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逝者如斯
——序《老年报》编“知青故事集”
孔夫子曾对着滔滔江水发出过“逝者如斯夫”的感叹。他是在感叹春秋战国时代那峥嵘的岁月。而我们——我们这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一片红的老知青，如今回忆起那段不平常的岁月，谁不会也从心中发出一声喟然长叹呢！
然而，叹息之余，我们这一代大多已经走完了人生一甲子的人，的确可以静下来作一些形而上的思考了。
当年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其结果已经由历史见证：心灵与身体的摧残，青春与事业的贻误，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凡经历过这段生活的同伴们，大都对此应该有所认同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有较高的调子——他们喊出了“青春无悔”的口号。对此，也可理解。因为分析和看待一件事情的角度，本来是可以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痛苦和失落有时的确也可以激励人的意志、造就人的事业。然而，这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
试想，如果我们现在再让这些朋友的子女像当年那样到偏远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去，他们会愿意吗？再说，尽管以后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和人生道路不一，但即使是挤上了社会宝塔上层的少数佼佼者，自己的知识技能，与整个社会水准相比，也是鸭子下水，冷暖自知的。那么，这场贻误一代青年命运的运动，其发端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现在的认识水平，拨开当时的口号所宣扬的重重迷雾，就不难看清楚了。
其实，早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就提出了知识青年去农村的口号。不过，当时的目标是鼓励一些有一定知识和文化的年轻人将文化知识带到农村去，以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动员的对象，主要也是一些从农村出来的知识青年；让他们在学到了一定的文化技能后，回到农村去服务，应该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可是到了后来，尤其是五八、五九年的大跃进，六十年代的天灾人祸后，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城市的就业甚至口粮供应都成了问题。为了应对困难，一些工厂、机关也纷纷将工人和工作人员下放到农场、边疆和农村去，以减轻城市的负担；接着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对城市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了缓和矛盾，便在反修防修、接受再教育、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将大批城市知青下放到农村，将城市的矛盾与负担暂时转嫁出去。于是，本来要用知识文化去改造贫穷落后的农村的初衷，产生了黑色幽默式的倒转，变成了让具有知识文化的青年去农村接受改造。
任何违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事情，无论用怎样神圣的外衣包装，最后总是会被历史洞穿的。五八年的大跃进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上山下乡运动则也被实践证明，要解决城市社会矛盾的企图只是鸵鸟策略，是饮鸠止渴，甚至反而为以后解决这些问题增加了难度。而与此同时，一代青年的命运却受到了无情的捉弄与摧残。
诚然，当年的知青们是看不清问题的症结的。他们的绝大多数（包括我自己），都是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态去农村准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如果说，现在的许多青年人，大多只把赚钱看成了人生目标，根本不把理想和信仰当回事的话，那么我们那时的知青，则恰恰相反，把理想和信仰当作了人生唯一的追求。而正因此，当我们发现自己真诚和热烈追求的东西变成了软壳的蛋，最终孵不出生命的小鸟的时候，思想上的失落和精神上的打击才会更加厉害。
然而，时空是无法倒转的。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对当年命运的哀叹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的是，对这场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性的运动进行总结和反思，汲取它的教训，使它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不再重演。
如今，我们的社会已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我们这些老三届、新三届的知青后代（现在习惯称之为80后、90后的一代年轻人），他们都在经受着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作为为人父母的我们，如何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我们责无旁贷。而我们自己经历过的那段坎坷人生，对他们来说，正是一面十分有益的镜子。
我们当年下乡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金钱，没有权力，没有爱，惟独心中怀着真诚的理想奔赴农村 ，并且为此执着和痴迷地追寻过；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只是一场幻梦，然而，这不等于人可以不要理想和信仰。
对人生价值和理想信仰的探寻，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最根本的特点。人类作为宇宙间的万物之灵，自组成部落群体以来，都在进行这样的探索和追寻。几千年以来的哲人们，也为人类自己设计了许许多多理想社会的蓝图。我们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探索和追寻中不断进步的。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那段坎坷经历，才能说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我想，《老年报》编辑部也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才组织了这次征文活动。而我在踊跃参加这次征文活动的知青朋友们的文章中，看到了大家在回顾当年艰辛的劳动、生活之余，那种在精神上对自由思想的渴望和不准思想的痛苦，以及伙伴们之间出于人性的真诚的友谊和爱的光芒。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文章都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而评奖本身，则是鼓励大家有兴趣去回顾、思考和总结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形式。它只局限于在文艺形式上对作品做一些评判，并非是确定这些文章优劣高下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了对这场运动、这段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我希望有更多的老知青朋友们能参与进来进行回顾和思考。我们如今大多已到了“耳顺”之年，我们应该为历史和社会的进步，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2010年1月4日）
23 “飞鸿踏雪”话当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它在当时掀起的社会波澜以及对一代青年人的影响，正在逐渐被历史淡化甚至遗忘。然而，对于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来说，它仍然是刻骨铭心的，时间无法将他们身心所受的创伤和感悟抹去。
作为五十年前的那代青年人中的一员，我曾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一些知青朋友们的生活，写过几部小说；但我始终觉得，对那场运动的理解和觉悟，那场运动可供思考的历史意义和社会评价，甚至对人类文明进程和人性的探索，还远远没有挖掘透彻。因此我有意将对这段历史的深入反思用文字的形式继续下去。正当我在埋头创作第三部知青生活长篇的时候，忽一日收到了我当年的“插友”姚志康的电子邮件，发来了他写作的一批回忆在凤阳插队时生活的散文。
读罢志康的散文，我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凤阳农村，一种被时间拉开了距离后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这些记述了志康在插队时的许多令人可敬可爱可悲可叹的小故事，真实而生动；还有他被调入县样板戏剧团后，那些艰难、离奇，压抑、痛苦的往事，读来亦令人唏嘘。志康的文字，既有朴实醇厚的乡土气息，又不乏机智幽默；作者常常在看似冷静客观的叙述中，将以往生活中的苦难沧桑变成今天的感悟和动力。这批散文还在规范的文学语言中适当地掺入了一些凤阳当地的乡土语汇，使文字显得鲜活生动。可以说，志康虽然是业余创作，却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写作技巧。
志康要我对他的散文提些意见。欣喜之余，我想——希望能有更多一些的插兄插妹朋友们，来抒写和记录下我们这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并且，在将它留于历史的同时，用新时代的目光进行认真的审视和形而上的思辨，从而使这段特殊的历史成为我们子孙后代可以引以为鉴、为训的精神财富。
其实，对于那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果只从社会实用层面上来剖析，则早已有不少社会政治学家（包括文学作品）指出了在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幌子下的真相：譬如转嫁城市人口的就业困难和生存压力，转移年轻人在文革中爆发的失去控制的造反精神……等等，然而，如果我们从精神层面上分析，则理解又不一样了：当年我们的知青朋友，大多是怀着一腔热血和理想下去的，尽管那种理想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已经成了“黑色幽默”，然而，谁能否认我们当年的真诚！人类之区别于一般动物，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具有思想的能力，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人性会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追寻；也就是说，他们是有理想和信仰的。这种对人性和理想的不断的探索和追寻，就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因此，即使在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泥泞和陷阱，遭受了挫折和痛苦，也是人类在向文明前进的途程中留下的可供后人参照的脚印。
如今，我们这一代插兄插姐，已经到了耳顺之年。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都已经成长成人；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社会和父母已经为他们创造了比我们那时不知要好多少倍的生活条件；但当今社会也为他们创造了物欲和金钱的诱惑；他们中的不少人自然而然地淡化了对人生价值和人性的追寻和思考，淡化了对真善美和大爱精神的感觉，等他们也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再去回首自己的人生途程时，他们又将如何去分辨和面对自己所走过的一个个脚印呢？如今我们大家都在讨论所谓的“幸福指数”，试想，一个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毫无追求和思考的人，他的“幸福指数”会有多少？因此，作为父母的我们，似乎应该有责任将我们这代人走过的脚印、我们这代人的坎坷经历，即我们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求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将它当作一面镜子，以帮助我们的后代少走一些人生的弯路。
我国宋代的文学家苏轼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如，应似飞鸿踏雪泥。”东坡先生不愧为对生活感受至深的大学问家。的确，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寒冬的积雪和泥泞，但人必须似鸿雁般有奋飞的理想，才能克服人生道路上的寒冷和泥泞，飞上理想的蓝天。
为此，我提议志康将他即将要出版的这本散文集取名《雪泥鸿爪集》。
24 散文集《行旅印痕》序
游记，我爱看，因为我也是个旅游爱好者。游记，是游者对山水地理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艺术再现和独立思考。它可以随意写山描水，说古道今，议论抒情，作者有着广阔的题材内容和展示艺术个性的丰富土壤。
昔日的朋友沈裕慎忽然送来了他的游记集《行旅印痕》，我因此便饶有兴致地拜读一遍。
其实，认识沈裕慎已经很久了。记得我刚步入文坛不久，他就来采访过我，文章发表在1980年12月15 日的《解放日报》上，为当时被称为“知青第一声呐喊”的《生活的路》呐喊，为我鼓动。以后，也时有些来往，但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只知他是一家工厂的党政工作者，又爱好文学。但他热情诚恳，又乐于助人，给我印象很深。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我的事业生涯最为艰难的年代，他曾给我带来了一次特别的惊喜，令我终身难忘。
记得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市区无立足之地，只好到市郊的一所中学里找了一个安身之处闭门写作。为了清净，也为了躲避是非，我谁也没告诉。可我的恩师，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韦君宜老人，来上海探亲时，却不知从哪儿得知我的处境艰难，坚持要见我。陪同她来沪的她的女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到我的去向。可当时从市区到郊区，要在中途换乘长途汽车，拥挤不堪；而韦君宜年事已高，且那时她老伴杨述先生刚刚去世，老人身体状况堪忧，怎能像年轻人一样去拼命挤公交车呢？但是，韦老太的“犟”脾气，在文艺界是尽人皆知的：她对女婿声明此次出来，纯属私人性质，不见沪上文艺界的任何单位与个人，也不坐他们的车子。这可令她的女婿左右为难了起来。而解决这难题的，正是沈裕慎。一位我在出版社的朋友和同事找到他，请他解决这一难题。他便在自己的厂里调了辆吉普车，对韦君宜说自己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竹林的朋友，与上海文艺界无联系，且只有他知道我的具体地址，为此前来带路。韦老太将信将疑，被他和自己的女婿拉上了吉普车。
这一切，事前我毫不知情。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感觉如在梦中。而我的恩师则对为此而奔走的几位和闻讯前来的校长、教导主任，毕恭毕敬地弯腰鞠了一躬。她动情地说：“我代表文艺界感谢你们。你们支持了一个青年作者；我们文艺界的一些人，应该对此感到脸红！”
事隔多年后，有媒体在追述报道这件事时，居然把韦君宜的这段话删去了。但这番话恰恰真实地反映了沈裕慎的胸襟与人格。令我感到愧疚的是，我以前只知道他的热情、豪爽，却忽略了他的文才。这次，他给了我他出版的好几本散文集，并要我为他新编就的这一部散文集《行旅印痕》作序，才使我吃了一惊，才知道他和我一样，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学艺术教育与训练，却有着对文学十分执著的追求。
游记作为散文的一个品类，有着与其他散文品类的某些相似的特点，例如取材灵便、表现手法多样等等。他的这部游记散文集，就是这样。这些游记，其实是他一生徜徉于祖国山水的真实记录，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十分大。从象征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泰山、长城、黄陵、禹陵，到代表中华文明源流的长江、黄河，以及标志着中华辉煌文化的龙门石窟、苏州园林、圆明园、避暑山庄等等，还有那在偷得浮生半日闲时的探酒访泉、品茗观花，几乎都收入了他的笔下。祖国的这些名胜，被他那饱含激情的笔触，描绘得雄伟壮丽、气象万千，有着感人的艺术力量。
散文讲究意境，游记亦然，古人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情与意，和其他散文一样，在游记创作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沈裕慎的游记，笔锋常带感情，对他所见的山水景物观察细致、描摹真切。每写一山一水，一景一物，常常多是由远及近、由外及里，层层递进，描述得十分详尽细致，以致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一般。
除了用清丽、畅达的笔触描绘景物外，文章中还常介绍一些与景物有关的历史典故和各种知识，让读者除了饱览祖国的奇丽山河外还能感受到爱国主义的情愫，既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感情思想也得到某种熏陶和升华。由此可见，他写这些游记，并不只是信手记述，而是对描写对象的一时一地一景一物，都进行过认真的知识探索和历史追寻的。也因为如此，他的这些游记，既有对自然风物的精微感受和描绘，又有情怀的抒发；既有“真”的山水，又处处流露一个“真”我，让读者在读后会产生哲理的思考和启迪。
游记，大约在东汉时已随着散文的内部分类逐渐细致而产生，到南北朝，它已经相当繁荣，其独具的特点和价值已基本显露。发展至今，游记作为散文园林里的一枝奇葩，深受人们的喜爱。几乎在我国散文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段，都出现过许多游记的名篇。像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郦道元的《水经注》、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徐霞客游记》等等，都是为人传诵的名篇。“五四”以后，游记和其他散文的成就，鲁迅认为是“散文小品的成功”，它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
散文艺术（当然包括游记）也是语言的艺术，沈裕慎的游记作品，既有文采，又十分通俗顺畅，并没有时下某些散文“以文造情”的娇揉和造作。读了这些文字，使我看到了一个我以前并不了解的作者。随着他的文学履痕，似乎让人进入了南宋时僧志南写的那首江南绚丽风光的诗中：“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一个有着工人般豪爽豁达的人，一个有着诗人般细柔婉约的人，这就是我现在对这位友人的了解。
写下上述这些感觉，并不能说我已经完全了解他了，仅以此权作交差吧。
是为序。
（2008年中秋节于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