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表叔余昭多次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相聚时忆及与我父亲的往事，总是感叹不已。一日他对我说：“你是作家，能不能把我对你说的写出来呢？”我一口应承：“好！”可表叔又提要求：“这得算我写的。”我笑了：“以你的第一人称写，不就是你的了吗？”
于是就有了这篇从来不曾发表过的“大哥”。文中的“我”便是表叔，而“大哥”呢，则是我的父亲——如今我就以此文祭奠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1991年春假回大陆探亲，我见到了离别40多年的大哥。当我叫着“大哥”走进那间四壁剥落的房间、看见一位老者木然转过身，并迟缓地从藤椅上站起来时，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大哥。半个世纪的光阴如烟如雾，把我和大哥阻隔在海峡两岸的两个世界了。
我和大哥是姨表兄弟，但自幼我们情同手足。读小学时我们住在北京，每天放学后，有黄包车来接。我们坐着各自的车并排往前走，就在车上说话；说着说着大哥就会伸过手来，把他买的零食给我吃。我则隔着车伸长了手臂去取。这样取食实在不便，有时我就干脆跳下自己的车，坐到大哥身边，这一坐就坐到了大哥家。
大哥家有四兄弟，大哥身为长子格外受娇宠，娇宠惯了便有些专横。他自己有个大房间，那可是谁也不许进的，房间里的东西更不让人碰。可每次我来了，他都开了房门让我进去玩。大哥的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数九隆冬屋内的炉火要把室温烧到二十多度，热得一动就出汗，连一件毛衣都穿不住。记得大哥总是把好吃好玩好看的都搬出来给我，让我随便吃随便玩随便看。有一次大哥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副漂亮的洋片，他自己特别珍爱，就拿出来给我看。我也才露出一点欢喜的意思，大哥就头一歪，挥挥手说：“送给你了！”我喜滋滋把洋片带回家，母亲见了，惊讶地质问我说：“这可是你大哥的心爱之物呀，你怎么拿回来了？”我得意地回答：“这是大哥送给我的。”
抗战时大哥全家迁往上海；我也在上海的一所学校读书。学校给每个学生发制服。制服是粗呢制作，又是统一规格，我个子矮小，穿在身上硬梆梆空荡荡，感觉很不好看，可又规定非穿不可，就只好穿。有时穿了制服去大哥家，嘴里直抱怨。忽然有一天，大哥拿了一大块呢料让我看，告诉我这是上等的英国货。我摸一摸果然又细又软，手感好极了，那藏青的颜色也极为纯正。大哥问我喜不喜欢，我说当然喜欢了。大哥又那么慷慨地一挥手：“喜欢，就送给你了！你拿去定做套制服。”
我喜出望外，赶紧去找裁缝量体裁衣，不几天新制服就上了身——既挺括又柔软，举手投足间自觉增添了几分自信，几分潇洒，同学见了无不惊讶羡慕：“你这身制服怎么这么漂亮？怎么跟我们的都不一样呢？”我越发神气，心里说，当然不一样了，这是我大哥送我的嘛。
我就这么穿着大哥送我的制服离开了大哥，也离开了所有的亲人和生养我的故土，自此音讯茫茫。隔海相望，大哥的音容笑貌常在心头，可我却不敢给他写一封信。我怕给他带来麻烦。直到最近几年，我才辗转给大哥去了一信。很快我就收到了大哥的回信。大哥文章锦绣、措辞优雅，我一直引以为楷模。这封信大哥也写得扬扬洒洒，可结尾时却说明，他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一封信足足写了有一个多星期。
接到大哥的信我如同又见到了大哥，可是握着大哥的手，现在却很难把心目中的大哥和这位蹒跚迟钝的老人联系起来。大哥的房间也太寒酸了，早春天气，还很阴冷，屋里没有取暖设备，冷冰冰让人坐不住。墙壁已经破落得分不清什么颜色，只有靠壁而立的几架书橱，满当当地诉说着大哥一生的追求和种种未遂的心愿。
我请大哥在附近餐馆吃饭，陪同的还有四表哥一家和别的一些朋友。大哥走路不稳，要用拐杖，有时还需人搀一把。可他对别人都不甚理睬，依然独来独往，一副唯我独尊的“大哥”派头。
席间大哥坐在我身边。他似乎只对我一个人说话，童年时的种种又在我的心中鲜活明晰起来，既恍如隔世，又亲切得仿佛发生在瞬息之间。回忆往事大哥感慨良久，往昔的神采渐渐飞扬在他的脸上了。我急于想知道这几十年来他的生活，他却告诉了我一些极其可笑的事。比如男女老少爬在屋顶上敲锣打鼓赶麻雀啦，比如把锅子砸了炼钢铁啦。他还说起如何一次次躲过那把悬在许许多多大陆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957年他察言观色闻风辨向，发觉不对头，那么及时果断地把要说的话咽回去，把写好的文章撕了个粉碎……他说起这一切时得意非凡，仿佛他把一生的智慧都用在如何一次次的“逃生”上了，而这又是怎样的悲哀！
然而大哥却不以为然，他说当年自己的一位朋友，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同事，因为多说了几句话，被发配到了宁夏，困难时期饿得肝肿脾肿四肢肿，好不容易去医院配了些药——那药是三小包米糠。回家的路上他把这米糠抱在胸前就像抱着自己的命。可谁知一心想着米糠却忘了脚下，不知怎么一脚踩滑跌了个大跟斗，米糠从胸前滚落，包糠的纸破了，糠屑撒了一地。他顾不上爬起来，赶紧伸手四下里去摸，摸了就往嘴里塞……其时大雪纷飞，天上地下白茫茫一片；这位仁兄在给大哥的信中说：“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天崩地塌，世界末日到了。”苍天保佑，如此体验，大哥却躲过了。
即使困难时期，大哥在乡村中学教书、每晚必喝稀汤粥的日子里，每隔两星期大姨都要用猪油、面粉做上一大堆葱油饼，让他背去慢慢消受；直到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被揪出来当牛鬼蛇神，他也不过关在牛棚里扫扫地，被赶出去挖挖坟，给红卫兵小将洗洗被单……比起别人受严刑拷打、坐喷气式飞机、自己掴自己耳光，不知要好多少呢！
大哥说得轻松而幽默。我蓦地记起，大哥在中学里时是常演话剧的，很有几分表演的天分。有个当年和大哥一起演话剧的同学孙道临，后来成为大陆非常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以大哥的家庭背景自然不可能选择“戏子”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在大学里学的是经济，毕业后供职于交通银行，收入颇丰。在我的四位表哥中，他又是最漂亮的一个：五官端正清秀，白皙的皮肤配着一头浓密的乌发，个儿高高，衣着也格外讲究。那时他的衬衫每天都要洗烫；领带天天换，换得让佣人眼花缭乱，有时不免出点小差错，他就大发脾气。想到这些我不由得问：“大哥您从前那么多领带后来怎么处理啊？”
问题提得突兀，大哥反应却很灵敏，他笑了笑：“你猜——”我自然猜不出，他又笑，“扎了拖把了——只是不吸水，不好使；可不好使也得扎，扎了有十来个吧，总得物尽其用嘛！”
他说罢大家都笑了起来。可我感到心里酸酸的笑不出来。显然对于大哥这一代人来说，是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悲剧一次次发生，可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浮浅的安慰和廉价的同情。那么，大哥现在需要什么呢？
因为忙于学校的事务，第二天我就得飞回台北。晚饭后与大哥告辞，他执意送我到弄堂口。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他拄着拐杖与我握别。我这才注意到，为了见我这个小表弟，大哥还是作了一番精心打扮的；他上身穿一件崭新的咖啡色夹克衫，下面是烟灰色呢裤，质料样式都极普通，却烫得平平整整，只是龙钟的体态和衰老的面容已无法再打扮。挥手之间我想起四十年前大哥西装革履、挽着时髦女郎出入舞厅时的样子，那时他是多么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啊！时光固然足以把人改变得面目全非，可是阻隔我和大哥的，并不仅仅是那近半个世纪的光阴。
我从车窗内探出头去向大哥挥手，只见大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周围还有一些别的人，唯大哥显得孤独而落寞。他不像别人那样挥手，也不像别人那么笑嘻嘻地说珍重保重再见之类的话。他突然沉默下来，好像所有的话语已经说完而无须再发一言。他双手拄定那根木制的拐杖，似乎在告诉我，从此，只有以此来支撑自己生命的全部了。
回到台北后因为教学任务繁重，给大哥的信不多。可大哥有信必回，还给我寄来几首他写的格律诗。我准备92年寒假再回护探亲，这个消息显然使大哥很兴奋。他马上来信说寒假天气冷，你们台湾人总是喜欢穿得少，他一定要在家中准备好取暖器；又说上次匆匆忙忙，什么东西也没送，寒假再见，他要送我一件小礼物。
可寒假因为忙，我未能成行，告大哥说要延至春假。偏偏春假又有别的事，又没去成。4月的一天我打开信箱，取出一封来自上海的信，落款是大哥的地址却不是大哥的笔迹。我的心似乎有些异样，可是并无不详的预兆。在慵懒的春风吹拂下我读完信，伤感的泪水才湿透纸背——大哥已于1992年4月10 日早晨7时溘然去世了。
大哥去世后身无长物，但留有一对玉石图章，分别用阴文和阳文刻着我和内子的名字，躺在精致的锦盒里，这就是他说的要送我的礼物；还有一只电热取暖器，是在冬天到来前他吵着让女儿给买来的。买来后却因我未去，而他又怕费电，只说自己年年冻惯了，不怕，任窗外雨雪交加屋内寒气砭骨，布袄棉裤一层层套上身，穿得臃肿不堪像只骆驼般坐在藤椅上，坐了整整一冬，硬是不肯开一次那个取暖器。直到我93年春终于有机会再次来到上海时，还看见大哥为我准备的取暖器包在包装箱内未启封。我听人抱怨大哥小气，抱怨他脾气暴躁——这使得他在两次短暂得如昙花一现的婚姻之后只好独自走完自己的一生。然而在我这个小表弟的心中，大哥是永远慷慨，永远温柔地爱我的大哥好大哥。
（ 写于1996年3月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