乌云密布，眼前一片漆黑，雨象热乎乎的岩浆一样喷薄而下。她急了，掉头就跑，可是怎么也跑不脱。那雨越来越热，象火一样烧灼着她。她被烧得透不过气来。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烧死了。她拚命挣扎，发现自己被一双男人粗壮的手搂住了。她张嘴欲喊，那手把她的嘴堵住了：“不要出声，让人听见，你我都完了。”
是部长的声音，她惊骇得瘫了。部长趁机把她搂得更紧，喃喃地诉说自己怎么喜欢她，苦苦哀求她能给他一次。她不知道部长在说什么，只是下意识地推开他，想逃出去。部长说：“你真要闹出来，我倒也无所谓，可你这么年轻，你的前途还要不要了？”
她一愣，随即又开始挣扎，不过已不敢过分，也不敢出声了。她怕真的被邻居听见。后来，她哭了，那哭声也是压抑的，很轻很轻，怕被人听见。
直到第二天上班，眼睛还肿着，同事问她，她支吾说感冒了。星期天回家，她目光直直的，吃不下也睡不着。阿菊急坏了，只当她是工作辛苦累病了，又请医生又做吃的，整日围着她忙。到星期一，她又上班去了。
整整一个星期她没再去部长家。一星期后，部长从家里打来电话，说是老伴出院了，要她去。电话是别人接后转告她的。她怕不去令人生疑，只好硬着头皮又去了。
部长没有骗她，大娘是在家里。不过，她一进门，部长就叫她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了。而以往，她总是在客厅里和大娘说话的。她进了书房，部长把门一关，就去抱她。她又愧又怕，就喊：“干娘，干娘！ ”
大娘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忙颠着一双小脚走过来，急急推开了书房的门，一看里面的情景，愣住了。部长扭过头去，威严地咳了一声：“没你的事，你出去！ ”
大娘垂下眼皮，慢慢转过身，带上书房的门，走出去了。活像一个受气的童养媳。
部长微微一笑，抱起阿芬，穿过客厅，走到卧室，把她放在床上。
这是第二次。
从此以后，就有了第三次、第四次……机关里的人似有所闻，私下里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不过碍于部长的权势，不敢公开。
到春天，她填了入党志愿书，上级也批下来了。人们祝贺她，那目光既谄媚又厌恶，既讨好又揶揄。她觉得活着真是一场灾难，不如死掉算了。她沿着小河往前走，看见鱼儿在水里活泼地游，淡紫色的野花含苞欲放。生命多么好，真不想死啊！
大约有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部长再没来纠缠，希望又在她心中复燃。她想部长也许回心转意了，就悄悄地把过去学过的课本都找出来，下了班关在宿舍里复习。她打算到夏天去报考大学，这样就能远走高飞，永远摆脱部长了。
4月里的一天，南风暖暖的，吹得人心思恍惚，机关的院子里已经是柳荫遍地了。下了班，天光还亮，阿芬捧着一本书，朝院子后面的河边走去。
“小芬！ ”她一抬头，看见部长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到哪里去？食堂快开饭了。”部长关切地说。
“哦，我有饭——中午买好了。”她慌张地解释。其实，所谓的饭就是两只冷馒头。她一向刻苦，晚上很少到食堂买热菜。
“老啃冷馒头怎么行？”部长的眉头皱了皱，“走，到我家去吃饺子。”
她不愿意去。她晓得那饺子里包的是什么馅，哪怕吃糠咽菜，也强似这饺子。可是她不敢不去，她没法摆脱部长，就是将来考大学，没有部长点头也不好报名。
到了部长家，部长拿出一张纸片给她看，这是他和山东大娘的离婚证书。她知道希望已成泡影，这辈子算完了。
4月底，她和部长结婚了。部长大她30岁。
离了婚的山东大娘仍住在家里——她无处可去，部长不能叫她流落街头。她依然包饺子，做面食，给部长洗衣烧饭收拾房间，就是不再把阿芬唤作“闺女”了。
到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武装部门口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看反动道会门一贯道头目的女儿腐蚀拉拢革命干部”。
于是阿芬被揪出来了，一头浓密的秀发被剃掉一半，脖子上挂了一串臭烘烘的破鞋，用绳子牵了去游街。阿菊闻讯从乡下赶出来。这个一向逆来顺受，默默经历了许多灾难的乡下女人，突然间象失掉了幼崽的母老虎一样毛发直竖地冲进机关大院，捧着一堆石头，一块块朝那有玻璃的地方扔，玻璃响一声就骂一声:“我祖上18代都是贫雇农，阿芬是我嫡嫡亲亲的囡呀！不相信大家割开血来看……”
人们围观上来，老太婆又喊：“毛主席啊毛主席，敌人在搞阶级报复，欺侮我贫下中农，欺侮我响当当的红五类的囡……”
因为阿菊真是贫农，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居然不敢撵她。又因为大字报的内容本来就是捕风捉影，并无多少事实根据，写的人自己成分也不怎样，细细追究起来还不如阿菊过硬，所以，这“反动道会门”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新张贴的大字报标题改为：“走资派喜新厌旧，腐化堕落”。
在这张大字报里，部长的名字被倒过来写，还打上了红X。于是，部长赶紧写了一张大字报表态，说阿芬是反动道会门的女儿，他看过她的档案的；还说她当初是如何腐蚀拉拢他，而自己又如何被阶级敌人的美人计打中了，今后要痛改前非，与化成美女的白骨精划清界线等等。
部长言行如一，当即与阿芬离婚并和山东老大娘复了婚。离婚后的阿芬被关进了牛棚继续受审查。而部长则因为态度好，很快就出来亮相并主持工作了。
象所有的单位一样，这里也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也象所有在那个时期出来的干部一样，部长支持了其中一派。在一场武斗中，部长支持的一派把另一派打得落花流水，死伤不计其数。
忽然有一天， 一个最新指示来到，失败了的那一派好像吃了还魂草一样，一下子又起死回生了。他们要为死去的难友复仇，扬言要把部长揪出来公审。
部长得到消息，连夜找了个隐蔽处藏起，再不露面。这一派人找不到部长，就把阿芬从牛棚里拉出来批斗。斗了几场，仍觉不能雪恨，就有人献策说，从前反动道会门愚弄群众，用一缸硝镪水，叫人跳下去，人便化成一股烟，说是升天，现在何不叫这个女人也跳硝镪水——既声讨了反动道会门的滔天罪行，又为死难的烈士报了仇。
于是这些人就去准备硝镪水。山东老大娘听说了这事，颠着一双小脚，偷偷去寻部长，要部长出来想办法救人。可是部长不肯出来，他说：“我有什么办法？现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口气很冷淡，又责怪老太婆不该自作主张寻了来，被人发现了不是好玩的。山东老大娘叹口气，走了。不过她没有回家，而是往乡下走去。走了整整一天，两只小脚磨出一层血泡，她找到了阿芬的母亲阿菊。
半夜里，阿菊放了把火，把关押阿芬的牛棚边上的柴秸烧了，烈火冲天而起，趁着混乱，她把女儿救出来接到预先准备好的一只小船上，转眼之间，逃得无影无踪，就像当年的强盗叫花子一样。
这一走，母女俩再也没回去。后来听说部长官复原职了，再后来又升官了，升到地区当专员。10年后的一个好晴天，阿芬把拾来的破烂卖给小镇上的废品回收站，在把破烂分类的时候，有张破报纸引起了她的注意，因为那上面登着的一张小照片，看起来极眼熟。拿起来一看，那照片正是她18岁时的留影。照片下面是一则寻人启事，部长——也就是现在的专员在寻找她，仍把她称为妻，那个混乱时期宣判的离婚，是不作数的。
“碎玻璃五斤，鸡毛三斤，废纸——快点快点！ ”收购站的小姑娘催她。
她赶紧将报纸揉一揉，扔进了废纸堆——从那时到现在，又是10年过去了。
胡琴咿咿呀呀地响着，那只握着弓的手，控制不住地时而颤抖一下，因此那琴声听来便有些颤，有些跑调，象是出乎意料的呜咽，又像是无可奈何的呻吟。
在日复一日充满呼唤的琴声中，阿菊到了弥留之际。女儿不再出去卖豆腐，日夜守候在床边。瞎子也不再唠唠叨叨地向这母女俩讲自己的遭遇，盘问她们的来历了。他坐在门槛上，抱着他那把胡琴。
今生的光明在阿菊的眼里一天比一天暗淡，可她总觉得自己还坐在小船里，悠悠忽忽地飘荡着，一世人生，就这么飘到头了，真有点不可思议。那一天，女儿搀扶她下船，对她说：“妈，这里蛮好。”她一惊，茫然四顾，突然发现，这又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竟是她的故乡。在这里的土地下面，埋着她的父母，她的男人，还有她那可怜的阿姐。多少年来她带着女儿飘流四方，并不曾想到要回故乡。故乡埋着她太多的痛苦，她不想翻掘出来。可在水上漂泊的时候，她总是坐在船首，对女儿说，往南去、往南……理由是要离繁华的大城市更近一点，好把豆腐生意做得兴隆些。她不曾想到，冥冥中已有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在指引她落叶归根了。
起先她还有点惶惶然，生怕有人认出她来，于女儿不利。结果倒很快就释然了——“时间就是金钱”，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谁也没有兴趣多看她一眼，就连曾经鲜艳如花的女儿，也早已引不起男人的兴趣了。“时间就是幕布”，它把人生的几个阶段遮隔起来了，让人面目全非。这一点，恐怕只有阿菊体会最深。
有一天夜里，她乘着月色悄悄回自己老屋的宅基看了看。在从前茅草房的宅基上，平地而起的是一幢屋檐上绘着两匹马的二层楼房，上下灯光雪亮。她又记起自己离开这里时茅屋西侧的一排桃树正开花，就绕到了楼房的西面，虽然明知不可能还会有什么桃树。就在这时，邓丽君小姐的歌声如洪水泛滥一样从窗口里汹涌流出，她吓得心发颤，突然意识到自己鬼鬼祟祟的举动，简直像个小偷，于是便凄凄惶惶地走开了。
她忽然记起小时候曾听私塾先生摇头晃脑地念过一首诗，叫什么“月明星稀，鸟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说得多像啊！她现在不是像诗中的小鸟一样，南飞归来了，又无枝可依吗？可即便“无枝可依”，也还是要回来，也还是死在自己的故土上。人哪，真是一个自己也猜不透的谜。
她真没想到，在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热土上，倒是一个从外乡来的穷瞎子收留了她娘俩。她从前没见过这个瞎子，想必是在她被遣送去江北以后，瞎子才到此地定居的。唉，要是瞎子早一点来，或者阿姐晚一点出事，那么，他们之间的尘缘，就能由他们自己来了结了。然而竟没能碰上。人生就像夏日激流冲击下的一根稻草，自己是无法选择自己的流向的。
不过，即便“金凤”和瞎子碰上了，即便如愿以偿，“金凤”就是阿兔，那又能怎样呢?“金凤”和阿芬的厄运，一个善良的穷瞎子是无力挽回的。既然无力挽回这一切，他只能在心灵上承受着比无望的寻觅更加深重的苦痛……
当阿菊从昏沉中清醒的时候，好几次张口欲言，但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她是要死了，可是女儿还只有40岁，还有很长的生活道路。她相信不管世道怎样的变，女儿都应该是贫农的女儿，而不能是被枪毙的反动道会门的女儿。在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时，她紧紧抓住女儿的手，枯叶一样的嘴唇翕动着。女儿问：“姆妈，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她说：“我走后，丢下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真不放心。这里的瞎子伯伯是个好人，他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他吃过的苦头比你我吃的苦还多，你和他认个干亲吧，日后也好有个照应。你也能在这里报上户口，在此落脚了。”
“姆妈……”女儿好像极意外地叫了一声，突然脸变得惨白。
而瞎子则在恍惚之间竖起了耳朵，紧张得连太阳穴都突突地跳了。这些天来，他从来没有弃绝过希望，他总以为这个卖豆腐的老太婆就是他的阿兔，虽然他从来没有听她讲过自己的身世。可他觉得不讲本身就是希望——如果她不是阿兔，她没有顾虑，那么她为什么不肯讲呢？她一定有种种难以言说的原因，不能说出自己的真相来。但不管怎样，他能在人生的末途碰到她，总算是天理昭昭，上苍有眼了。他守在她的房门口，在秋风萧瑟中用最后的琴声给她送行。此刻，她又如此这般地吩咐女儿，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他突然意识到，他确实应该有一个女儿的。他一定有——他转过脸来，屏住气息倾听着，等待着……
女儿不理解、也不愿意这么做。她觉得除了这个相依为命的姆妈，在这个人世间她是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亲人了。但是老人临终前的最后意愿是不能违拗的。为了让生她、养她、爱她、护她的亲娘能安然闭目，女儿终于从门口把等待已久的瞎子扶到了母亲的床边，并且低低地、辛酸地叫了一声“干爸”！
阿菊终于合上了双目。在她朦胧的意识中，她相信自己把女儿保护得很好，不会再有人来逼女儿跳硝镪水了。在人世的险风恶浪中，她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
瞎子阿篓的心如同漂浮在云端里，眼前的境况是从云端里看地上的海市蜃楼，叫人不敢相信。他想，他一辈子的祈求和愿望终于满足了，现在就是叫他马上去死，他也心甘情愿。阿芬叫他干爸，可是他却叫她“亲囡”，“我的亲囡、亲骨肉！ ”他再也不噜苏过去的事，一心只想同女儿过日子。他摸索着给阿芬烧火，甚至还说要去推磨。阿芬怎么拦也拦不住。一天，他把自己睡了几十年的破枕心拆开，从里面摸出了三个银洋，这是他一辈子讨饭、说书所积下的全部家当。他把它交给阿芬，说：“囡啊，我命苦，穷了一生一世，没给你做过满月和周岁，也没力量养大你，这三块洋钿，你拿去做身衣服吧！”
阿芬默默地接过银元，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第二天就上街给瞎子买回来一套新的的卡衣服。瞎子激动得直埋怨阿芬：“戆囡啊戆囡！”说着，已哽咽得泣不成声了。可这是喜泪。瞎子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喜泪在他的盲目中渗出。
“哀莫大于心死，喜莫大于志得。”现在，阿篓想得到的都已得到了；上苍可怜见他，切莫再让它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