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那屋子实在是冷得很，比我们谁家的房间都冷。西北风不断地从裂开的墙缝里钻进来，而屋里照例是不点灯的——小辫子把煤油锁在柜里，只供他自己需要时取用。但是，就在这又冷又暗的小房间里，在老肚皮妈妈温厚慈祥的声音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了奇异的故事王国。
也真奇怪，她平时那么笨嘴笨舌，可给我们讲起故事来，却娓娓动听。我长大以后爱上了文学，后来又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回想起来，老肚皮妈妈应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有时天特别冷，老肚皮妈妈就冒着小辫子男人回来后会挨打的危险，扯上几捆草，点着了为我们取暖。她坐在烧火凳上，一边用火钳往灶肚里送柴禾，一边讲。我们就蹲下趴在她的两条腿上，听得津津有味。
这真是最幸福的时刻。桔红色的温暖的火焰跳动着，立刻驱散了屋里的严寒。我思维的小鸟活泼起来。那闪亮的火光梦幻般地映出了天上的仙女，月里的嫦娥，水里的龙王以及鲤鱼精和罗刹国里的宫殿……
“从前，有一户人家，”老肚皮妈妈往灶里添着柴禾，慢悠悠地说，“住着父子二人。父亲给财主当了一辈子长工，后来老了，做不动了，躺在床上生了病，没得饭吃。儿子很孝顺父亲，决心自己出去做工养活爸爸，便背了个包袱出去了。他在外面辛辛苦苦做了大半年，赚了几个钱，打算买些米带回家去。谁想到，走到半道碰到了强盗，把他辛辛苦苦赚来的工钱全抢去了。儿子越想越伤心，就坐在桥头上哭。正在这时，远远过来一个仙人。仙人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的钱被强盗抢去了，现在没钱买米回去，父亲要饿死了。仙人很同情他，从口袋里摸出七粒米来，交给他说：‘你把这米拿回去，每回只要在一粒米上掰一只角放在锅里煮煮，就够你们父子俩吃一天的了。’儿子回到家里，立刻就给父亲做饭。但是他想，一粒米掰下一只角，怎么会够吃呢？于是就把七粒米统统倒进锅里，烧开了水，焖在锅里，然后出去砍柴了——他想等砍完柴回来，再和父亲一起吃饭。
“想不到他砍完柴回来，却见门口给堵住了。原来，锅里的饭涨开来，涨满了整个屋子，一直涨到了大门口。儿子一想，父亲还睡在屋里，不是要给米饭闷死了吗？这可把他急坏了。他想冲进屋去把父亲背出来，可这么多米饭怎么办？扔掉吧，又不舍得；不扔吧，又进不去。于是，他就张开嘴巴吃了起来。他吃啊吃，拚命地吃，想吃出一条路来，好把父亲救出来。可这米饭那么多，怎么也吃不完，最后竟给活活涨死了。
“死后他的魂灵上了天。玉皇大帝念他孝顺，便封他为岳神。岳神专门吃瘟疫、吃疾病，每个月轮流在八个方位出现……”
“那么，我们能不能看见岳神呢？”我忍不住问，因为我觉得岳神真是一位善良的好神。
“能！”老肚皮妈妈肯定地点了点头。
“己酉还归东北方，乙卯正东方，庚申东南方，辛未西南方……”她嘟嘟囔囔地念出一连串名词来，很快地接着又说：“如果是己酉时，岳神就呆在东北方，我们可以从东北方看见他……不过，得小心，这时候不能随便把东西扔到东北方，会被他吃掉的。”
“啊？”我突然觉得有些害怕。
“老肚皮妈妈，你不是说岳神专吃疾病、瘟疫的吗？”有一个孩子问，大概他也是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是要吃疾病、吃瘟疫的。可是，”她迟疑了一下，说：“可是你们不晓得‘蚕豆开花黑良心’吗？人心总是坏的，岳神原先在吃米饭时吃红了眼，看见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所以他不但吃瘟疫，吃疾病，还要吃别的，比如吃小猪，吃小孩子，吃……”
说到这里，我毛骨悚然，伸手攥住了她的衣角，身子紧紧地贴着她的肚皮，似乎极怕自己也被吃了去。她搂着我，在我背上轻轻拍了一下，说：“春华不要怕，吃不吃小孩，是看生下来时你娘把胞衣（胎盘）扔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己酉时生的，胞衣又扔在东北方，就会正好被他吃掉，以后，小孩的命就不保险了——当然，你的胞衣，没有扔在岳神出现的方向。你……你们的父母都晓得这个规矩，你们放心好了。”
大家都松了口气，屋里的气氛重又活跃起来，火光仍是那么温暖。老肚皮妈妈把手探进怀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我们不知里面藏着什么东西，都眼睁睁地望着。最后，里面的东西露出来了： 白亮亮的一颗小乳牙。
我立刻记起来了： 早晨，我在她家门口玩，玩了一会儿，我的门牙脱落了——我正在换牙，便张口吐了出来。怎么被老肚皮妈妈拣了去，还当宝贝一样地藏起来了？
“多危险呀，春华！”老肚皮妈妈开口说，“今天正是庚申日，你把牙齿丢在东南方，幸亏我拣回来了，否则要被岳神吃掉的。”
我一听这话，也觉得很吓人。可再一想，牙齿又不是什么“胞衣”，而且又没有一点用处，吃就吃掉好了，何须这么大惊小怪呢！于是我拍着手，笑嘻嘻地说：“妈妈，你再把它扔到东南方去，我真想看看，岳神是怎样吃掉一颗牙齿的。”
“瞎三话四！”老肚皮妈妈向我瞪了一眼——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么重的话说我。然后，摇摇头，深深地叹了口气，重新一层灰布，一层蓝布，又一层白布，把牙齿包好，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那么的虔诚郑重，仿佛这是一颗价值连城的珍宝。
我望着她那沉重缓慢的动作，奇怪地想： 既然她认为人心都是坏的，那么，她自己为什么这样好心肠呢？她为什么对我们——尤其是对我，如此亲切和无微不至地关怀呢？
这个问题，是我当时那个幼小的脑袋所无法回答的，甚至直到现在，似乎也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人生有时如迷茫的雾，在雾中，一切物体都是朦胧的，只有当你回头看它在水中的倒影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发现，这倒影是那么清晰，清晰得如同沙漠里的海市蜃楼……
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次，我们闯了穷祸——当我们在取暖听故事的时候，谁也没在意，有几点小小的火星溅到柴堆里去了。冬天柴干，我们刚走，火就烧起来了。当村里人都赶去救火时，无情的火舌已舔掉了半个屋顶。第二天一早，老肚皮妈妈扶着焦黑的墙壁，从屋里走出来，看见我，照例笑一笑，举着手招呼我。
我走过去，看见她的额头、脸上、脖颈上布满了一道道红的紫的伤痕——这不是因为救火，而是小辫子打的。我心里很难过，伸手指着问她痛不痛。但她似乎并没有在意我的问话，却笑咪咪地蹲下去，在灰堆里扒了半天，扒出一个烘山芋来，两手托着，噗噗地吹那上面的灰，吹净了，就塞到我的手里，说：“吃吧，还是热的。”
“不，妈妈你吃。”我第一次客气起来。
她摆摆手，又拍拍自己的肚子，表示已经吃过了。我踮起脚，掀开她的锅盖，见里面煮的是黑糊糊的野菜。我哭了，紧紧攥着手里的热山芋，抽抽噎噎地说：“妈妈，我要好好读书……读好了书，我就去，去挣钱，挣许多许多钱，给你盖一幢瓦房，还买、买好多好多油条（我当时认为油条是最好吃的东西），送给你……只给你一个人吃，气，气死小辫子！”
然而我并没有实践我的诺言。盖一幢瓦房——无疑今生是不可能实现了，虽然我真的把书读得很好。
老肚皮妈妈的草房勉强修复以后，仍在小辫子的欺压下度着艰难的岁月。而我，渐渐地由于年龄的增长，学业的繁忙，竟顾不上经常到她的茅屋里去了。
上中学后，我便住校了，一星期只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父母亲都“心肝、肉儿”地宝贝，弄得我很少空闲去看望老肚皮妈妈。但我总是在上学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她。她常常拉着我的手，笑嘻嘻地问我一些学校里的事，或者罗罗嗦嗦地对我叮嘱一番。
高三毕业时，向来很喜欢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我说：“都讲北大难考，我们这个小地方，还没有人考上过北大，你给我去考考看？”
“考什么科呢？”我自己拿不定主意。
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听了我的问话，他不假思索地把下颌一扬：“当然是考文科啰！”
可是，当我拿着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单回到家里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要离开家乡好几年到那遥远的北方城市去读书，还要车费、学费、书费等等，父母亲会舍得我离开吗？他们能一下子筹起这么多钱来吗？
所以，在我推开家门的刹那间，已经变得垂头丧气了。母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见我闷闷不乐，就问：“高三读完了，今年升高四了吧？是不是要交学费了？”
我摇摇头：“没有高四的。我考上了大学，要去北京。”
“去北京？”母亲惊异地睁大了眼睛，似乎好半天还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不过这条消息，很快在村里引起了一番小小的轰动。
不一会，我家门口聚满了人。有的是来道喜的，祝贺我“中了状元”，要上京城——到从前皇帝住的地方去了。但更多的是向我和我的母亲表示同情，因为据说北京“冷透冷透”，十月份就落大雪，会把人的脚趾头也冻掉的。老肚皮妈妈也挤在人群中，一言不发地听着别人讲话，不时撩起衣襟擦一擦眼泪。
母亲非常紧张，连夜为我缝被子，拆洗棉衣，还找人把她陪嫁时的一只破板箱钉好，好给我带去装东西。一连几天，忙得连伤心落泪都顾不上了。
第三天一早，我拿着扁担到井台上去，给家里挑最后一担水，见老肚皮妈妈低着头，匆匆地向我走来。
“妈妈！”我一面喊她，一面便想起幼年时她对我的种种好处来。
她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眼皮红肿得像核桃一样。
“妈妈你……你病了吗？”我不安地问。
她摇摇头，把一双新棉鞋塞到我手里。
“妈妈！”我把鞋塞回到她的手里——我已经懂事，知道她生活艰难，怎么好意思接受这样重的礼物呢？
她急了，捉住我的手，硬把棉鞋塞过来，一面结结巴巴地说：“那儿冷，要冻，冻坏脚趾的……我做得不好，总能抵、抵点寒气。”
说完，她又眼泪汪汪的了。我觉得若再不接受她这双棉鞋，太伤她的心了，于是就把鞋接了过来。
正如她自己所说，棉鞋确实做得不好，粗针大线的，样子也又丑又笨——跟她以往做的针线活完全一样。但是，想到这双棉鞋是她彻夜不眠为我赶制出来的，我的心就热了——除了亲爱的母亲，还有谁能这样时时刻刻地关心和牵记着我呢？
为了报答这一双棉鞋的情义，几年后我第一次探亲回来，一到家就向父母问了老肚皮妈妈的情况。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告诉我，小辫子阿申已经死了，剩下她一个，屋里没劳力，她自己又手脚笨，已经穷得连手纸也买不起了，只能用旧棉花来代替，用过后洗洗再用。又说，最近村里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要贫下中农讲自己的身世，几乎人人都谈了，可轮到她，就是死也不肯开口。因此，她新近又得了一个外号，叫做“老顽固”。而且为了这，她的“五保户”的口粮也给减少了一半，甚至还有风言风语的传闻，说她是逃亡的地主婆哩。
我听后感到愤愤不平。我是一个受过五十到六十年代严格的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我当然懂得地主婆是一个何等丑恶的形象，这个罪恶的称呼怎能与善良的、受尽苦难的老肚皮妈妈连在一起呢？我一面从心里诅咒这样的谣言，一面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前去看望她。
当然，面对老肚皮妈妈的窘境，我不能空手而去。可我当时还是一个靠助学金生活的穷学生，父母亲为凑足路费让我回来探亲一趟，三年的布票没舍得买，天天熬夜为公社加工组编织草帽，眼睛终日又红又肿，我又怎能再伸手向他们要钱呢？所以，我只好搜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到街上买了几副大饼油条，用报纸仔细地包好，准备带去给她。
不知是因为看惯了城里的高楼大厦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几年不见，我觉得老肚皮妈妈的房子破烂得更厉害，墙壁更见斑剥，屋顶的草愈加陈腐，整个房子摇摇欲坠，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似乎只须一阵粗暴的风便能吹倒。然而，与整幢屋子极不相称的是，屋檐下墙根旁，竟种满了潮头花。无数肥硕宽大的绿叶，托出了一朵朵——不，那无法以朵来计算，而是一蓬蓬、一丛丛的娇艳的花。花儿有红的，有黄的，引得蜂蝶乱舞。在这饥馑笼罩大地的时期，江南的土地寸土如金，破草房的主人不种些可以充饥的南瓜，倒种了这么多无用的花，实在是很少见的。
老肚皮妈妈站在一丛潮头花跟前，佝偻着背，嘴里自言自语地唠叨着什么。从侧面看，只见她的脸色更黄，头发更加枯乱——但肚皮仍是那么大。我慌忙叫了一声：“妈妈，老肚皮妈妈！”
她慢慢地转过脸来，两只黄褐色的包在皱褶里的眼睛一下子放出了光，同时立刻咧开嘴巴笑了起来：“嗬嗬，春华！春华回来啦！噢，长高了，瘦了……真是出息了。唔，我就知道你有出息，瞧这潮头花，发得多旺！还是那年你种下的一粒籽呢，看看现在，看看……真是有出息了！”
她唠叨着，也把我拖到花丛前，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的脸，我的身体的每一部分。这使我记得在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她也是这样拉着我的手，硬拽我到她家门前，给了我一粒小小、黑黑、圆圆的花籽，要我种下。种完以后她又罗罗嗦嗦地讲了一大堆话，不外乎是看见花就想到了我，花发得旺就是说明我在外头好，她要天天求菩萨保佑这棵花等等——仿佛那棵花就成了我的命运，我的主宰。我当时听了只觉得有点好笑，再讲又有许多事情要办，听过也就算了，并没往心里去。谁想到她竟真的这么做了——我感动，我羞愧，我完全能想象到她为我祝告时的虔诚的样子。突然间，我想到了我放在书包里的大饼油条，我的沉重的手实在无力拿起这菲薄的礼物；可是那摊晒在门口的野菜和谷糠，以及老肚皮妈妈那没有血色的嘴唇鼓励了我，使我终于从书包里取出了大饼油条，递到她手里，结结巴巴地说：“实在……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妈妈你……拿去吃吧。”
老肚皮妈妈两手捧着大饼油条，眼睛直直地瞪着我。我有点难为情地又说：“还是软的，妈妈，你吃了吧！”
突然间，她那松松的眼皮眨了一眨，一大滴泪珠顺着黄黄的脸颊滚下来；紧接着，一串串热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仿佛是夏天的一阵急雨，打在她手中的大饼油条上。可她依然站着，不动，也不去拂试。
这情景真使我有些害怕，我以为她一时间发生了神经错乱，疯了，不由得抱住她的双肩，急急地摇晃着喊：“妈妈，老肚皮妈妈！”
然而她笑了。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她也看到她是在笑，虽然眼泪依然不断地滚落下来。
“囡啊，好囡，好囡，我的好囡！”她一面哭，一面笑，一面翻来覆去地重复这句话……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老肚皮妈妈的。我只记得我回到家里，母亲说我的脸色难看，要我到床上去躺一会，还给我端来一碗热米汤。我咽不下，轻轻地推开碗说：“姆妈，老肚皮妈妈太苦了。”
母亲抬起头，向我望了一眼，半天没有作声，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