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出关处，又有麻烦。队排得很长，蠕动却极其缓慢——照规矩还要查看行李，虽说没带什么违禁品，可我想到关不上的箱子，头皮就发麻。小刘也说，不行，这样耽搁时间太久，外面来接我们的苏联作协的同志要等急了。于是就征集礼物。我们中间有人拿出了一包三五牌香烟，可验关的是两位女士，我赶紧掏出两小包口香糖和一袋麦丽素。这样，我们所有的箱子都避免了开关之苦，五分钟后回眸再望两位女士，已经笑眯眯地咀嚼起来了。
走出机场，空气清新而湿润，并不很冷，我仿佛嗅到一股铁的气味，好像有一种沉重的大工业的气味弥漫着，但也可能是错觉，因为并未看到周围有大工厂。不过这气味使我感到亲切，我童年所读的苏联小说里就说有这种气味。
才下过雪，路有些泥泞。苏联作协的沃丽娅已在清冷的风中等候许久了。沃丽娅穿着黑色呢大衣，戴一顶乳白色绒线帽，很年轻又很沉稳，有条不紊地安排了我们。大巴士向郊外的莫斯科“创作之家”驶去。
夜色掩映中的别列捷尔金娜大街像极了沪嘉高速公路，两旁杉木的剪影也令我想起江南高高的水杉。路上静悄悄，大得如房子般的货车，式样不那么轻盈的轿车往返奔驰，路旁鳞次栉比的长方形高楼，以及那楼中透出的万点灯火，则如北京三环路上的高层建筑一模一样。我倚窗而坐，一点也没有置身异国他乡的感觉。回过头去，想跟沃丽娅交谈，开口欲语，才意识到惯有的语言已失去了它的功能，而善解人意的沃丽娅，望着我微笑。
再次把目光投向窗外时，感觉中多了一份亲情的暖意，钢筋水泥的高楼已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洁净的雪原；披雪的青松，一株接一株，白色的纤枝好像海底的珊瑚，那么玲珑剔透，那么纯洁美丽。
车开得很快，可是雪地好像没有尽头。激动使我辞不达意：“这么多雪！这么多雪！”在我的故乡江南，雪像一种凝聚的痛楚，一经落地往往化作苦泪四溢。
忽觉失态，我一下咬住了嘴唇，回眸沃丽娅，只见透明的玻璃车窗前，一片流逝的雪原之上，两颗属于年轻姑娘的灰色眼珠，闪着亲切温柔的光芒。没有一句话，我们彼此已经认同。
路越来越窄了，车轮压过积雪，高高的密林间，露出一些绿的黄的尖顶木屋——我想起少年时代读过的蒲宁的短篇小说《昏暗的林荫幽径》。司机不安地穿梭于林中的雪路，寻找我们的下榻地。
我总觉得，这里某一扇紧闭的门打开时，小说里旧日的情人会相逢：“啊！那时你多漂亮，你多么热情，多么迷人，身段是那样窈窕，眼睛是那样晶莹明亮，还记得吗？谁见了你都为之倾倒！”
“记得，先生！您那时也是一表人才。我把我的美貌和热情都给了您。这怎么能够忘记呢！”
然而沧海桑田，一代人的梦想也是难以忘却的。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俄罗斯永远是我们神交已久的国度。
路越来越窄，而司机凭着高超的技术终于将大巴士停在一幢淡红色的楼房跟前。衬着青松白雪，这醒目的色泽仿佛有一种柔情脉脉的意味。
推开厚重的门，屋内温暖如春，所有的走廊和楼梯上都铺着又厚又软的地毯，一位身着黑衣黑裙的老妇人给我们分配了每人住的房间。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差点没笑出声来——在离京前我被告之，我们很可能被安排在没有热水也没有盥洗设备的地方。然而这里，且不说有卫生间和烫人的热水，甚至还是一个套间呢！地毯、墙纸和窗帘，都是典雅的俄罗斯风格。我乐得甩掉鞋子就地做了个劈叉，还想进一步有所发泄，敲门声响起，原来房间分配有误，把两个人合住的分给了我一个人，我必须跟我们团内的另外两位男士对调。
对于这一类的错误我很理解，马上拎起行李去纠正——此时已是北京时间清晨四点多钟了。
这里是晚上八点，餐厅已关门，给我们留的晚饭焖在锅里，掀开锅盖，是热气腾腾的肉泥肠和煎土豆。
在我看来，泥肠就是红肠，土豆就是洋山芋——上海的老百姓哪怕再精明再吝啬也不好意思用这两样东西来招待远方来客的。不过我们后来才晓得，泥肠要150卢布1公斤，而陪同我们的俄罗斯翻译萨沙，每月工资才250卢布。
当时谁也不饿，对昂贵的泥肠没有兴趣，唯觉渴，但茶杯很少，便各自张罗着找杯子。黑衣裙的妇人给我们送来泡好的红茶，脸上浮着母亲般慈祥的微笑。
喝着茶，坐在自己端来的椅子上，我们随随便便好像一家人。已有人去问津那泥肠了，还说“好吃好吃”；我未尝，但觉那热乎乎的浓香令人陶醉，不禁再次沉浸到俄罗斯小说的氛围里。我想起艾克马托夫描写的集体农庄的大锅鱼汤，记得我那时每读到这里，便会回味起平生吃过的最美味的一个肉汤——漂着琥珀色的油珠，肥肉像豆腐一样又嫩又滑——那是在安徽的水库工地上……
说来可笑，我喜欢苏联文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从来没有在另一个国家的译著中，能看到那么多对食物的描绘，而且是那么馋人：散发着新麦清香的面包、吱吱冒泡的油饼、婚宴上的肉肠……连一片腌咸肉，也形容得粉嫩粉嫩，好像“主人面颊上的红晕浸成的”——在相当的时期内，太符合我的审美情趣了。
回到房间，久久不能合眼。在北京已快起床了，在这里还要睡上八个小时。初夜的感受难以诉诸文字，贴着洁净松软的卧床，唯觉亲切，唯觉温馨。激情发自血液，拒绝源于认同——莫斯科，我是爱你的。
(写于1992年)
4 莫斯科即景
1991年岁末，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那个即将解体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徜徉在白雪皑皑的莫斯科街头，我发现那儿的人们好像特别怕冷，男女老少，没一个不戴帽子的。入乡随俗，我也买了一顶无沿软呢帽，绛红色的，一侧用同质料的细带结了朵小花，说不上特别好看，但扣在头上，自觉笼上了一层异国情调，在街上逛来逛去，好像也不生分了。
也许因为有了帽子，零下20 度的严寒，好像也不觉得怎么样。如同下乡时出门戴草帽一样，我在莫斯科、彼得堡和拉脱维亚的日子里，总是戴着这顶绛红色软呢帽上街去。也巧，出国前我匆忙在北京买的长大衣，宽宽大大配着毛领颇具几分北欧风格（回上海后好多人问我这大衣是不是在莫斯科买的），并且也是绛红色的。所以，我的穿衣戴帽，又有了一种北京——莫斯科相得益彰、浑然天成的感觉，心里很是得意。
这一日我穿着这么一身，正无目的地在别列捷尔金娜大街闲逛，忽然眼睛一亮，仿佛有朵缤纷的焰火在夜空闪现：我看见……我看见的是冰封的大地上跳荡而来的一个春天的音符，那样明丽那样夺目，令人不可思议。真的，凛冽的寒风中，那女孩紫罗兰色的短裙，紫罗兰色的大衣，配一双黑色短皮靴，而两条修长漂亮的腿则裸露着，全然不在意天寒地冻——那样轻盈的脚步，似乎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大地的心弦上弹奏生命的乐章。
好像有一种迷失了的记忆悄然来到心中，我愣了一下——其实我绝无可能在相似的街头见到如此相似的女孩。但是，也许人类对自己青春的记忆总是相通又相同吧，我突然意识到，这位俄罗斯少女的芳龄，跟我扛着扁担戴着大草帽在乡下插队时的年龄相仿。当然她戴的不是草帽，而是一顶极精致的紫罗兰色羊绒软帽。这顶软帽衬得她一头栗色的卷发俏皮又洒脱，一张粉嫩的脸蛋，如微绽的桃花瓣。
心的幕布被拉开——虽然二十年前的青春不堪回首，但我唯有向前……向前走——我竟离开自己的同伴，悄悄尾随了这个少女。
前面的一家商店门口，排着长队——这样的情景我已经见惯了，开始还以为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在卖，好奇地上前一看，才发觉不过是面包、奶酪之类。有一次好几十个人排队，我兴冲冲走过去，只见那胖大的营业员跟前堆着的，是一些硬邦邦的可以抓起来打人的冻柿子！每见到这种队伍，我心里总有一种自豪之情升起。想想看，我们吃饭都不用粮票了，而曾经一直做我们“老大哥”的，却为几个冻柿子还在排长队！
现在，这个少女也排进了队伍，人们欲购的是红通通圆滚滚的肉肠。如此可爱的早春使者来买肉肠，让我激情顿消，心里颇不舒服，再一想，又释然了：再美的姑娘也要吃肉，没有肉，又怎能出落得如此似花似玉，笑傲漫天风雪呢？
我转身想走开，忽觉队伍里有人向我投来注意的一瞥，抬眼望去，见是位老太太。老太太见我望她，就开口说起话来。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但见她的目光始终彬彬有礼地落在我的身上，想必她的话是在跟我讲，我就不好走开。她讲了一会，我除了傻笑无法再有别的反应。老太太急了，一面说一面对我做手势；这下我更不明白了，只好在脑子里飞快地揣摩：她是在向我表示友好？是想向我要个纪念品？还是想兑换美金（在这里，据说兜里揣上几十美元，就能尝一回“阔佬”的滋味了）……
就在这时，排在老太太后面的紫衣少女，蹦蹦跳跳地走出队伍，来到我跟前，调皮地一侧脑袋，又朝我脚下指了指；只见她那紫罗兰色的小帽下，一头秀丽的卷发像有灵性的小动物似的，活泼地跳动了一下，可爱极了。然而我依然不得要领，就在这时，她吐出了一个英文单词“Shoes”。我听明白了，她说的是“鞋子”。我低下头去，发现原来是我的鞋带松了。
我赶紧弯腰系好鞋带，心里还是有些疑惑，难道刚才那位老太太的一番口舌，现在这位少女的热心指点，就是为了我这个陌生女人的鞋带没系紧？
然而分明就是这样——我回眸望去时，那老太太在向我点头，一双灰眼睛里闪出亲切的、赞许的微笑。
有些羞愧有些感激，我向老太太也报以真诚的微笑。老太太又说了一句什么话，脸上的皱纹柔和地漾开，条条道道盛着温情——一位多么潇洒善良的老人啊！灰色的呢帽配着一头银丝，腰身笔挺，精神抖擞，即使在这样的寒风这样的队伍里，也保持着一种优雅的姿态。
再看那女孩，已迈着两条长腿，回到队伍里去了——但她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而是排到了队伍的最后面。
我很惊讶。队伍排得很长，已延续到街的拐角处了。但没有人加塞，没有人抢先。我注意地打量排队的每一个人，只见他们尽管年龄不一，体态不一，可是无一例外地都穿戴整齐、衣冠楚楚。尤其是当我的目光落在他们头上那些款式各异的帽子上时，总是发现，这顶帽子，与这个人身着的衣裙和足蹬的皮靴是完美和谐的一体。帽子不但显示了一个女人的风情，一个男人的风度，还顽强地表现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素养，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忽然我想到，如果我的袜子上有个破洞，也会被排在这队伍里的人一眼看穿的。这不是一个有顶漂亮的帽子往头上一戴就不顾一切的民族；他们会从头到脚收拾好一切，会有新的崛起。
（写于1993年）
5 人类的怪圈
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拉脱维亚共和国。当时，“苏联”这个庞大的国家正在解体。我们去时还算是全苏作协的安排，返回莫斯科时，苏联作协就不存在了。
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郊区，有个叫尤尔马拉的小镇，是波罗的海边的一个宁静的疗养胜地。里加的创作之家就坐落在这里，我们在此下榻。
从冰天雪地的莫斯科来到尤尔马拉，仿佛换了人间。这里受大西洋暖流影响，气候温和湿润，草坪一片青翠。街道虽不宽，但清新整洁，静悄悄的宛若世外。一幢幢小木楼，粉红、淡绿、奶黄……错落有致地掩映在树丛中，有的露出一个尖顶，有的亮出半壁阳台。我久久地流连在这些房子跟前，赞叹那优美的造型、悦目的色彩和精制的建筑工艺。没有两座房子是一样的。我先看见一座漂亮的白色小楼，窗棂镶着洁白的镂空花纹，阳台配着纯白的雅致的雕刻，好像一张白纸剪出来似的，线条既流畅又纤秀；白房子还没看够，回眸一望，只见一个俏皮的绿屋顶，亮丽地闪现在黑松、白桦之间，向我展示着一个童话、一个梦境。
在莫斯科已经看不到一片绿叶，这里的松树却仍然青苍茂盛。白桦泛着银亮的光泽，一眼就能分辨清楚；椴树也很好看，虽落尽叶子，但枝干如伞舒展，一副伟岸的气派；那些只有胳膊粗的小白桦，也高高挺立，好像要急于保卫那环抱中的房子。我觉得，这交相辉映的树和房子，如夫妻般不可分割。房子因树而得生命的灵气——她们是树的娇妻，默默无语，又风情万种，格调迥异又充满魅力……
我们的翻译是全苏作协派的，叫萨沙。他既英俊又热情，十分招人喜欢。特别是，初次见面他用上海方言跟我打招呼，并不无夸耀地对我说汾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华山路上的红宝石餐厅……我们一见如故。原来他在苏联驻沪领事馆工作过。
正在对那里的风景入迷之时，却不见了萨沙。寻找时，他腋下夹着几本书、一张报纸，慢腾腾地从一家书店走出来。很奇怪，一到拉脱维亚，他变得沉默寡言，好像除了书报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而我们这些号称写书的中国人，因为语言的阻隔，只能自己阅读这本写在蓝天下的大书了。
9点20分，我们坐小火车从尤尔马拉前往里加市区。海被抛在了后面，一条亮闪闪的小河，绕过一座淡黄色的半岛，逶迤而来。我看见沿河的芦苇和杨柳丛中，有一株从未见过的陌生的老树：粗壮的主干，圆滚滚的树冠，光溜溜的纤细枝桠在朝阳的爱抚下闪着淡金色的柔光，外表雄浑而实则纤柔。我不由得好奇地问：“萨沙，这是什么树？”
萨沙眼皮也不抬地“哼”了一声：“独立树！”
偏有人不知趣地凑过来：“萨沙，这是什么河？”
他还是气呼呼地：“独立河！”
闹了个没趣，我悻悻地转过脸来，迎着了一对沉默的目光。那目光里好像盛着一种烫人的东西。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是那烫人的火忽然地熄灭了。我很难读懂这双眼睛里所隐含的内容，只觉得它们太深沉了，深沉得好像一口古井，因年代久远而难以激起清朗的水花；但又确信，在井底应该清波依旧。这双眼睛生在一张被皱纹切割得支离破碎的脸上。这些皱纹上有沟壑、有战壕，有难以言说的艰辛和苦难——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但是我相信是这样。每当我试图跟他攀谈时，他就躲开了。他是一位拉脱维亚的老作家——萨沙曾经这样介绍过。
在里加，有许多漂亮的街心公园。街心公园里，有色彩斑斓的野鸭，也有咕咕叫的鸽子跳来跳去。有种树的造型可说曲尽其美：数米长的枝条一直垂到地上，上面缀满淡黄色的小叶——不过我不敢再贸然发问，克制住了自己对植物的求知欲。
在一座街心公园里，我还看到了拉脱维亚民间诗人巴龙斯的塑像。巴龙斯一生致力于收集拉脱维亚民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1923年5月7日，他所收集的267996首民歌才全部出版。据说这一天，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外面门铃响了，一个邮递员送来他最新出版的书，可是他已经拿不动了。他只好一本一本地抚摩它们，嘴里喃喃地说：“我为我的民族保留了这些民歌，这是一种幸福，我很幸福……”到后来，他连抚摩书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躺在床上，让人把书放在桌上他能看见的地方。他看着这些书，离开了人世。
参观里加的巴龙斯故居、民间艺术博物馆，女馆长向我们介绍巴龙斯的一生时，声情并茂。这位中年女馆长身材高大，不苟言笑，双手捧着一只淡褐色的陶罐，自始至终肃立着；烫得笔挺的呢裙和西装配着严峻的神态，仿佛一座雕像。可是她的每一句话，都奔涌着岩浆般火热的激情：“我们自豪自己是富裕的民族。我们虽然没有高山长河，没有黄金银子，但是我们每个拉脱维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歌。诗歌是我们民族的圣经。我们随着歌声出生——我们的妇女生孩子时唱歌；我们也在歌声中死去——在葬礼上我们也唱歌。我们没有哭的传统。我们的祖先总是唱着歌去迎接一切艰难困苦。今年8月，当苏军坦克开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挽起手唱着歌迎上去的。尽管有人牺牲了，可是歌声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听到这里，我下意识地在人群中寻找萨沙，可他早不见了。
“我们是个小小的农业国。在我们这里，最宝贵的是土地，可是，比土地还要宝贵的是自由。”女馆长自豪地接着说，并且抱紧了手中的陶罐，“现在，请你们听听我们民族美好的歌声……”
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甜甜地、娇憨地为我们唱了一支歌：“小小老鼠要睡觉，有谁带来一个梦，悄悄放在枕头里，别让小猫看见了……”
说实话我并不在意歌曲的寓意和旋律，因为这女孩子实在太美了——一种天使般纯洁的美，绝非“漂亮”二字可以形容。
女孩又唱：“大风请把我刮到巴龙斯的家乡，拉脱维亚人是自由的人。我们自己选择夫人，自己选择马……”
女孩穿一件图案粗犷的浅红色毛衣，一条朴素的牛仔裤，又唱又跳，好像初春吹来的一阵风。
不知为什么，我非常希望萨沙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倾听这个拉脱维亚少女明媚的歌声。可是，萨沙并没有因为我的期盼而出现。
这时，女馆长抱着陶罐过来了。我一直猜不透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时却见她挨个递来陶罐，弯下腰，亲切地微笑道：“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我准备了一些豌豆，请你们尝尝……”
原来，那罐里装的是煮熟的豌豆。但不知加了什么佐料，那豌豆不绿，而是黑乎乎的。我犹犹豫豫地拈了两颗。那女馆长又说：“本来，我们应该用更丰富的食物招待你们，因为你们是尊贵的中国客人，而且是我们拉脱维亚独立后的第一批客人。可是我们目前有困难，我向你们深深地致歉。你们中国人也为自己的独立而战斗过，因此我相信你们能谅解。下次你们再来，我们一定请你们坐在桌前，吃一顿丰盛的正餐……”顿了顿，好像意犹未尽，女馆长又意味深长地说，“圣诞节以后，太阳又要走白天长的路了；请为中国，也为拉脱维亚祝福！”
我感动极了，连忙又抓了一把豌豆。豌豆煮得很酥软，说不上好吃，但咸津津的，别有风味。我慢慢地咀嚼着，也在咀嚼一个民族深厚的情愫。我又想，如果萨沙在，他能尝出什么滋味呢？
波罗的海日夜喧嚣，在这里时时都能听见哗哗的滔声。海浪卷起白色的泡末，一遍又一遍地以恒久的耐心来冲击这个由草坪、树和诗歌组成的绿色的海湾国家。我的心似乎也被重重地撞击着，久久不能平静。
下午，我们在里加逛街。在街头，我看见一块红色的大理石，上面放满了鲜花。陪同的拉脱维亚导游告诉我们，这是为纪念抵抗苏联军队而牺牲的一位拉脱维亚摄影记者所立的。这里每天鲜花不断。导游讲得声泪俱下，萨沙翻译时面无表情，而且一律把“苏军”译成“官方”。过后他忿忿地对我说：“一个大家庭，说散就散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
我不知道该对萨沙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广大的苏联人民究竟怎样看他们的国家目前的巨大变化。我将疑问的目光再一次投向那双沉默的眼睛。
晚间休息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了。那是长长的一声叹息：“我不能说里加的坏话。很久以前，我住在这里，这里的人待我非常好。”
“可是，”又是一声深深的叹息，“我也不能忘记——我时时刻刻都不会忘记，我是个俄罗斯人。”
又沉默了。但我仍然期待着。我相信他一定还会对我说点什么。
果然，他又开口了：“记得1945年，我就在这里了。那时这里没有汽车，田地一片沼泽。德国人正在撤退。他们把一切都抢走了。我是一个医生。我的家也遭了劫。我把剩下不多的东西装进一辆马车，让马拉着走，走到一片森林里，转来转去，迷了路，不知怎么来到了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跟前。小房子里住着一对拉脱维亚猎人夫妇。这对夫妇打开门，对我说：‘请进来吧，大夫！’他们认识我。我给他们看过病。这时，小房子周围突然响起了飞机的隆隆声和枪声，有四个苏军伞兵降落在小房子附近，与躲在森林里尚未来得及撤走的几个德国人交上了火。过了一会儿，枪声沉寂下来了。两边的人彼此都受了伤。小房子的主人跑出去，把受伤的人都背了回来。我就给他们包扎。后来女主人做饭，做了许多，有肉有菜，味道香极了。我们都坐下来吃，包括那些受伤的苏联伞兵和德国人，还有我，还有这对拉脱维亚猎人夫妇。我很久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饭菜了，我吃得很多。我至今还记得那香喷喷的肉和菜的味道。只……只是我以后始终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因为我也救过德国人，有个民族立场的问题……”
我沉默了。
第二天，沿着一条落叶铺成的绵绵小路，我独自来到波罗的海海滨。天阴着，蓝灰色的海浪从容地拍击着海岸，涛声具有一种沉稳而和谐的力量，沙滩既洁白又细腻。沿岸坡地上郁郁葱葱的绿树，这隆冬季节宝贵的色彩，如精美的刺绣一样装饰着海岸。海鸥飞来飞去，那么快乐那么无拘无束。
呼吸着从海上吹来的清新湿润的风，觉得自己正在跟海作息息相通的交流。不知道什么时候，萨沙来到我的身边。他递给我一封信，让我回上海时帮他寄出。
我马上**到这里有故事。果然，他支支吾吾地承认，他的初恋在上海。我向他保证不误使命，同时又笑着对他说：“看来，地球上不同民族之间，还是有可以相通的感情的。萨沙，昨天参观民间艺术博物馆，你真不该走开——那个为我们唱歌的拉脱维亚少女，可爱极了！“
萨沙没有回答我。也许，他正在怀念那个给他初恋的上海姑娘；也许，他在忧虑他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忧虑自己今后的前途。然而我想，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上，普遍的人性越来越被全人类所弘扬和尊重；同时，地域的民族性和爱国精神，也更加为各自的国家和民族所推崇和遵循。不知到什么时候，人类才能冲破这个怪圈？
（写于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