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宾馆的办公室下班后，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回家，而是在上海宾馆的大厅中转来转去，或者是回家后再回到上海宾馆。我脑子里准备好了用来对话的英语——相当生硬。我的眼睛敏锐地射向在我面前走过的每一个美国人：金头发的、棕色头发的、蓝眼睛的、灰眼睛的、男的、女的，我暗自想，最好能找到一对美国夫妇为我作担保。
在上海宾馆大厅转了三天后，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一个坐在残疾轮椅中的美国人，旁边有一位面容端庄秀丽的夫人。他们俩正在礼品柜前挑选礼品，他们挑了很长时间，选了一大堆东西。我仔细观察了这位双腿残疾的美国人，他看上去50岁左右，面部很慈善，五官和谐，一双深邃的蓝眼睛给人一种友好而可信赖的感觉。而旁边那位夫人看上去美丽娴雅出身高贵。能坐在轮椅上飞过大洋来中国旅游的人一定是位富翁！富翁加上善心，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担保人！
我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上去！上去和他说！我内心在命令自己。在上海宾馆转了这几天，这是我决定开口和他说话的第一个美国人。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像梦一样。想一想：我们素不相识，想一想：他会怎样惊讶地望着我！可是在那一瞬间，我逼着自己一步步走上去：
“先生，”我用英语说，“很高兴看到你到中国来旅游，我能和您谈一谈吗？”
我请他到离服务台较远的一个角落，这时他太太正在礼品柜台付款。
“OK，你想说什么呢？”他看上去很和善，但目光中掩不住对一个陌生女孩的惊讶。
“是这样的，先生。我申请去纽约州立大学读书，读比较文学。学校里一切都通过了，教授来了好几封信……可是……可是我没法去……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担保人。”
他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我当时十分紧张，我怕他会生气，我也怕我会在美国人面前失去自己的尊严。他思忖了一下，说：“你是想让我为你担保吗？”
“是的，”我低着头说，“我决不会要你一分钱，我有两只手，我什么都能干。我只请求你为我作名义担保，当我获得成功那天，我一定会感谢你的。”
这时那位夫人也走到他身边，很好奇地望着我。他回转过头去和夫人讲了一大串我当时还听不懂的英语，然后让我和他们一起到上海宾馆20楼的客房去。
在客房里那一盏奶油色的落地灯下，他仔细地看了学校给我的所有的文件及教授热情洋溢的信，并且看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最后我几乎有些颤抖地拿出了美国政府司法部印制的那份I-134经济担保书。我看到他戴上眼镜，眯缝起一双蓝眼睛仔细阅读着每一项严格的条款。他看得那么慢，那么认真，看完一张就递给那位夫人。那位夫人也慢慢地看，细细地琢磨。他们显然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在一片沉默和纸片窸窣中度过漫长的20分钟后，那个美国人抬起了头问我：
“你说你一分钱也不要，那么你到美国怎么养活自己呢？学校并没有给你奖学金啊！”
我说：“我已经有不少朋友在美国和加拿大，他们会帮助我。另外，我能自—力—更—生地创造出我所需要的费用。”
当我讲出“Indepandent make Living”这句话时，他们夫妇俩的目光直视着我，仿佛只有他们才理解这个词的分量。然后，他取出一张白纸，递给我说：“请写上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的名字和电话，也写上你在美国、加拿大朋友的姓名和电话。我们回美国后会同他们联系，到那时候我们会作出决定。”从他的目光中，我感到一种明显的信心。
他递给我一张他和他夫人印在一起的烫金名片，我看到了那上面印着他们夫妇的名字，他的名字是：William Kirby（维廉·柯比），那位漂亮的夫人叫乔治娅·柯比。
谈完这件事，这对美国夫妇开始放松地和我聊起天，并且给我看他们在中国各地旅游时拍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乔治娅拍的，有五六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中国人正笑哈哈地把维廉·柯比先生的轮椅搬上长城。“我们在中国到处碰到好人，”柯比说，“不管在兵马俑还是在紫禁城，只要我一出现在楼梯口上，马上就有成群的中国人拥上来把我抬到观光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要不是这么多善良的中国人，我恐怕还不能见到一半多的东西呢。”
后来，当我到了美国，并且在漫长的岁月中和柯比、乔治娅结成了亲如一家的挚友时，他还老是和他的美国朋友反反复复地提起这件事，他想要报答中国人，却正好碰到一个陌生的中国女孩闯到他的面前！
我临离开上海宾馆柯比夫妇的客房时，邀请他们来我家访问，他们立即表示很有兴趣看一看中国人的家庭。两天后我请了一位北大荒兵团时的朋友小胡——他现在是上海美心酒家的大厨师，为柯比夫妇烹饪了一桌色佳味美的中国菜肴。那时窗外正飘着雪花，可是我的公寓很温暖。柯比夫妇美餐了一顿home style的午餐之后，我打开琴盖，开始弹了一首《致爱丽丝》，又弹了一首《土耳其进行曲》。那时我英语口语还很糟，但我一下子发现用音乐来交流比结结巴巴地交谈更舒心，全世界的人都熟悉贝多芬、莫扎特的声音。乔治娅在我弹琴时“啪啪啪”地横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有一张照片至今还挂在她家佛罗里达别墅的墙上。乔治娅坐着听我弹琴时是相当美丽的，她总是给人一个赏心悦目的印象，后来到了美国也是这样：她那雍容华贵的仪表中呈现出一种宁静端庄的奇妙风采。她是我所见到的一个非常内向的美国女人。
认识这一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的美国夫妇，成了我好运道的开始。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份盖着钢印的经济担保书。担保书下有力地签着William Kirby的名字！
我拿到担保书了！
我的愿望实现了！
与热情、善良的维廉·柯比先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位老板——费罗洛斯先生。现在回想起来，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天，也是我离开临时过了一夜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到达美利坚的第二天，这是中国城莉莉职业介绍所为我找的第一份保姆工作。我穿上了像英国小说中女仆穿的那种白色抽纱围裙。第一件事就是跪在地上擦厨房间的地板，然后又是擦浴室，擦客厅玻璃，擦家具，吸地毯，一刻不停地干到晚上十一点，夫人才对我说：“你干得不错，你可以休息了。看看，是不是一切大变样了？一切亮亮堂堂！”而我则筋骨散开，腰酸背痛，这还不算，我还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平生第一次的屈辱感。人就是这么怪：没到美国拼命要到美国，没工作时拼命要找工作；可来到美国，找到工作又有一肚子委屈，一肚子奴隶的怒火！
中国城的中文报纸上经常登载哪个移民或者哪个留学生长期打工打出神经病的报道。我完全理解这种心境是会把人折磨疯的。
从今天起，我就有住所了——纽约曼哈顿57街的豪华公寓。这位金发贵妇人瞪着猫儿般的蓝眼，反复地说她的丈夫是个“Very very important business man，”意即非常非常重要的商界大亨。可我该怎么当管家呢？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保姆，她管我们六个孩子很严。不过我也许不会那么认真，我会努力去干夫人交给我的一切粗活。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睁大眼睛看看美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又过了几天，我和费罗洛斯太太一起乘她的直升飞机，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上。以后的一个月我成了美国直升飞机的“常客”，在曼哈顿至佛罗里达棕榈海滩之间飞来飞去。下机后由一辆“劳斯莱斯”轿车把我们载到一幢奶黄色的古老豪华的城堡前面。我立即看到有一排和我一样穿着白色抽纱制服的女仆和带着领结的男仆站在城堡前，和我在电影《简爱》中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司机停车打开车门，一位带队的女管家上前向费罗洛斯太太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礼：
“为您效劳，夫人。”我听到她用很浓重的英国口音说。“这位小姐，Julia。”夫人指着刚从司机座旁跳出来的我说，“她是我刚从纽约雇来照顾布拉英的。”她话音刚落，只见一个金发的6岁男孩从城堡的大门中冲了出来：“妈咪！……”他飞快地跑来，扑在母亲怀里。
我们走进了城堡，我这才知道刚才那个铜色的城堡大门只是个后门，而雄伟的前门，面对着佛罗里达西棕海滩碧蓝的大海。如果不是到这里来为费罗洛斯家当保姆，我真要为置身于如此阔绰奢华、风景如画的环境中感到一阵强烈的陶醉！佛罗里达的海同大连老虎滩的海水一样蓝如宝石，不同的是这里的沙滩宽阔又漫长，细软的沙子在阳光下发出金色的光芒。从海滩到费罗洛斯别墅中间隔着一个花园，花园中是碧绿的草坪和十座欧洲18世纪风格的人体雕像。花园南部有一个游泳池——他们可以在海中游泳，也可以在游泳池游泳。花园北部是一个网球场，还有一个露天酒吧，在鲜艳的太阳伞下随便放着几把鹅黄色的帆布椅。
费罗洛斯太太让小布拉英带我参观每一间房间。我们来到底层兼做舞厅的大客厅，客厅中间有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在宽大的玻璃窗前，映衬着一片天蓝的大海，使整个客厅看上去也发出一片莹蓝色。后来我发现这幢城堡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的全是主人住的，无论卧房还是书房，从每一个房间的窗子看出去都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后面那一部分则是仆人和司机、花匠住的，我的小卧房也在那里，这里连我一共有八个仆人。前后两部分由走廊甬道联在一起。不久，我听花匠说，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主人——费罗洛斯先生十分苛刻。花匠的父亲为他干了二十年，手指砸掉后退休，由他接替。他又用电锯在剪接树木时出了事故，和他父亲一样失去了一个小指。但费罗洛斯先生不提供任何医疗费用，反而扣去他一个星期的伤假工资。其他女仆则告诉我说费罗洛斯太太比较善良，她惟一的爱，就是她的儿子。她是费罗洛斯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她整天担心费罗洛斯会抛下她再去找别的女人。
我在那里照顾小布拉英的起居，给他洗澡洗衣烫衣。早晨早早起来准备好早餐，送布拉英去一所贵族学校上学，然后和别的女仆一起干永远干不完的清洁活儿。处处是擦擦擦、洗洗洗、刷刷刷。我不禁反复地想着列宁的那句名言：
“家务劳动是使人变得愚昧的劳作。”
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不像一条母牛似的拼命干，你哪来钱去上学呢？
两个星期过去了。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看到了费罗洛斯先生，他正在海边花园的太阳伞下喝咖啡。我把牛奶壶递给他，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分钟。
他长得很丑陋，谈不上一点儿美感。眉毛粗得像一头鹰，眼睛深凹，深棕色，脸上的皱纹很粗，唇上是故作出来的两撇浓须。眼皮惺忪，一看就是个性欲不正常或是吸毒品的人（后来证实他每天吸大麻）。
“Julia，你叫Julia吗？”他问。
“是的。”
“听我太太说你干得不错。”他跷了一下戴着只大钻戒的中指，轻轻弹着桌面。
“Thank You。”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跟他多说的，我很不喜欢他的那个动作。
“朱莉亚，你好好干，我可以帮你办绿卡。”他挪了挪身子说。
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他的眼睛后面还有一个眼睛。我快步地走回厨房。
星期天的傍晚，他差一个仆人把我叫到客厅。窗外的海洋泛着黛色的波浪，一盏柔和的壁灯照着客厅书橱中精装的书籍和一些古董摆设。另一盏落地灯照着坐在皮椅中的他，他的皮椅放在那架白色的三角钢琴旁边。
“费罗洛斯先生，有什么吩咐？”我问。
他还是那样死死地盯着我，我是这儿女仆中最年轻的。
“费罗洛斯太太参加舞会去了。”他用缓慢的声音说，一面抚摸着手指上的那颗钻戒。
“你看上去很伶俐。”他抬起头望着我，“你会弹钢琴吗？”
我这时看见三角钢琴的琴盖已经打开。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此情此景就像《简爱》中罗彻斯特和简爱初遇的情景一模一样，不过这是个什么样的罗彻斯特啊！他苛刻，而且一脸丑相。
“我不会弹。”我低着头说了声，然后转身就走。
“请停步！”
我停下来，没有回头。
“请你把我这个拿去洗洗。”
我只好回去，这是他白天喝咖啡弄脏的一条白色丝手帕。“You very tough，ya？”（你很倔，是不是？）
我一声不响，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快速走出客厅。
在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1000美元的那天，费罗洛斯先生因为一位老女仆把他的咖啡烧糊了而在大发雷霆。那位老女仆吓得恳求他扣去她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费罗洛斯先生命令她立即滚蛋，并且用最粗最脏的词来污辱她。晚上我到老女仆的卧房中帮她收拾行李，她一个劲地怪自己：“我煮了十几年咖啡，怎么会煮焦了呢？”她的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滚滚流下，她是位波兰裔妇女，英文懂的有限，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买一张飞机票去投奔她的在迈阿密的弟弟。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帮她买机票，并且把她送到直达机场的汽车上。当我回到别墅，费罗洛斯太太告诉我：我被解雇了。
现在又轮到我自己去张罗机票，而且这意味着：我1000美元的工资事实上只剩下700美元，因为300美元要买回纽约的机票。
我怒火中烧，我一天也不想再干了。正在这时，我接到了我的担保人柯比先生的电话——自从我来费罗洛斯家打工后，他每个星期给我打一次电话。
“我被解雇了，柯比先生，我要回纽约重新找工作。”我在电话中对他说。
“你被解雇了？太好了！”柯比先生在电话那头叫道，“我马上给你买机票，到泰德市来！……先不要回纽约，听见没有？”
我真想看看我的担保人！他的脸庞是多么善良，多么富有教养！
柯比先生立即在五分钟之内订妥了我由棕榈海滩飞往泰德市的机票。我挂下电话，发现费罗洛斯先生站在我后面！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在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便用他辱骂那位老女仆的话——我刚刚学到的一句英语，对他说了句：“You son of a **！”（你这狗养的！）
费罗洛斯愣在那里，完全被震慑住了。我提起行李，快步离开了这座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