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梦，当你在经历了许多人生磨练之后再去回忆的时候，总是美丽的，不管实际上你的童年生活是幸还是凄苦的。
出生才四个月，我的父母就分手了。围绕着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撒下温馨花瓣的，是两位老人：一位是我的奶奶，另一位是在我家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保姆，我叫她“大妈妈”。我和大妈妈就住在一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的亭子间里。亭子间的四壁糊满了年画，一张用长凳和木板搭起的又大又宽的床占据了整个屋子的三分之二，于是我就在这张床上看书、写字、画画。大妈妈年轻时一张鹅蛋脸很是俊俏，却命运多舛，青春年少时就被丈夫抛弃，从此来到我家，无论洗衣服还是拖地板，做事情总是笑呵呵的不肯惜力。到我出生时她已年近半百了，她把她的爱，都给了我。晚上，围着被子，指着墙上的年画，大妈妈给我讲画里的故事。于是，那些破旧的年画便活了起来，把我带进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世界里。
奶奶的事情多，要管一个大家。但是奶奶爱看书，也喜欢这个孙女看书，于是一老一小常常挑灯夜读，饿了，吃一条白水煮年糕……
从我家的马路出去一转弯，有个小人书摊。出一分钱可以在那里看两本小人书。如果有一毛钱，可以租十一本小人书带回家去看。那时，我有一个叔叔在国外，奶奶有时要我帮她给这位叔叔写信。每写一封信奶奶可以给我一角钱。得了这钱，我就赶紧跑到那小人书摊上，一本一本地精心挑选，然后装在书包里带回家慢慢地看，可以足足享受一个星期。就是从这些小人书里，我开始接触到了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像《红楼梦》、《西游记》、《雾都孤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不久，我又从我的小学校里得到了一张市少儿图书馆的借书证，地点在南京西路石门路的转角处，从我家过去要走四十多分钟。每次去借书，我总是感觉像长途跋涉一样，怎么也走不到似的，但我从来没乘过车。走在南京路上，食品店里那些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向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像奶油蛋糕啦，冰淇淋啦，巧克力啦，这些我都可以不顾，但不知怎的，我最眼馋的是一种包在玻璃纸内的橘子形软糖，像橘子又不是真的橘子，有一种炉火般温暖的橙红色光泽。我常常对它呆呆地看着，真想把它捧在手里闻一闻，拿到嘴边亲一亲、舔一舔。这东西其实并不贵，大概一角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只，但我手上如果有了五分钱，就忍不住要到那小人书摊上去了。因此直到我以后去皖东丘陵农村插队，一天只能喝二顿山芋糊糊时，我还会偶尔想起那软糖，不知究竟是什么滋味？为了抵制这橘子形软糖的诱惑，我那时总是闭上眼睛喃喃自语：“这有什么希奇，童话里的烤鹅，还会走路呢！”
然而，生活毕竟不是童话。当我穿着奶奶和大妈妈用自己的旧衣服为我改做的衣裤走在街上或者走进教室时，常常招来一些鄙夷的目光，甚至有顽童朝我扔石子。我很生气。但是，我没有哭。听着梧桐树的叶子在教室外面沙沙作响，我在心里说：我要努力读书，我会长大的！
成长的日子是一天一天数着过去的。记得有一次奶奶到杭州的另一个叔叔家里去了，住了好长时间，我就站在亭子间墙上那些老式的月份牌前面，一张一张地数，盼奶奶早点回来。如果奶奶不在家，我吃饭都不敢往菜碗里伸筷子。因为奶奶不在，婶婶管家。在那些日子里，早上没有早饭，婶婶带着弟弟（婶婶的儿子）上街去吃点心。有一次，大妈妈看不过，悄悄指着婶婶的背影对我说：“快去，跟他们一起去！”
我真的傻乎乎地跟去了，因为我很喜欢婶婶的儿子。每天都是我在上学时把弟弟送到幼儿园的，放学时再将他接回家。如果有了一块糖，我总是仔细地用纸包好，留给弟弟吃。这种在口袋里捂得快要融化了的硬糖，被婶婶一发现，她就会从弟弟的嘴里抠出来扔掉：“脏，脏！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能吃？姆妈给你买巧克力，啊？”而小弟弟却放声大哭：“不，不要巧克力，我要大姐姐，我要大姐姐的糖……”我虽然气得直想哭，可一听到弟弟的哭声，马上又心软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照例给弟弟折纸船、折仙鹤、折小猴子和猪八戒的大脑袋。
我跟在婶婶的后面，小弟弟欢欢喜喜地过来牵着我的手，一直走到马路边的一家点心铺。琥珀色的热油锅里，一根根金黄色的油条正在翻滚，油锅旁边的磁盘里，摆着刚出炉的又焦又黄又松软的大饼，还有一口大铁锅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豆浆。
婶婶问小弟弟：“豆浆要甜的呢，还是要咸的？”婶婶没有问我。我想我随便，无论甜的咸的，或者是那种最便宜的只要三分钱一碗的淡浆，都很好；不过我还想吃一只大饼，要是有油条，那就更好了。
我非常起劲地帮婶婶占好位子。不一会儿，豆浆端来了，一碗甜的，一碗咸的。婶婶把甜的放在弟弟面前，咸的放在自己面前；又过了一会儿，点心也取来了，一共是两只大饼、两根油条。婶婶把一只大饼让小弟弟拿着，一根油条撕碎了泡在甜浆碗里，叫弟弟吃；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将另一根油条包进大饼里，津津有味地嚼起来。
小弟弟手里举着大饼直叫：“姐姐，姐姐，放学以后带我去看大嘟嘟（汽车）呀！”
当小学教师的婶婶用一种给学生上课的语气对儿子说：“宝贝，吃东西要注意力集中。”她没有对我说一个字，也没有朝我望一眼，甚至连鄙夷的嫌弃的表情都没有。她得小心不让儿子弄翻了豆浆、不被油条玷污了衣服。
我抬起头，很奇怪四周那热闹和嘈杂一下子怎么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模糊。我咬了一下嘴唇，然后低下头，默默地离开了点心店，脚步很轻很轻，好像被风吹走了……
我没有回家，没有再去找大妈妈。我低着头一直跑到学校，走进教室，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上完第一节课，我还趴在桌上不动，拿铅笔在课本的缝隙里画出了一只小小的大饼，两根油条。画着，画着，不知怎的，我将大饼画成了婶婶的脸，又把油条贴在了那张脸上。课间休息就这么过去了。
四节课终于结束，课本的空白处，已被我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合上书本走回家，大妈妈给我开门；我像平常一样想喊一声“大妈妈”，可是只动了动嘴唇，却喊不出声音。大妈妈兴冲冲地从碗橱里拿出半根油条，塞到我手里：“这是隔壁好婆请我吃的，我吃掉了半根，这半根留给你。”
油条早已冷了，而且发硬。我拿在手里，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掉。
大妈妈上来摸摸我冰冷的小手：“冷吗？”
我摇摇头。
大妈妈又摸摸我惨白的脸颊：“饿吗？”
我还是摇摇头。
大妈妈叹了口气：“唉——孩子，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受苦的。”大妈妈给我盛了一碗饭，又端出自己腌的白菜帮。
我一边吃，一边全身格格发抖，拼命地想遏制住，好几次都憋得透不过气来。
大妈妈见了，说：“大概是太冷了。我给你用油条冲碗汤吧。”大妈妈将油条切成一段一段，再倒上酱油、撒上葱花，为我做了一碗香喷喷的油条汤。
我双手捧紧汤碗，感受着那从碗中传来的暖意，嘴里说：“大妈妈，你也吃。”
大妈妈摇摇头：“快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我给你缝缝。你看，脚趾头都快出来讨饭了。”
我顺从地伸出脚，让大妈妈从脚上脱下那只鞋。只见大妈妈从圆圆的发髻上拔出一根针，往头皮上磨了磨，便认真地缝起来。大妈妈缝鞋的姿势很好看，圆而结实的花白发髻也很好看。
大妈妈一边缝，一边唱：
长在高高山上的一棵树哟，
哪个是它的爸爸？
哪个是它的妈妈？
它的爸爸是青天，
它的妈妈是黄土。
住在深山里的小儿郎哟，
哪个是他的爸爸？
哪个是他的妈妈？
…… ……
唱着唱着，大妈妈哭了。我也哭了。
大妈妈抬起脸，似乎在以衰老的皱纹和无可奈何的辛酸的泪珠告诉我：“没有——小儿郎没有自己的爸爸，没有自己的妈妈。”
我跌坐在小板凳上，稚嫩**的心灵受到不可理喻的神秘而沉重的撞击——原来，世界上还有人没有自己的爸爸，没有自己的妈妈！
从此，我常常觉得自己会在那支歌的单纯而悲怆的旋律中飘飘然变成一阵风，悠悠然荡进一个轻灵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伤痕累累的心在不断地挣扎着拒绝：“不，不，人应该有自己的爸爸，人应该有自己的妈妈！”
从此，我常常倚着亭子间里小小的窗户前，呆呆地望着窗外那一小方天空——
天空有时是灰灰的蓝。那蓝隐在迷茫的水气后面，一堆一堆的云像梦幻的山。那山顶上坐着一个小人，他有爸爸妈妈的爱抚，无忧无虑很快乐。
天空有时是澄澄的蓝。那蓝清新明净有如初出水面的莲花瓣，随着心的颤动而悄然绽开。总觉得，那宇宙间的花开花闭便如命运的竖琴，无言地弹奏着生命的秘密。
天空有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天上似有数不尽的黑色公牛奔来又奔去。这时，我瘦小的身躯内便激荡起一种奋发的欲望。我想飞，我要飞出窗口、飞向那无迹可循的天空，去寻找我的理想、幸福和欢乐。于是，我对别人的白眼漠然处之，我拼命地用功读书，做着中学毕业后去读大学、读中文系、当作家的美梦……
不久，我的美梦被文化大革命的锣鼓声惊醒，我也真的飞离了这个家，冲向了生活的暴风雨里——奶奶和大妈妈相继去世了，上山下乡运动将我抛到了皖东最贫瘠的农村，而这间浸透了我童年的甜蜜、温馨和辛酸的亭子间，也永远地不再属于我了。从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我写了不少的小说和诗歌，但我从来没有写这间亭子间和亭子间外面的天空；然而，我自己心里明白，我所有的小说、诗歌，都与这间亭子间和亭子间外面的天空给我的激励和启示有关。
（写于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