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一家家餐馆的门，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有打工的位置吗？”常常是把看门的侍应生吓了一大跳。
麦克没有像他一开始讲的那样——到中国城就分手。他说他认识两家餐馆的老板，也许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不过他要找的那俩老板都不在，经理说他们打麻将去了。麦克跟在我后面是个大麻烦，因为有几次还不等我推开门，饭店里的侍应生就恭恭敬敬地拉开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直冲着麦克点头哈腰：
“先生，几位啊？”然后用戴着雪白耀眼的手套的手指着餐厅内的红木雕花座位，一副匆忙带位的样子。
麦克这时总是忙着摆手，局促不安地说：“不，……我是陪这位小姐找工作。”
侍应生叫来老板，鹰钩鼻的老板将麦克和我仔仔细细上下打量一番，刚才堆起的笑容一下子变成了满脸狐疑的不屑神情，真比好莱坞的任何一个演员都更加真实、自然。片刻，他挥一下大手，用鼻腔重重地甩出一个声音：“没有工！没有工！”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我一边对麦克盛情难却，一边又为找不到工发急发愁。在中国老板看来外国人百分之百是来吃饭的顾客，哪有中国留学生找工时后面跟了个老外的？我只好对麦克说：“对不起，请你离我20步远，20步！”
尽管如此，每当我从一个饭店出来，马路对面的麦克一下子就看到了我的沮丧神情。我一家餐馆一家餐馆地硬着头皮上，他也一个街口、一个街口地在对面跟着。我真搞不懂，这事有什么好玩的？他为什么白白浪费时间？
终于，在下午四点，我推开了“喜相逢海鲜酒家”的朱红漆门。那个穿雪白衬衫、戴黑领结的领班听我说要打工，把我从头到脚上下端详了一阵，问：“干过吗？”
“干过。”
“干过什么？”
“端盘、洗碗，什么都行。”
“要会讲英语、广东话、上海话、闽南话……”
“我全都会。”其实我根本不会讲广东话闽南话，这时也只能硬撑了。
“我们要请一个bus girl端盘子，每天早上十一点到晚上十点，十一个小时，打烊前打扫地板，每小时三块五，你要干，明天可以来上班。”
我喜出望外，比我预想的还要好！我差一点跳起来，留下了名字就冲出饭店：“我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了！”
麦克也欣喜地从马路对面向我跑来：“你运气不错！……这种找工作的方法我第一次看见，想不到还起作用！”他拍拍肚子说，“怎么，你请我，还是我请你？”
请客？这我可没想到，我自己几天来一直是一只面包当一顿饭，哪来钱请这位华尔街的外国人？不过我脑子马上转了过来，我口袋里不是还有40块美元吗？你白住人家一星期，这40块还不是省下的？再说也难为他“跟梢”了我一个下午，这几小时也是要用钱来计算的呀！于是，我马上说：“OK！我请你！”我跑到小摊贩上买了四只炸鸡腿，我们俩就站在马路当中大啃起来。
回到麦克的公寓，已经夜幕降临。我在沙发上铺好了床，又试了试客厅的门，确实能紧紧关上，只不过门上端不知为什么留空了一大截，因此与外面睡房和餐厅是“不隔音”的，而且门上也没有锁。“算了，凑合吧！他看来正派，该不会打扰我。”我舒了口气，女孩子一人在外最担心的是被人“捞一把”占便宜。拍拍大腿，拧你一下，美国男人最爱干这事，对我来说就是污辱，不过这个麦克看来不会。
明天就要上班了！我心中充满了兴奋的感觉，跑进浴室尽情地沐浴在舒服的凉水中，冲刷一天来途中的劳顿和找工的疲惫，水哗哗地冲洗着我的身体，我突然捂起脸，想着：
“他为什么要跟着我呢？……他的眼睛好像很蓝。”
我很快又感到这是无稽之谈，我放开双手，兴奋地张开嘴接着甜美的凉水，任凭猛烈的流水冲击着我的头发、脸及赤裸的全身……
洗好澡，我换上带扣子的粉红色旧睡衣。从浴室出来，经过睡房时，突然发现那张大床上有一只肥大笨重、全身雪白的小猫，一动也不动地趴在枕头边。我伸出手摸着小猫，心里涌起一股怜爱之情，多么可爱的小猫啊，它也很怕孤独，要躺在人的枕边。我抚摸了一会儿小猫，刚站起身，发现床下有吱吱的声响。啊，原来床底下有一只精致的小木笼，笼里有四只同样雪白的、我在医学院时常用来作动物实验的小白鼠！看着这幅床上床下猫鼠相安的画面，我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看来他喜爱小动物，喜爱小动物的人是善良的。这一只猫和四只小白鼠，就是他平日生活的伴侣吗？
我走进客厅，看见他背对着我坐在电脑前。突然他转过身，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他什么话也不说。过了片刻，又像是顿悟过来，不好意思地抓着前额的头发：“对不起，你想休息了吗？”
“还早呢。”我说。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看我。我在宾汉姆顿学院洗澡后也穿这件旧睡衣，布拉英和杰姆斯从来没有像他这样子看我。后来的日子里他对我说：那一瞬间，他仿佛是在一片红尘之中突然被一位清纯亮丽的东方女子惊呆了。
我神态自若地走到宽大的书桌前，猛然发现书桌上放着宾汉姆顿研究生院的校刊，上面十分醒目地登着我那两篇《医生日记》的文章！一定是贝妮丝带回来的。
“这是贝妮丝带回来的吗？”我拿起校刊问他。
“当然，这是我的作品！”麦克指着我的文章说。
我咯咯笑起来：“这怎么会是你的作品？这是我的作品！”
“我知道这是你的作品，可是谁帮你修改那一大串病句、错字的？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是贝妮丝！”
他用手指头指了指鼻子：“Me（我）。”
“怎么？怎么会是你修改的？”我真不好意思，那上面有写同性恋的啊！我每次写完后，明明是交给贝妮丝的。
“贝妮丝忙得要命，哪有时间去改你的作业？”麦克笑着说，“你以前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一手修改的，你收到的那些修改传真，就是我在这里发出的。”我这时才注意到他的电脑旁还有一台Canon传真机。
“传真？”我确实记得，每次贝妮丝还给我修改稿时，都是印在传真纸上的，我一直以为她是用学校那台可用来复印的传真机复印给我的。“可传真纸上应当有你的传真号码呀？”
“ 没有吗？”
“当然没有！”
一周后我问贝妮丝，她哈哈一笑，扬起头说：“剪掉了，让我剪掉了！我当然不会让你知道是麦克在修改！我是个嫉妒心很强的女人，知道吗？”
“你写的故事都是《城南旧事》！”麦克突然语出惊人地说，“城南旧事……我真惊讶你的眼睛能包含那么多过去的事情！”
《城南旧事》？我惊奇了，他怎么会知道《城南旧事》？这时我突然发现电脑架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英译本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另一本是英译本《城南旧事》。我伸手拿过这两本书，书上赫然写有贝妮丝的名字。
“真棒！你还能同时看恩格斯和中国文学！”
他连忙说：“这两本书是贝妮丝向我推荐的，恩格斯的书还没有拜读，《城南旧事》刚刚看完。”
我记得在上海，我是多么喜欢电影《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啊！我正追忆着《城南旧事》，突然听到麦克说：
“比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更加喜欢你的作品，我喜欢你小说中那种一会儿像在梦境，一会儿又回到现实中的描写，我能感受到中国一代人在孤陋中开辟道路的巨大艰辛。”
我简直惊呆了！我第一次听别人这样赞扬我的作品！而且是个外国人！
“你别瞎说了，林海音是大作家，我怎么可以和她比？”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内心却有一种“空谷足音，跫然而喜”的感觉。我仔细地望着我面前这位数学博士——更准确地说，是位电脑专家。他很英俊，是个显然比我年轻、才三十出头的男子。他那双深邃的、在灯光下发出蓝灰色光芒的眼睛，深深凹陷在宽大洁白的前额下面，两道飞向鬓角的浓眉有着古希腊武士的威严；鼻子很高，像一座削尖的小山峰，嘴唇很薄，典型的欧洲嘴唇，棱角分明又不失柔和。“贝妮丝多么幸运啊，丈夫在监狱，还有这么一位既聪明又英俊的男朋友！”我不由得想。人的感觉是奇妙的，在他谈了《城南旧事》之后，我和他的距离好像一下子缩小了，我奇怪为什么以前我遇到他时总是不屑一顾，甚至没有想到要和他攀谈几句。
“你养猫，又养老鼠，好有意思！”我说。
“猫已经养了两年了，它快要生小baby了；小白鼠是我从纽约大学实验室弄来代养的，我的一位朋友在那里当医生，过几天他就要来拿回去了，这些小白鼠真是比电影里的Mickey Mouse（米老鼠）还要可爱！”
他说罢，关上电脑，站起身：“我要去照看小猫了，它今天一整天不吃不动，能熬到下星期贝妮丝回来就好了。你好好睡觉，Bye—Bye！”他轻轻带上门走了。我感到屋里好大，好安静，好舒服！我有睡觉前看书的习惯，顺手拿起那本英文版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翻起来，我还从来没碰过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躺在沙发上，柔和的落地灯光洒在书本上，多像我以前在上海躺在沙发上看书时的情景啊。人有个家该有多好！我不由得感叹着，谁知道我还要漂泊到何时？我翻着翻着，发现贝妮丝在书上划了许多红线、感叹号，还有密密麻麻的像是注脚的英文以及不时出现的“Excellent！（好极了！）”的批语。我不由得会心地笑了，回想在宾汉姆顿学院的一次学生集会上，那些一直受美国正统教育的学生大声指责贝妮丝是“共产主义分子”的时候，贝妮丝站起来反驳道：
“我不是共产主义分子，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下面爆发出一阵哄笑和吹哨声。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学院社会学系是美国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座堡垒，这里不少著名的美国教授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70年代中期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红都女皇》一书也出自我们大学一位美国教授之手笔，他曾多次采访江青。博士生贝妮丝早已能够流利地背诵《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的部分章节。在一次圣诞晚会上，她把《gcd宣言》的开头几句稍稍改编，变成了一首声调亢奋的歌：
“一个幽灵在美国游荡，马克思主义的幽灵。”
凡是不利于美国利益或给美国政府名誉带来损毁的事，诸如越战、水门事件等，她都特别起劲，她是学校里第一个站起来公开咒骂“美帝国主义”的美国女人。美国派兵前往格林纳达时，她曾组织了一支抗议的游行队伍。她说艾滋病在美国蔓延，政府光找疫苗不找社会腐败的病根；搞反吸毒光派警察抓人，却不向青少年教育。物欲横流，犯罪猖狂，阴霾遮天。“这个国家在走向死亡！”贝妮丝常常大声疾呼，“美国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材，却在走一条最丑恶的道路！”只要一提起美国政府，她马上就摆出一副作家左拉《我控诉》的架势。我们开玩笑地说她可以到中国去当中央委员，可惜她是美国人，可能只够当中央候补委员。有一次，不少中国留学生拿美国以及欧洲经济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比，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时，她立即瞪大眼睛，摘下那副细框眼镜，大声嚷道：“不对不对！怎么能拿中国和西方比呢？中国有80%的农民，经济基础和人口素质都不一样！应当拿中国和印度比！”贝妮丝去印度搞过两次社会调查，写过不少文章，她还有张在孟买和一群瘦骨嶙峋的印度灾民的合影，“为什么不拿中国和印度比呢？这两个国家不同样是农业国吗？你们一比就知道，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
这么一来，大家都不再管她叫“中国学生会副主席”了，改称她为“候补委员”，一下子把她提了十几级。
贝妮丝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三十年代中国妇女问题研究》。我有时候简直搞不明白：她究竟是美国人呢？还是中国人？
有一点是明白无疑的：在性方面，她是纯粹美国化的美国女人。
多么奇妙的美国女人啊！
我搁下书本进入梦乡，睡到深更半夜的时刻，突然被一阵动静惊醒，迷蒙之中我想睁开眼睛，可睡意还是不肯散去。突然听到一阵更响的敲门声，不等我从沙发上爬起来，只见麦克披了条被单冲了进来，他用被单紧紧地裹住他的全身，站在我面前，急促地说：“怎么办？怎么办？它生了！它已经开始生了！”
看来这个大个子是被小猫生产给难住了。我立即跳起来，随他跑进睡房，只见大床上的白猫一声声嗷嗷叫，产道已经打开，我命令麦克：
“快！拿纱布、剪刀、酒精！再找把镊子！”
麦克匆匆地找出了所有的东西，焦急不安地蹲在我身边；我用酒精洗了手，帮助白猫开大产门，不一会儿，一只血球团掉出来了——是一只猫宝宝。
麦克惊喜地大叫，伸手要去摸蠕动着的猫宝宝。“不要动！不要惊动白猫，还有几个没下来呢！”我大声叫道。
又过了几分钟，第二个猫宝宝掉下来了，然后第三个猫宝宝也掉下来了，我一看产门已经收缩，命令麦克：“递剪刀！”
麦克用酒精擦了擦镊子，递给了我。我一把将镊子扔得老远，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剪刀！我要的是剪刀！”
他慌忙又消毒了剪刀递给我，说：“You tough！”（你好厉害！”）
我很快地剪断了白猫的脐带，消毒后又用温水给猫宝宝擦擦身，把它们送回白猫的肚子底下。
“你当过医生？”
“当过医生。”
“你接过产？”
“接过。”
“你动过手术？”
“Yes.Dr. Fochler”（“是的，伏赫勒博士”）
“So，you are Dr.too”（那么你也是博士了？）（注：在英文中医生和博士都是用Doctor一词）
“I don’t know，I’m washing the dishes，bringing the food，and cleaning the floor”（“我不知道，我现在洗碗、端盘子、刷地板”）
我站起身来：“困极了，我得回去睡觉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