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埋葬着罗伯斯庇尔、巴尔扎克、肖邦，然而法国最大的荣誉，是属于那些精神自由和自豪、有纯粹人道特点的人。对于人类说来，这些特点的价值远远超过艺术和文学才能。
当读到这段时，我不禁捧起那本剧本，深深地吻了一下它的扉页。
写到傅雷夫妇和傅聪、傅敏四口之家共享天伦之乐，奏起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和四重奏时，我听到了琴弦声在我耳畔回荡；节日中仿佛见到了傅雷对双子幽默的谈笑和慈父的情怀；泪光中看到了傅雷给出走波兰的傅聪那一叠一叠心血凝结的家书；看到了“文革”开始时，傅雷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与夫人双双自杀，告别人世。我的泪水已随着静息无声的画面禁不住地涌出眼眶。
裴阳用这样的画外音结束了《中断的四重奏》：
四重奏中断了，但我们的哀思依然连绵不断……傅雷先生就是这样，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
一部小说的最终考验，将是人们对它所怀有的情感。剧本中强烈充沛的人性特质深深打动了我，看完剧本我的心怦然大动。裴阳！我为你文学艺术的才华而兴奋、而激动！这时我突然理解了裴阳在沙滩上为什么会突然向我跪下，从文学作品中产生的沟通，原来比语言的沟通和其他一切的沟通都具有更大的震撼力！
裴阳！裴阳！——有许多年，我没有这样呼唤他的名字了。突然，一张小纸条从夹页中落到地上，我拣起来，以为是裴阳用来作注脚的白纸，但是我立即又一次地吃惊并且激动无比。
那小纸条上写着：
风格迥异，功力非凡。
楼适夷
裴阳的剧本给翻译家、傅雷的挚友楼适夷先生看过了！记得1982年夏天他告诉我一件事，他从电视中看了由于是之主演老舍的剧本《茶馆》后，对于是之的表演赞赏不已，惟觉遗憾的是全剧落幕时，于是之撒纸钱时手的姿势，裴阳认为颇有软弱无力之感，于是他提笔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封信嘱转于是之。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想不到两周后收到了于是之一封长达三页的亲笔信，他谦恭地表示完全接受裴阳的意见，并在信中同他大谈表演艺术。后来他在演《茶馆》剧终前最后一幕中就改变了这个动作。而现在，楼适夷的仅仅八个字，又是多么有力地说明了他的才气！
我恨不得立刻去找他，向他祝贺，那种在我心中早已死去的对他的爱情，又在渐渐复苏。就像听了贝多芬的奏鸣曲会爱上贝多芬一样，读了裴阳的电影剧本，也会再次爱上裴阳！
一星期之后，我怀着一股涌溢着的激情，夹着电影剧本来到四川北路他的家。自从多年前这条路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之后，我再也没有来过。每次约会都是他来找我。在看到这个电影剧本之前，我可以发誓从未对他产生过任何激情，只感到他仍然是一个很好的谈话对手，一个可以交换知心的朋友。与他作一小时的促膝交谈，可以比一整天的沉思默想更令人聪明。和他散步时我若无其事却又怀着警戒，我不让他对我有丝毫过分的贴近。在爱情的大树上，他已经是一片枯黄了的檞树叶子，早已随风飘落。看了剧本后的那几天我又反复地问过自己：它是否又在萌发新绿？
那是一个明朗的下午，湛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照着幽邃寂静的四川北路弄堂，只有两个小女孩一边唱着一边跳着橡皮筋。我走到弄堂深处，又拐了个弯，裴阳家就住在右侧边门里的3号。一拐弯我就隐隐听到了一些什么东西的碰撞声和躁动声，等我推开3号的黑铁门，我完全吃惊地愣住了：只见瓶罐、碗盆、肥皂盒和烟灰缸像雨点般地从裴阳家开着的玻璃窗里落下来，发出砰砰啪啪令人震骇的声音。窗内传来一个小女孩尖锐的哭喊，混夹着听不清的咒骂和怒吼……我的天！就像一只精致而熠熠生辉的水晶杯在我面前突然摔碎，我竟傻傻地伫立在那里，怀着震惊和心痛，呆呆地仰头望着他家的窗口。突然，更加令人发毛的事发生了，从窗子里扔出了一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呈弧线直朝我站的这棵树下砸来，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屏幕和机身瞬间即爆炸般地遍地粉碎。哭声和吵声更响了，里面一定是糟成一团。
我深深叹了口气，转身正要离去，一个尖亮的女人的声音从窗口传出：“她来干吗？！”我侧身抬头，只见她从窗口伸出头怒吼着：“哼！你不是很欣赏她吗？为什么不和她结婚？！你当初就不该来找我！……看人家回东北就一脚踢开，势利鬼！”
接着我听到“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声。
在一片哭叫和嘶喊声中，我快步地逃出了四川北路弄堂。
他的心绪越来越恶劣了，他到外贸大楼医务室来找了我几次。打印之后寄往几家电影制片厂的剧本都被退回来。一是由于傅雷的原因——不知什么原因，至今也没有一部关于傅雷的电影或小说问世，只有一本傅敏编撰的《傅雷家书》。第二当然是由于裴阳自己，他还在审查中，没有人愿意冒险用他的稿。裴阳无可奈何地引用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
“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其实那时我不像人家想象的那么好，现在我也不像人家想象的那么坏。
绵绵无尽、遥遥无期的审查在折磨着他的心灵和每一根神经。从1976年到1983年，整整七年时间，为了那份没有执行的红头文件，没完没了地问话、交代、检讨，加之每天带惩罚性质地在图书馆清扫地板、擦书橱桌椅，使他快要崩溃了，而他那时连个党员都不是（虽然文件中明确指明要突击发展他入党，以适应新的身份）。他说：“我懒于抛头露面，对权力并不感兴趣，如果说那时我有过激动，那是从少年起就养成的一种理想在激励我。谁任命我，为什么任命我，我根本不知道。那时我正在专注于翻译《论语》，学校的政治活动能推就推……一股力量把我推到浪尖，连一分钟都没有停留；现在另一股力量又把我卷入海底，一下子就是令人窒息、无聊空虚的七年！我曾经告诫自己：把自己当正常人，不要去想什么审查算了。于是全力写作，可是哪里会有人用我的剧本？这不等于宣布政审还没结束吗？”
他学会了抽烟，他拼命地抽，在浓重的烟雾后面的那个他，已经有点面貌不清了。有时我想，他就是我从17岁起就苦苦追求的那个白马王子？那个复旦大学意气昂扬、光彩熠熠的尖子？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已经不再碰什么葡萄酒、啤酒了，他喝五粮液，喝70°白酒，喝劣等进口酒，只要是烈酒，他就倒在杯里，一口干尽。惟一与众不同的是，他永远穿得整整齐齐，连衬衫领子都是他亲手烫过的。
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想到过死。
那是在他和我长谈智利著名作家曼努埃尔·罗哈斯的短篇小说《不安的灵魂》时说的。他先是像以往那样生动地给我讲述了小说的片段：
每逢穿上一件新衣服，他——巴勃罗·贡萨莱斯那黯淡的青春就会被一种伟大而强烈的爱情的希望照亮。他的心中既充满伟大的希望也保留着细小的记忆。每天早晨，只要闹钟用它那冒失的铃声把他惊醒，他就坐在床上这样问自己说：“今天我希望什么呢？”（说到这里，裴阳的眼光显得很黯淡。）
当他没什么可希望，当他考虑一会儿意识到这一天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一封信，一本书或一次约会——能够给他带来一种理由或动机，证明他应该生活下去的时候，他就感到一阵心酸。当办事员那六年（只有六年，不是七年！）的愚蠢生活为他留下的神经衰弱症就会从他那神秘的头脑传播到每根失调的神经上去。
但是，今天不同。他穿上了一件新外套，希望便油然而生，他有权利希望许多东西。
……神经衰弱症已经打开它那阴暗阁楼的门，嘲讽的微笑打消了他的新外套为他带来的一点快乐。事情往往如此：他关于生活的一切想法，总是转弯抹角、神不知鬼不觉地化为死的念头（说到这里，裴阳停顿了许久）。
死亡是一种生理现象吗？肉体死亡的时候，精神力量同时也消失吗？……贡萨莱斯虽然读过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护词》，但还是很失望。“他为什么失望呢？”裴阳说，唯物主义者们的著作也没有能够用他们那泛神论的泥土填满贡萨莱斯那疑问重重的深坑。唯灵论者和生物学家们在他这个被迫充当思想家的银行小职员的疲惫头脑中挥舞着拳头。苏格拉底、梅特林克、柏克森、莫莱斯乔特……只给他的痛苦增加了哲理，他的思想却像抓着这两面对立的绝壁向悬崖下跌落下去……（裴阳又打开一包烟。）
他就这样思绪沉沉地穿过喧闹的中心大街，他的身体平静地向前行进，灵魂却烦躁不安。他想着死亡……世界上的一切痛苦，大地上的一切悲伤和大海上的全部孤独顿时像铁锤砸花生一样落在他身上，他觉得自己渺小不堪，痛哭起来，拼命抽泣……
他往哪里躲呢？他怎么能逃得开呢？他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为什么要每天穿上西装，穿过马路去上班，装出一个活人的样子，而满脑子想到的只是一个字——死。
裴阳讲到这里，脸色由苍白变为铁青，就像一个面对着墓冢的人那样呆滞，眼光里浮着迎接末日的那种淡淡的哀伤。“我一连读了几遍……我不怕死，我很早就对你讲过为了祖国我可以随时献身。但是现在，我的这副躯壳只能为自己停止痛苦作贡献了。”
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谈到死。我理解他的心情，我并不当真，我为了档案袋的事也曾想到过死。我只是表示对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的辩护词》很感兴趣，我很久就听说过，但一直没有读过它的全文。
又过了三个星期，裴阳又像往常那样突然降临到我的医务室（裴阳在受审查的第二年即1978年，即恢复了部分行动上的自由），并且提议去外滩走走，我拒绝了。自从上次在他家窗下目睹了其惊心动魄程度不亚于《星球大战》的“雨点战”，我已经吓得再也不敢和他一起散步了，生怕给他的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由于我常常下班后仍然在安静的医务室写作或者看书，他只要路过外滩看到我的窗口亮着灯光，就会上来。他仍然是浑身散发着一股酒味，一坐下来就点烟，一声不响地抽上十几分钟；他仍然看上去心事很重，十年前他那深邃迷人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孩子般的笑，仿佛已经永远消失了。他眯缝着眼睛吞云吐雾，当那支烟快要吸完的时候，他摁灭了烟头，“上次从你这里回去后，我把《苏格拉底的辩护词》全部翻译出来了，你愿意听我念吗？”没等我回答，他已经用英语背诵起来了：（引自柏拉图对话录）
Let us reflect in another way，and we shall see that there is great reason to hope that death is a good； for one of two things——either death is a state of nothingness and utter unconsciousness， or， as men say， there is a change and migration of the soul from this world to another……
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烦恼地说：“还是用中文背吧，你在医学院学的那几年英文也听不懂。”说着，他站起身，像这位在公元399年以“渎神违教”之罪被控入狱，不久被判毒死的苏格拉底一样，用肃穆、低沉的语调背诵起他临死之前的申辩：
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来思考死亡，就会发觉有绝大理由相信死亡是件好事。死亡可能是以下两种情形其中之一：或者完全没有知觉的虚无状态，或是人们常说的一套，灵魂经历变化，由这个世界移居到另一个世界。倘若你认为死后并无知觉，死亡犹如无梦相扰的安眠，那么死亡真是无可形容的得益了。如果某人要把安恬无梦的一夜跟一生中的其他日子相比，看有多少日子比这一夜更美妙愉快，我想他说不出有多少天。不要说平民，就是显赫的帝王也如此。如果这就是死亡的本质，永恒不过是一夜（裴阳重复这句：永恒不过是一夜）。倘若死亡一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迁徙到另一个世界，那里寄居了所有死去的人，那么，我的诸位朋友，法官，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样来得更美妙呢？假若这游历者到达地下世界时，摆脱了尘世的审判官，却在这里碰见真淳正直的法官迈诺、拉达门塞斯、阿克斯、特立普托马斯，以及一生公正的诸神儿子，那么这历程就确实有意义了。如果可以跟俄耳甫斯、谬萨尤斯、赫西亚德、荷马相互交谈，谁不愿意舍弃一切？要是死亡真是这样，我愿意不断受死（裴阳又重复了一遍：要是死亡真是这样，我愿意不断受死）。
我很希望碰见帕拉默底斯、蒂拉蒙的儿子埃杰克斯以及受不公平审判而死的古代英雄，和他们一起交谈。我相信互相比较我们所受的苦难会是件痛快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像在这个世界时一样，在那个新世界里继续探求事物的真伪，我可以认清谁是真正的才智仁人，谁只是假装聪明。
法官们啊，谁也不愿舍弃一切，以换取机会研究这远征特洛伊的领袖——奥德修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远征领袖之一），西昔法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之父，被罚不断从山下推动一块石头上山顶，来回往返）和无数其他的男男女女！跟他们交谈，向他们请教，将是何等快乐的事情！在那个世界里，绝不会有人仅仅因为发问而获死罪！如果传说属实，住在那里的人除了比我们快乐之外，还能得到永生。
（我注视着裴阳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最深邃、最神秘、最丰富也是最有魅力的，而他的眼神却是最忧郁、最阴沉、最渺茫也是最冷漠的。）
法官们啊，不必为死亡而感到丧气，要知道善良的人无论生前死后都不会遭恶果，他和家人不会为诸神抛弃。快要降临在我身上的结局绝非偶然。我清楚知道现在对我来说，死亡比在世更佳。我可以摆脱一切烦恼，因为未有神谕显现。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不怨恨起诉者或是将我判死罪的人，他们虽对我不怀善意，却未令我受害。不过，我可要稍稍责怪他们的不怀善意。
可是我仍然要请你们为我做一件事情。诸位朋友，我的几个儿子成年后（苏格拉底死时儿子还很幼小），请为我教导他们。如果他们把财富或其他事物看得比品德重，请像我烦劝你们那样烦劝他们。如果他们自命不凡，那么，请像我谴责你们那样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忽视了事物的本质，本属藐小而自命不凡。你们倘能这样做，我和我的儿子便会自你们手中得到公正。
离别的时刻到了，我们得各自上路——我走向死亡，你们继续活下去，至于生与死孰优，只有神明方知。
背诵完最后一句，裴阳感叹地大声叫道：“你不感到那种勾魂摄魄的力量吗？……既然活着不能和尘世的烦恼、庸碌与屈辱告别，那么就做一个倒下去的苏格拉底吧！你以前不是很爱谈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吗？和苏格拉底死在同一个世界，这就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恋爱！你不以为是这样吗？……”
从医生的角度我**地觉察出，他已经把自己同这个写了伟大不朽的辩护词的人混为一谈了。他有时不能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尽管他仍然有着令人惊叹的智慧、才气和记忆力。裴阳神经质地把烟灰倒在玻璃台板上，用微颤的手指再一把一把地捏回烟灰缸去，把这件事反反复复做了几次后，裴阳说：“真闷啊！一种像整个心被掏空了似的闷！……有时候，我不知道究竟是得了心脏病发闷呢？还是人在消沉时那种无所事事的发闷？……”
他似乎并不想听我讲什么，问了一下我写作的情况，然后又抽了两支烟，就走了。
我站在医务室落地玻璃窗前，看着月色下他走向外白渡桥的身影。我问自己：我能为他做什么呢？也许，每隔几个星期，他到这里来抽上几支烟，像多年前那样大谈喜欢的书，或者像今天这样高声背诵，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吧！
我想起了“友情”这两个字眼，它既不同于友谊，也不是爱情，却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最长，即使是和一个异性。裴阳！我愿为你一掬同情之泪！但我知道你是恨眼泪的，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掉过一滴泪。
1983年，我在上海医学院进修，秋季放假我约了一位女友一起去黄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五岳归来不看山。”我向往黄山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总算有了一次机会，裴阳知道我俩要去黄山，就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去，我不同意，说：“让你妻子知道怎么办？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爆炸的？”话一出口，我立即觉得不对，就改用劝说的口吻慢慢地对他说：“裴阳，我真的很担心，你不考虑后果吗？”
“不用担心，我受审查时，有时几夜不能回家，她连问都不问一声……”我们在一起时，很少说到他妻子，也从来不提我的丈夫。我不多问了，自从那次去他家后，我才目睹了他婚姻的实情，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多年的怨恨早已消失。看了他剧本后那一时的冲动，那怀疑自己是否又会滋生新芽的柔情，也早已昙花一现，烟消云散。既然他闷得厉害，就让他和我们一起去吧！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有什么可怕的！再说，除了第一次在杭州钱塘江大桥上相见，我还从来没和他去过外地呢！
“那好吧，我去补买一张票，下星期四出发。”
他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变得高兴起来，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说：“黄山的鲫鱼背听说很危险，你敢爬吗？”
“敢！有什么不敢？当然敢！你不记得啦？我还扒过火车跳过火车呢！”
裴阳叹了口气：“当然记得，那是1970年的事。”他用手指弹去烟头的灰末，苦涩地笑了，“一晃13年过去了！”
一星期后，我们三人冲出了家庭的羁绊，终于踏上了赴黄山的旅途。祖国的大好河山早已向我们敞开胸怀，凭什么让我们锁在喧嚣的城市、拥挤的办公室内？走吧！踏遍祖国青山，这是炎黄子孙的权利！
在颠晃的车厢内，我们挤坐在最后一排，长途汽车中全部是农民，鸡鸭鹅呱呱乱叫。我眼前掠过市郊的绿树和田野，心中充满了兴奋和幸福。真正的幸福，应当是一生中回顾起来永远幸福，永远不黯淡失色的，在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快乐的日子，也有过不少：
被录取市少年宫合唱队，参加话剧《枪》的演出（令人留恋的小学生活！），代表学校红卫兵赴京，初次和小济在淮海路上的散步，二十三连和邵燕琴的无数次倾谈，五师医院与女友们的友谊和温暖，上大学，初见大海的喜悦，大桥及复旦园与裴阳的邂逅，五师白杨小径的漫步，画室炉火前的长谈，和于廉在一起的那个雪夜，建边绚烂的夕阳和高加索风光，静谧的心境，一位乡村医生的责任感和自豪感，生活有条不紊，大自然宽厚的陪伴与白桦树日夜的呢喃……而今天，女友、裴阳和我，奇迹般地偷偷溜出家门共赴黄山，岂不乐哉（女友和我的家庭都反对我们去黄山）！裴阳看上去仍然不很愉快，只是偶然露出一丝笑容，他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和审查组的几个人请了假，而且告诉他们不是去黄山，而是去外地看病——不久前医生诊断他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两手前平举时手指和掌心颤抖得很厉害，眼睛也出现微凸症，医生讲如果他再拼命喝酒，就可能导致一种叫“甲状腺危象”的症状，它可能导致昏厥和失明——审查组出于同情，总算给了他四天假期。
颠簸了20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了山清水秀的歙县，换上直达“黄山大门”的汽车。昨天傍晚在古色古香的“翻园”小镇吃饭时，他们两个每人交给我30元人民币，推选我当管家，我的管家宗旨是，力求俭朴——苦其筋骨，乐其心志。一般食用面包开水，一餐一个罐头（上海带去的），零钱尽量不用，杜绝浪费。
你好啊！黄山！嵯峨壮丽的黄山和流水潺潺的温泉送来了金秋的凉爽，我们买了三根拄棍——这是爬山必需的，便登上征程，第一站的目标——玉屏楼。
一位灵活的山里少年主动跑到我们面前要求给我们当向导兼挑脚（因行李、罐头较重），我不同意雇用，裴阳却主张雇用，女友只笑不表态。经过我和裴阳一番辩论，他赢了。于是他第一次露出了微笑，并且给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取了一个名字：“闪色”。因为他穿了一件橘红色的背心，在葱绿的山中很是明显。
“伞色？什么伞色？是降落伞用的颜色吗？”我问。
“怎么扯上降落伞了？闪色是最近巴黎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推出的国际流行色，以耀目刺眼为特点，黄山农家的孩子都穿上了闪色，你这个大上海来的医生却不懂什么是闪色？”
我真的不懂，我一向不讲究服饰。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总是白大褂一件，不过我很喜欢淡雅的粉红色。
很快地我又出了洋相。
当我们爬过令人头昏目眩的“云中阶”，翻过别名“卡桑德拉大桥”，来到风光旖旎的玉屏楼，走到徐霞客首次登山的栖身处时，我们望着眼下呈现的一片空谷，裴阳吟诵道：“空谷足音……”，他像是思忖着什么，停住了。
我接下去：“仙气袭人……”
“什么仙气袭人？胡说八道！……先知先觉才对！”
他又恢复了多年前那种咄咄逼人，不给人情面，恃才傲物的口吻。看到他这样，我觉得大自然使他心中有一种东西、一种秉性在复苏，听他的揶揄比看着他没有节制地抽烟喝酒要好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