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天黑了。
母亲最后一次到我房里来时，替我掖紧脚跟的被子，轻轻拉灭了电灯。
黑暗笼罩了整个房间，但从窗口望出去的一片天空，倒显得白亮亮的。那上面稀疏的星辰，很淡很淡，仿佛时时会被风吹熄。
我安然地闭上眼睛，在这亲切的梦幻般的境界中期待着。
我并不能说出我正在期待什么，因为在生活中，刻意期待的东西有时是虚幻而难以得到的，而所得到的又可能是意外的东西……
在我家屋后，有一条小河，它弯弯曲曲地流过许多村庄和田野。站在正对我家房子的高高的小桥上向前望去，可见两岸的竹林和古老的垂柳，美丽的合欢，交错地封锁了清瘦的河身。枝条温柔地吻着水面。夜深人静时，在大自然凝固的黑暗中，河面上的几朵水浮莲，闪着灰白的光亮，慢慢地浮过来，浮过来，这使人感觉到水的流动。于是人的视线会不由自主地盯着这几朵飘零的植物，只见它穿过桥洞，拐了一个大弯，然后和黑绸般闪动的河水一齐，消失在一丛墨墙一样茂盛的杞柳后面了。这时候，面对着迷茫深邃的夜空，往往会有一个奇特但是自然的想象出现在你的脑际： 这条携带着绿色水浮莲的小河会流到什么地方呢？它的前方有盛开的鲜花吗？有辉煌的灯火吗？它将进入大海雄伟的怀抱呢，还是与苍茫的天穹上那迷离闪烁的银河相汇合？
这些纷沓而至的问题，曾给幼年时代的我带来无穷无尽的美好的梦。可是，第二天，当清晨的曙光降临，我欢呼着沿河跑去时，就发现在那里——绿色的杞柳丛后面，小河拐过弯去的地方，和这里有着一样的竹林和小桥，一样的田野和村庄，甚至一样的垂柳，一样的合欢，河身一样在密布的浓荫中穿掠。
如今我人生的河流，经过了许多曲折与坎坷，许多激荡与奔涌以后，终于有机会又重新地回到了家乡熟悉的沃土，我还期待什么呢——除了父母深厚仁慈的爱以外。
夜，静极了！只有墙根下，深秋的蟋蟀在用最后的歌声和这个世界告别。窗外摇曳的竹叶发出轻微的叹息。我久久不能入睡。
为什么呢？因为床太软了吗？
也许是的。记得在童年时代，因为家境的贫寒，母亲总要在我睡的木板床上垫起半尺多厚的稻草，然后再铺上棉絮和床单。现在依然是童年时睡过的床，母亲一连垫了四条棉絮，而且吃过晚饭又硬把她自己的一条被子也抱来垫上。唉，在茫茫的人世间，当我们踏着荆棘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艰难地前行的时候，有谁会像慈爱的母亲，夜夜为我们铺设一张温暖柔软的睡床呢？
我不由自主地自责起来。我责备自己作为双亲唯一的儿子，竟在离家之后的这些年中没能回来探望一次。当然，客观原因是，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能全由自己作主。可是与父母的爱子之心相比，我毕竟是太惭愧了。
最近，我从遥远的北方都市调回到这个临近东海的大城市，在一家报社里负责农村部版面的采访。因此，有机会来到这个城市的近郊——我的家乡，来看一看生我养我，在幼年时为我吃尽了苦头的双亲。
傍晚时，我回到了这阔别二十年的家乡。一进屋，随手把拎包和网兜放在凳上——就像小时候放学回来将书包往旁边一撂似的，立即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姆妈！”
母亲正在摆碗筷，听见喊声，触电似地愣住了，随即，一串串的眼泪从多皱的脸上滚落下来。
还是父亲反应快，立即呵呵笑起来：“哟，阿囡回来啦！”
我赶紧又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爹爹！”顿时觉得，自己的喉咙也哽住了。
“阿囡呀，快吃夜饭，吃夜饭……嗳，不，先揩揩面，吃杯茶。”母亲不停地擦着眼泪，放下饭碗又端面盆，一时欢喜得慌了神。
父亲且不说话，只一个劲地望着我，笑得合不拢嘴。
过了好一会，母亲才镇定下来，对父亲说：“老头子，你不要昏头昏脑地站着不动，快到阁楼上去把鸡蛋、白糖、芝麻给我拿来，我阿囡最喜欢吃芝麻汤团了。”
这回是父亲笑嘻嘻地反驳她了：“老太婆，我看你自己昏了头，做汤团还要浸米、磨粉，起码弄到后半夜，阿囡等你的汤团吃肚皮也要饿瘪了。”
说得母亲也笑起来。我忙说：“姆妈不要忙，我随便吃点好了。”
话是这么说，可母亲还是煮了满满一碗加了糖的荷包蛋。我都闹不清有几个，只觉得吃完了一个，碗下还有，再吃一个，还有；最后饱得只吃下半碗粥。可母亲还认为我吃得太少了，不停地“阿囡长阿囡短”地摸我的脑袋，看我是不是发烧了。
记得在幼年时，像这样过分的溺爱曾给我带来多少厌烦啊。因为，在我家乡这一带，“阿囡”是对抱在怀里的吃奶孩儿的昵称，而多数又是称女孩子的。只因我是在父亲三十九，母亲三十三岁上求神拜佛，好不容易得来的“贵子”，父母把我又当儿子又当女儿，长到十几岁了，还是“阿囡”、“心肝”、“肉儿”地不离口。记得有一次，下雨天，母亲到学校给我送伞。那时刚下课，我正在替老师收本子——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可母亲一进教室就“阿囡、阿囡”地大声叫起来，惹得同学们前俯后仰地一阵哄堂大笑，我羞得连伞也不肯接，一低头冲了出去。
当我一身湿淋淋地回到家里时，母亲又是抱怨，又是心疼，于是我乘机提出了我的抗议，以后再也不许叫我“阿囡”——至少是在大庭广众下不要叫。
母亲当即就答应了，答应的条件是我马上换掉湿衣服，同时吃下一大碗加了许多姜末、葱花的美味的鸡蛋挂面。
然而她一转身就忘记了自己的诺言。后来我又用了种种办法表示抗议： 诸如天冷时不肯加衣服，太阳底下不愿戴草帽等等，却总是收效甚微。
如今，当我已年近四十，而我那在中学读书的大儿子也长得和我离家外出时那般高了的时候，这一声声的“阿囡”，在我历尽了许多辛酸的久旱干涸的心中，就仿佛是一阵哗哗的急雨，我竟不知怎么变得如此的娇弱，如此的听话起来。饭后，我没有一丝反抗地又喝下一碗浓浓的红糖姜汤，因为母亲说我吃得“这样少”，一定是路上着了风寒的缘故。
现在，过多的甜食已经使得我的胃在微微泛酸了，但是我的整个身心是妥贴的，舒坦的，这绵软的床铺如同一只爱的摇篮，轻轻地、轻轻地在幸福中摇晃着我。
两个老人还没有睡，从那虚掩的房门里，传来父母低低的谈话声。
“明天早点起来，我上街买肉去。你看蹄髈好伐？”父亲说。
“好的。可别忘了再割点猪肝，阿囡最爱吃猪肝了。”这是母亲的声音。
床嘎嘎地响起来，似乎是老俩口正在为明天的计划而激动。过了一会儿，母亲又吩咐：“上街买完肉就回来，不要东逛西逛，我还等你回来杀鸡呢。”
“你放心好了，”父亲说，“阿囡这次回来，也不知能在家蹲几天，我不守在屋里厢，还会逛到哪里去？”
母亲又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大概是老人怕影响我入睡吧，谈话声渐渐低下去，低得只剩下沙沙的模糊的喉音，再也分辨不清说的是什么了。但是偶尔响起的咳嗽和唏嘘的叹息声，变得格外的清晰。唉，可怜的母亲，怕是又在抹眼泪了吧。
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头顶上响起了慢腾腾的脚步声，接着是搬动东西的声音，然后是沙沙的舀米声，哗哗的倒水声。我知道母亲在睡倒之后，又起床上阁楼去浸糯米了。记得小时候在端午节的前夜，我睡完一觉醒来，就常听见母亲这样爬上阁楼去舀米浸水时所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像这样窸窣的声音，对于在这个博大的世界里听惯了许多高亢音调的我来说，显得是那么的细小和微不足道。但正是这琐碎和微不足道的声音，却使那纯朴的农村生活的真实感触，如同一阵飘零的落英，一片片覆盖到我历经沧桑的心上。我忽然感到，生活的真谛就在这里，感情的天地就在这里；在这包含着平淡与细微，辛苦和甜蜜的琐琐碎碎、真真实实的声音里啊！
我翻了个身，一时间觉得百感交集。是的，我从小离家读书，在外有了工作，有了家，也有无数条理由不能照顾到父母，可是父母的心却每一刻都随着我的心在跳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的体验，是多么深刻而透彻啊！
阁楼上有一个沉重的物体被搬动了一下——大概是母亲在收拾那台积满了灰尘的石磨。这之后，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就一直响到了隔壁的房间。
床又嘎嘎地响了几下，大概父亲也未睡着，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母亲把虚掩的房门关死了。
我依然睡不着。我记起在小时候，夏天的夜里，常常有小伙伴约我去捉鱼摸蟹，可母亲从不准许我出去，因为她怕落水鬼把我拖了去。于是我就早早地躺在床上装睡，听母亲替我赶掉蚊子，掖好蚊帐，轻轻地退出房间；但她并不把隔壁的门关死，为的是好监视我。我找不到逃跑的机会，只好无聊地听着窗外的草丛里蟋蟀、蛤蟆和纺织娘此起彼伏的大合唱。
如今，这些可爱的、活蹦乱跳的小生物在哪里呢？我侧耳细听，希望能从昔日听惯的声音中，吸饮静夜的宁馨和甜蜜。但是深秋的夜毕竟太冷了，蟋蟀微弱的独吟，也好像夜幕上一道褪色的滚边，脱落似地消失了。清冷的月光在浓密的黑暗中浮动，好像把黑暗稀释了，又似把秋夜的悲凉，用这惨白的浮光描画出来了。
“瞿、瞿、瞿——”忽然一阵极轻的虫鸣声响起。我侧耳细听，只觉得这声音细微但是清晰，低沉但是有力。
“瞿、瞿、瞿——”像是穿透黑暗的月光一样清亮，但决无月光那种缥缈浮动的悲凉；又像是一阵微风，平地而起，但是决没有那风的游移不定的叹息。它是真实的、顽强的，一旦响起就经久不息。
这是蚯蚓的叫声！
我忽然觉得，许久以来，我所期待的就是这种声音。在我亲爱的故乡，当残冬的严寒还覆盖着大地，料峭的春风尚无力为桃柳染上轻红浅翠时，往往在一场雨后，蚯蚓就钻出了泥土。它迎着雨水，最先感受到春天的清新气息。它吃的是泥土，吐出来的却是庄稼所需要的养料。它终日埋在深深的地下——人们赞美地上面的鲜花和绿草，秀木与嘉禾，没有谁会想到它的功绩。只有在这夜深人静之际，它发出了自己勤勉愉悦的歌声。这歌声当然不如青蛙的嘹亮，也不及蟋蟀的动听，但音质也很清脆，在遍地萧索的晚秋，它给人以一种向上的、不屈不挠的力量，面对严冬的降临也决不悲观。
“瞿、瞿、瞿——”蚯蚓的叫声使黑夜显得深沉了。
我仍在想蚯蚓。
蚯蚓有极强的生命力，即使被打断，也能自行接起而成活；倘使断裂的肢体远离而不能再接，那么，它就会变作两条新的生命。这种生存的能力就像我们勤劳的中国人民一样，再大的苦难也压不垮。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父母的父母，他们一代又一代，不就是这样生活下来的吗？
那么，我呢？我的孩子们呢？
我询问自己，觉得在夜的沉寂中，有一种捉摸不定和难以理解的东西，迫使我去思考、去冥想……
忽然，“吱吜”一声，隔壁的房门打开了。随即响起熟悉的脚步声，我觉得奇怪，睁眼一看，见母亲悄悄地来到我床前。
“阿囡，”母亲的呼唤很轻很亲，好像怕惊动了我似的，她大概以为我睡着了。
“姆妈！”我很清醒地回答她，并从被窝里欠起头来。
她忙把我按住，掖紧我肩膀的被头。月光下，我看见她披着旧棉衣的微微佝偻的身子和一张布满皱纹的苍老的脸。
“阿囡，”她又轻轻地喊我，好像要说什么话，却又说不出来。
“姆妈，有什么事？”我伸手扭亮了电灯。
雪亮的灯光下，母亲显得慌乱而不安。
“是这样，阿囡，你今天刚回来，本来不该告诉你的，可是……”母亲吞吞吐吐地说，“可是，她一定要见见你。也怪可怜的，人都快死了，就是不肯咽气，叫着你的名字。我跟你爹爹商量了半夜，想还是……”
“姆妈，你说什么呀？谁快死了？”我不由得奇怪地问。
“住在村东的‘老肚皮’，你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叫她‘老肚皮妈妈’的。唉，也不知怎么她会晓得你回来了。你还是去一趟吧。快起来穿上衣服，姆妈陪你一起去。”母亲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目光里流露出温和愁苦的神情来。
2
老肚皮妈妈？
唉，我怎么能忘得了她呢？
冬天的阳光斜斜地照着，茅屋顶上陈年的稻草，似涂了一层淡淡的釉质；草屋门前光秃秃的苦楝树，垂挂下一串串圆圆的籽实，金豆子般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她搬一辆纺车，坐在太阳底下纺纱，但却很少转动她的摇把，大部分时间都咧着厚墩墩的嘴唇，眯缝起一双细细的眼睛，笑嘻嘻地望着我们这一群玩耍的孩子。为此，她常常遭到她男人的喝斥；可她也不在乎，等他走了，她依旧笑嘻嘻地望着我们。
高兴起来，她就拍着手唱：
萝卜开花白似银，
油菜开花像黄金，
蚕豆开花黑良心……
大概她生来只会这么一首儿歌，所以只好翻来覆去地唱。不久我们就全都学会了，也故意围着她转来转去，学着她的样子拍手唱：
萝卜开花白似银，
油菜开花像黄金，
蚕豆开花黑良心……
听我们唱歌，她笑得合不拢嘴。有一次，我乘她不防备，唱着唱着，就恶作剧地跑过去，抓起纺车的摇柄用力摇几下，然后一溜烟地逃开来。她纺得好好的纱都被我弄断了。大家见我闯了祸，也都离得远远地望着她，以便她追来时可以及时逃跑。可她却不生气，也不来追我们，脸上依然笑模悠悠的，捧起断了的纱头，轻轻搓着，说：“嘻嘻，现在的小囡真聪明，这么点年纪就会唱歌了。嘻嘻，还会摇纺车，会把棉纱线也拉断了，嘻嘻……”
听她的口气，倒像是我做了什么了不得的好事一样，我心里不再害怕了。几个胆大的孩子，又蹦蹦跳跳地围拢去，学着她的样子说：“嘻嘻，现在的小囡真聪明；嘻嘻，会拉断棉纱线……”一边说，一边大模大样地抓起车柄摇几下。她仍不阻挡，还笑着对我招招手说：“来，你也来玩，你们都来玩。”
玩，玩什么呢？那时节我们都还太小，没本事上树逮鸟，也不会下河摸鱼，只会藏猫猫，过家家，在墙根底下翻蚯蚓，到田野里采草籽，用泥巴和上水，搓一些圆不圆，方不方，说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土玩意儿……无论我们玩什么，她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忱来，有时甚至还参与我们的游戏。不久，我们大家就都喜欢她了，都愿意到她跟前去玩。
可是，在大人们中间，她的人缘可远没有这么好。因为她是外来户，非本地土生土长的，加上人又长得不等样（不好看的意思），心拙口笨的，所以大家都有点瞧不起她，甚至有时还有人欺负她。
说来也奇怪，人人都嫌她，可是在我——甚至在我们所有孩子的眼里，她却是如此的亲切可爱。我曾经反复打量了她许久，也找不出她浑身有哪一点是可讨厌的。
她有一张圆圆胖胖的脸。不过那不是真的胖，而是肿，手指按下去会凹下一个窝，许久也起不来。她让我们许多小孩子都按过，真是好玩极了，我们想不出这样的脸有什么不好。她的脸色黄黄的，黄得有点像南瓜，可这黄黄的脸上永远是那么亲切，那么温和，一天到晚笑呵呵的；特别是脸上那一双不大的眼睛，每当和我的目光一接触时，便笑得格外的慈祥，格外的喜悦，黄褐色的瞳人里好像有两朵欢乐的小花在跳动。在这种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她这一双眼睛更好看的了。
那时我看不出她到底有多大的岁数，其实，连她自己也说不出她的确切年龄。不过这一切还都是无关紧要的，她最遭人议论的，是她的肚子。
在我们村里再也找不出像她那么大肚皮的人，除非是孕妇。用今天的眼光看，她肚子里准是长了什么瘤子吧，但那时候，可实在是不明所以。只知道由于她那圆圆的大肚皮，远远看起来就好像是在腹部扣了半个南瓜，人们便叫她“老肚皮”，或者“老饭瓜”（在我们这里，南瓜叫“饭瓜”）。我们小孩子便称她“老肚皮妈妈”，或者“老饭瓜妈妈”，而我则觉得“老肚皮”更顺口些，所以总是叫她“老肚皮妈妈”。有时玩得高兴了，便将“老肚皮”省去，叫她“妈妈”——按我们家乡的习惯用语，“妈妈”不是母亲，而是婶婶的意思。总之，不管怎么称呼她，她总乐呵呵地答应，从不生气。
就像特别大的南瓜不肯结籽一样，肚子特别大的女人也许是不会生孩子的——村里大人都这么说。然而老肚皮妈妈对别的都无所谓，唯独听到这样的话特别气愤。一听到人说她不会生孩子，那黄黄的脸就涨红了，细细的眼也瞪圆了，好像立刻就要跟人大吵一架似的。这种神情使得说闲话的人感到意外，常常惊讶地望着她。却只见她那厚厚的嘴唇蠕动了几下，然后重重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什么也没说，悻悻地走开了。
望着她的背影，人们忍俊不住地哈哈笑起来：揭了她的短啦！人总是怕揭短的。也难怪她这么爱孩子，是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来呀！
也许是因为不生孩子的缘故，老肚皮的男人对她特别凶，动不动就打她骂她。这男人是个小老头，脾气很怪，一双眼睛白多黑少，头上还留着根小辫子，像老鼠尾巴一样。因为他是全村唯一留小辫子的男人，因此人们都叫他“小辫子”。小辫子不但对老婆凶，对我们小孩子也凶。有时，他从外面听完书回来，一路得意洋洋地哼着唱着，后脑勺上盘着的老鼠尾巴掉下来了也不知道，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真滑稽。但是他一见我们在他屋门前玩，便突然把脸一虎，换上了一副狠巴巴的神情，两只眼睛也是白的更多，黑的更少了。
“去，去，滚一边去！”他常常张开一双瘦长的胳膊这样喝斥我们。有一回，我们在他家房基后面的一块空地上挖蚯蚓、捉纺织娘玩，谁也没注意到他回来了。他悄无声息地挨到我们背后，一伸手，好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我们中间的一个提了起来。大家都吓傻了，
好一会才想起拔腿逃跑。跑出老远，还听见他在背后恶狠狠地骂：“再来，我像排大蒜一样，一个个把你们埋在这里！”骂着，两只脚在我们翻过的土上拚命地踩，仿佛我们动了他的祖坟一样。
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小辫子这样恨我们，据说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的缘故——自己没有孩子，便见不得别人的孩子，这也是一条理由。
老肚皮似乎很怕她的男人。每当小辫子逞凶霸道耍威风的时候，她就缩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我们，那神情又凄楚又可怜。可是，只要小辫子一离开，她立刻就换了一副笑模样，忙忙地拿了一只破碗，走到屋后的空地上，亲自挖出一碗蚯蚓来，招呼我们过去拿。如果我们还心有余悸，不敢过去的话，她就显得非常不安，立刻点起火来，炒上一大盘喷香的蚕豆或者葵花籽，挨个分给我们。每回我都分得最多，所以一到这种时候，我便带头先往她那儿去，她也就愈加喜欢我，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口袋里塞上一两个热呼呼的煮鸡蛋。
我们吃了她的东西，似乎她那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眯缝的眼睛笑得愈加快活。于是，就极笨拙地弯下她那粗重的身体，帮我们捉纺织娘，逮蟋蟀，还到屋后采下一朵朵金黄的南瓜花来，让我们带回去喂叫蝈蝈。
于是，小辫子布下的恐怖的阴云，像烟一样消散了。我们清脆的笑声，随着炒蚕豆的香气一齐喷发出来了。我们开始玩捉迷藏。
捉迷藏这种游戏，总是灵活瘦小的人容易占优势。我比同年龄的孩子个子大得多，所以轮到我藏时，每每望着这间空空的简陋的茅屋和那门口没有遮掩的场地而发愁。
这时候老肚皮妈妈便走过来。“春华，”她亲热地叫着我的小名，拉拉我的手说，“来，我给你找一个地方藏起来，保险谁也找不到。”
我疑疑惑惑地望着她，心想，她还能把我藏到哪里去呢？
她看出了我的疑惑，抿着厚嘴唇笑起来，笑得那么天真和得意。
她推我爬上床去，拉开被子给我盖上，然后便放下了那顶满是补丁的蚊帐。接着，搬了张椅子在床跟前，自己舒舒服服地坐下来。
我捂在被子里大叫了一声“好了！”小伙伴们便进来找我。他们在门背后，桌底下，窗子后面，墙旮旯里，到处都翻遍了，甚至往床肚下面钻了几遍，把烂鞋子破篮子都捣腾出来了，就是没有谁想到拉开帐子看一看。这一幕我从帐子的破洞里看得清清楚楚，使劲捂住嘴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找不到我，他们有些发急。其中有一个沉不住气了，问坐在椅子上的老肚皮：“咦，他到底藏哪儿去了？”
老肚皮把头靠在椅背上，伸手指了指凸起来的肚皮，洋洋得意地说：“藏在我肚子里。”
她说完，就闭上眼，头一仰笑起来，笑得圆肚皮上的高峰一颠一颤的，黄脸上也泛出了红晕。此时，她仿佛深深地陶醉在一种幸福中。
大孩子自然不会信她的话，只有刚刚学会走路的小阿毛，好奇地伸出胖胖的小手，在她肚皮上按了按，奶声奶气地问：“真的吗？”孩子们哗地哄笑起来。她突然一弯腰，抱起小阿毛，把他放在自己的膝上，让他继续抚弄自己的肚皮。
这时我发现，老肚皮妈妈的眼圈红了。但是她那黄褐色的瞳人里，依然闪动着两朵快活的小花儿。无意间，她一转脸，那快活的小花儿似乎携着无限的情与爱，一直钻到了我的心里。我不由得呆呆地想，如果我真的能钻进她的肚皮，让她把我生出来的话，她该是多么高兴啊！
从此以后，那间破旧的茅草房，好像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磁力，总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无论小辫子怎样的蛮横凶狠，都不能阻挡我去看老肚皮妈妈。冬天的晚上，小辫子喜欢听戏，常常一吃过晚饭就跑出去了，于是，小茅屋便成了我们孩子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