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商场风云
A 第一笔生意——成功
在《衣食住行》工作了几个月，我渐渐发现，在美国，任何一本华人刊物——无论是生活刊物或文学刊物，其在思想性、哲理性、文学性和可读性方面，都远远不如中国大陆。与中国文坛相比，这里简直是一片文学沙漠，能把人闷死。我的工作主要是拉广告和撰稿，每打一个广告，就要连写稿带拍照。中国城那些从广东、福建来的移民老板对于上报拍照，在中国人中打“知名度”是乐此不疲的。于是我同时成了工商记者、摄影记者、撰稿人、收款人，在每个月提交给杂志老板的几千元广告费中，赚取我仅1000美元的工资和“佣金”。我尽力用自己的“权力”试图将这份刊物脱离中国城的老土味，而向中国大陆的水平进军。这是我由美国向中国的第一次进军。我采访了胡晓平、张建一、王晓东、朱明瑛、詹曼华等一大批来美留学的中国大陆艺术家。同时，我又利用记者身份，参加了各种社交活动，与市长、参议员、共和党、民主党、知名商人接触，也与一批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经济日报》驻美国和联合国的特派记者打得火热。然而我很清楚，虽然身份变了，但我的地位——指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和麦克住的房子是租来的二间一套室，就其气派和质量，还不如我在上海住的公寓。我想，住在纽约，起码得够上上海标准吧。美国人是以“钱”来论地位的，你要打入美国上层社会，首先得亮招牌——财产。如唐纳·川普曾是两亿富翁，和老婆闹离婚后正值海湾战事，美国经济衰退，《纽约时报》及时报道他的身价已降为一亿，然后是六千万，然后是一千万，然后是银行逼债，之后电视台又报道说，如果没有银行贷款，这位前亿万富翁的现金账户是1000美元——和我这个穷记者一样，如此等等。而像麦克这样寒窗六载拿到博士学位，虽然有身份，但却不见有地位。如在大学教书，最多挣三四万美元，而进入大公司工作，则可拿七八万美元。当了主管拿十几万——这就是最高阶层了。我从来不想发洋财，发财当然是件好事，但与我的思维却搭不上线。我只是想有些事做——指自己感兴趣的事，同时希望自己不要太穷。因为我从来不把麦克——我的丈夫的钱当作我自己的钱。我希望住进明亮宽敞的房子，有一辆随时可用、性能良好的小汽车，另外就是在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时不要被价格所烦扰。当然，最重要的一大愿望是能够有一笔钱周游世界。如此而已。而凭我当这份杂志记者的收入，我必然终日惶惑，而杂志又有随时倒闭的危险。因为杂志老板对我说过不止一次：“自杀的最好办法只有一种，就是办杂志。”有一次，老板娘跑到公司来和老板吵：“小孩钢琴不学了，房子也卖掉，全部用来挡你的大牌。”她把美术员刚设计好的我那份全页广告扔在地上，双眼冒出愤怒的火花，谴责她丈夫不惜牺牲全家利益来办这份倒霉透顶的杂志。
我决定“两条腿”走路，一面继续卖力拉广告，为杂志多赚钱，以避免倒台的命运；另一方面，我开始进行自己最感兴趣的事：做生意。这件事从我一开始到美国，就跃跃欲试了，在选专业时也将比较文学改为读商业管理。可生意怎么做呢？我一无资本进货，二无仓库，三无推销员，而和大陆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关系，我也没有内线。但我隐隐约约却充满信心：第一，我是在纽约美国商业中心；第二，我的英语已经不错，我有了广泛的社交基础和社交能力。那么，剩下的就是找机会，或者是等机会了。虽然我学的是商业管理，但是真干起来，可真是崭新的一课——课堂上绝对没有人教你的！
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我碰到了一位许久不见的熟人，这人一看见我就哇哇大叫：“啊呀！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不做生意啊？你没听说人家拉到关系做军火的，赚了成千上万！还有纺织品！只要搞到配额，就是钱，配额你懂吗？Quota！你有关系吗？你能搞到配额吗？”她像连珠炮似的把我轰得头昏脑涨。我当时只是笑笑，作出对“军火”一窍不通，对“配额”也无戏可唱的样子。正准备转身，却被她身边一个人喊住了：“对不起，请留下你的名片好吗？”我这才注意到这位熟人边上还有一个人。他看上去四十六七岁，秃顶，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下是一对小小的三角眼，黑眼珠很小，难怪我没有注意到他。我按礼节匆匆地给了他我在杂志社的名片就走了。路上的点头之交一般是不会超过三分钟的，没想到这连三分钟都不到的“偶遇”，却成了我第一笔生意的起点。
第二天，有一个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自称是彼得，昨天遇到我的那位。他讲要约我见一个面，有“要紧事情找我谈”。我那天很忙，因为晚上还要采访靳羽西，并为海外电视节目制作一个商业采访。但那位先生在电话中坚持要尽快和我见一面，并说他已经非常了解我，并且非常佩服我，等等。无奈，我只好抽了空去曼哈顿中城和他见面。他见到我，蜡黄的脸已变得苍白而又激动，先是一番嗫嚅的自我介绍：“我是从大陆来的教师……不，是教授，不，不，是讲师。但如果我不走，现在可能已评为副教授了。我在大陆吃过许多苦，‘文化大革命’把我害惨了。”然后他突然话锋一转，用变了调的声音拉直了声带说：“我——搞——到——了——配——额！”他说这话时神经质地朝四下看看，仿佛怕有警察或侦探在通缉他，然后又说：“那个人（指昨天碰到的那个女子），嘴巴太快，像大喇叭筒似的，我没有告诉她，我谁也没有告诉，一直在找可靠的人，找像你这样既可靠又能干的人帮我卖出去。你能帮我卖配额吗？我可以和你签合同！”我的天哪！这不成了演戏一样？我想象中的做生意绝没有这么戏剧化。
“你从哪里搞来的配额？”我问他。他似乎很紧张地掏出手绢，擦了擦满是汗水的额头，又去擦布满水汽的镜片，说：“对不起，周小姐……这……我暂时不能告诉你……这要保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还可以搞到许多配额！许许多多配额。”讲到这里，他重新戴上眼镜：“我看到你写的文章啦，你都成了大名人了！”那小小的眼睛中发射出光芒。他说：“现在我在手的是30万码坯布，顶抢手的，2464！”我和纺织品惟一的接触是中学里参观纺织厂时，被织布机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搞得透不出气来。后来我盯着一位女师傅接线头，一分钟接几十个线头居然一根不断。我当时想要是我在这样的轰隆声中接线头，恐怕会出全匹次布。后来即使到了北大荒，我也仍然觉得纺织工人比北大荒的农工还要苦！而现在，面前这位先生居然要我去卖30万码坯布！“什么2464？有坯布样品吗？”我竭力装着镇静，脑子里对坯布的感觉是一片空白。彼得急急忙忙地打开皮包，取出一片一尺见方的棉坯布样品。他说：“2464的经纬度是22，密度是40，布料宽40英寸，是市面上最抢手的，现在关键是要找买主，找开信用证的人。这个你行，我不行，我的英语有问题。再说，你一定有许多美国熟人，你的先生就是美国人。”天哪，我先生是搞电脑的，与坯布搭什么界？不过，我看出来这位彼得先生确实有配额（鬼知道是哪里来的），也急于卖掉，那么好吧，让我试试看。“我试试吧，”我说，“一周之内给你回音，但你一定要保证有配额。”他把手架在脖子上，做了个杀头的姿态，说：“用这个来保证。”那神情就仿佛30万码坯布的价值全部悬在那颗光秃秃的脑袋上了。他看上去仍然像个学者，不像个商人，或者说倒像个前途无着的穷人，手中捧着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他起身道别时，用颤抖的声音说：“谢谢！谢谢！我真是有幸能认识你！你一定能办成的！到时候，我们平分佣金，一人一半！我是说话算数的。”
好了，现在我手中有30万码坯布，去卖给谁呢？我尽量回想着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商业管理时的市场销售学课程。记得教授曾讲：寻找客户，首先大公司是目标。我突然想起电视中经常播放时装的Burlington公司广告，既然做时装，就有工厂，就需要坯布，那么，去Burlington公司推销吧！我查了电话本，很快拨通了Burlington的电话，讲要见总裁。“你是谁？”秘书小姐在电话中问。“我是Meric公司的。”这是彼得那名片上的公司（那张名片上的地址看来是纽约皇后区的贫穷区域，一般公司均在曼哈顿，但我也只能将就用了，毕竟，我不能讲自己的身份是记者，是业余搞贸易的），“我要和总裁谈一件重要的事，有关中国坯布的贸易。”秘书小姐在另一头把线接通了总裁，约好让我下午三点去会见。我带着彼得那块一尺见方的坯布，走在美国大道（第六大道）中城，终于找到了一幢六十多层高的茶色玻璃现代建筑大厦，大门上是金光闪闪的“Burlington”公司字样。我推门进入大厅，穿着制服的门卫立即迎上来，笑容可掬地听候吩咐。我说明我有下午三点与总裁的约会，门卫告之还有四分钟，让我坐在沙发上等，然后一分不差地把我送进电梯，升到32楼，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姐（看来是秘书）把我引进会见室。我在此前一个月刚见过纽约市长，因此对见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并没有什么紧张，只是感到一阵阵兴奋：“我要打进美国纺织界了！”
总裁马歇尔先生仪表威严，鹤发童颜，一看就知道是一位纺织界的巨头。他和我握了手，交换了名片，又皱着眉头反复地看着手上这张不伦不类的名片，然后很有礼貌地放松，彬彬有礼地问我：“您在电话中告诉我的秘书，你们公司有30万码2464坯布，请问这坯布是从哪里来的？”“中国来的。”我说。“哪一个口岸来的？”总裁又问。“这我不能告诉你，但你可以确信我们的质量。”我递过去那块样品，总裁反复地仔细看着，又让秘书拿来纺织放大镜，细细地查看着经纬密度：“这是一片很不错的样品。”总裁说。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我想留下一片样品，然后再答复您我们是否愿意购买。”秘书拿来一个托盘，总裁将半尺样品剪下，放进托盘，又写了一张条子，吩咐秘书一大套有关调查的事项，然后很高兴地请我喝咖啡。他告诉我，他是第一个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美国商人，和中国贸易已经有十多年了。他们公司的大宗进口业务均由香港公司和中国方面的华润公司做，每年进口几千万美元。但目前遇到不少配额和质量问题，搞得他很头痛，现在既然有美国Meric公司直接上门，样品也不错，他愿意考虑。接着他问：“多少钱一码？”我反问他：“您问FOB中国口岸离岸价呢，还是问CIF美国口岸到岸价呢？”总裁讲：“报CIF吧。”我拿出计算器，立即飞快地算了算早已预算过多次的数字，又临时加了一些码报给他：“一块五角三美分一码。”“嗯，价格还可以。”他欠起身子，又往我杯子里盛满咖啡：“你做多少年纺织贸易了？”“我……”这下把我难住了，我总不能讲这是我的第一天吧？我急忙把话锋一转：“我做的年数不长，但是生产这坯布的工厂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以后欢迎您去参观。”总裁又拿出名片，说：“这个Peter（彼得）不是你的名字吧？”我讲：“我叫Julia（朱莉亚），名片上的是我的同伙人，我的名片用完了。”我在心中一阵阵着急，真希望他不要再问了，我真是坐不住了。我望着落地玻璃窗下百老汇大道繁忙的情景，突然向总裁提出一个要求：“您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你们公司？”总裁讲：“可以，但是我只有三分钟了，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的助手谈。”他按了一下桌子上的电钮，马上进来一位蓝眼睛、身材高大的白人青年。他礼貌地向我伸出手，自我介绍叫约翰，然后遵照总裁吩咐带我到公司参观。一层楼和三十楼是样品陈列室及总裁办公室，几十间样品室摆设着各种各样的棉布、坯布、印花布及成千上万套服装。他向我介绍说：“美国人喜欢穿Made in U.S.A的服装，这就是我们不进口服装的原因，但我们的布料大都来自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贵公司如果每年有固定的配额，我们将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
告别Burlington公司时，我简直认为这件事一半成功了！样品好，价格好，还需要什么呢？第二天，我的杂志编辑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老板请我去接电话，并用狐疑的眼光问我：“你和Burlington有什么关系？”我接过电话，只讲了一声“哈啰”，就听到电话中总裁助手约翰的声音：“很对不起，马歇尔总裁让我打电话给您，我们调查了你的Meric公司，在纽约各大银行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均没有信用。我们很遗憾不能开信用证给Meric公司，对这宗几十万美元的交易，我们无法承担任何小小的疏忽，十分抱歉。样品我们今天已寄回给您，请您原谅，很高兴能见到您。”我马上按彼得名片给他打电话，电话中一片噪音，好像是个住家，一个女人在大声叫彼得来听电话，我怒气冲冲地问：“你这是个什么公司，连一点银行信用都没有？把客户都吓跑了！”彼得在电话中战战兢兢地说：“这不瞒你说，这是我为了卖坯布，临时找律师成立的公司，花了500美元哪！等生意做成功了，不就有信用了吗？……你有办法！你一定有办法的，再找找吧！”我对彼得的表现无可奈何，看来想把这30万码坯布卖出去，是不能再找大公司了。找小公司试试吧，如果他们急于要货，是不会在意Meric公司的银行信用的，开信用证取单提货就是了。但是，我一连打了几十个电话，又东奔西跑访问了七八家急于要坯布的中小型纺织品公司，别人一看到名片就皱眉头，仿佛我是个来路不明的人。有一个公司通过我反复说服，终于答应开信用证，但在开证前一天，又叫我到他公司，让我放下一万美元保证金，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我哪有一万美元？彼得那Meric公司更不会有，于是白忙了一个星期，又吹了。我仍然不甘心，继续翻电话本，突然发现一家公司名称为“China Textiles America Inc”，再一看，是中国政府官方派来的。我想，如果请他们为Meric公司做担保，那么客户不就没有疑虑了吗？我立即拨通了电话，听到一个熟悉亲切的中国人的声音：“你有什么事，请来公司面谈吧！”我跑到位于第八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在四十街上的中国纺织品公司，乘电梯到了五楼。一位姓田的先生热情地招待我坐下，没等我开口，就问：“你是留学生做生意吧？我可要告诉你，许多人一事无成，这么多时间如果去餐馆打工，赚钱也不少哟！”
我告诉他，我是一份杂志的记者兼公关经理，一位熟人托我为他推销30万码坯布，我找了许多公司，有不少公司急于购买，但又碍于Meric公司没有任何信用，对这么大笔美金的交易，总要有人担保守信才行。我于是拿出了布样及彼得给我的所有详情和报价。田先生认认真真地看后，问：“你要怎么办？”我讲：“请贵公司做信用担保，成交后我们付佣金给贵公司。”田先生哈哈大笑说：“要中纺为你们作担保是不可能的。这批30万码配额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你真是太巧了，回到娘家来了！”我听了莫名其妙，连忙问：“那你认识一个叫彼得的人吗？”田先生讲：“没听说。但你一定知道华鹏公司吧？”“不！”我摇摇头，“什么华鹏？我从来没听说过。”田先生打开电脑，让我看了一行合同号码，讲：“上个月国内某省来纽约访问，带队的拜访了一位老朋友——华鹏公司的老板。在纽约期间，华鹏老板热情接待。你知道，美国人做再大的生意是不讲客套的，生意管生意，有时连一次午餐都没有，对任何客人都是一样东西——咖啡。而我们中国人又不喜欢喝咖啡，那么谁来招待呢，只有中国老乡——中国华侨商人了。华鹏老板把小组招待得非常妥帖，又冒着酷暑把小组带到大西洋赌场、华盛顿白宫，又带他们看55美元一张票的百老汇歌舞表演。临走时，做茶叶和食品生意的华鹏老板提出：纺织品市场看俏，能不能卖给他几十万码坯布？为了表示对华鹏公司的感谢，带队总经理当场和他签下了30万码坯布的合同。”原来是这样。“那么他自己不能卖吗？为什么要转这么多人手呢？”田先生说：“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我见过华鹏老板，有六十多岁，讲一口福建话，也许是语言关系吧？这里有些华商，通常向香港买货，再卖给华人贸易公司以供应中国城的货源，他们一般是不谙英语的。”原来又是这个原因——英语，使30万码坯布落到我手中。
田先生站起身，抽了支烟说：“你叫朱莉亚吧？一讲你是记者，我就想起来了，上个月你和市长的照片登在杂志上呢！你们的杂志我常看，你的文章写得不错！……这样吧，我们公司虽然是政府派来的，但也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目前，也有不少纺织商向我们要买2464。这30万码坯布，你有没有出售权？”我立即回答：“当然有！”田先生沉思了一下讲：“这批货源的来龙去脉，我们是了解的，肯定是可靠的，既然你可以全权处理，那我们中纺公司和你立即签合同，由我公司按你刚才的报价买进并负责售出。到货后60天，我公司将差价支付贵方。”田先生拿出合同纸，很快在Brother电脑打印机上打出合同书，让我在每份Copy上签了名，又给了我一份地址：“这是华鹏公司的地址，请你告诉一下华鹏老板，他的货我们买进了。”
成功了！我拿着合同——同中纺公司的合同书，简直不相信这笔生意终于成功了！我应当马上告诉彼得。彼得接到电话，气喘吁吁地从皇后区跑到曼哈顿中城，我真担心他由于过度兴奋而突发心脏病。我请他到麦克当纳，叫了两份冰淇淋，把刚才和中纺签的合同交给他看，对他讲：“现在是我和你签合同了。”彼得忙从包里取出一叠纸，讲：“都在上面，都在上面，我早就准备好了。你看，30万码，我们每码赚4分钱，共12000美元，一人一半，各6000美元，对吗？”看来他还诚实。彼得在签字前，我突然想起那个呱呱叫嚷“Quota！Quota！”的熟人，便问彼得：“那上次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女士呢？你可是通过她认识我的呀！”彼得拍着胸膛讲：“这个你放心，我会处理。我们……不是一般关系。”他突然觉得讲漏了嘴，又嗫嚅着补充说：“要不是她，我也不会有幸碰到你。我会感谢她的，我会感谢她的。”说着，他用颤抖、兴奋的手在合同上签下了字。我没有问彼得关于华鹏的事，既然中纺让我通知华鹏，那当然应当由我去办。到了第八大道519号，乘电梯到三十六楼，在走廊尽头有一间敞着大门的办公室，这就是华鹏公司了。华鹏老板是位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福建人，听我说明了来意，又惊讶又兴奋，搓着手叫道：“彼得天天来电话，讲有许多公司要买，弄了半天，是你在帮他卖啊！……卖给中纺，也好，中纺是自己人，最可靠……唉呀，你怎么不早来呀！”我对他讲，我今天中午才刚听说有他这个华鹏公司，并且很高兴能为他效劳。华鹏老板把我请到公司对面的中餐馆，讲：“你年轻，英语好，大有前途……唉！我们来二十多年了，也早已是美国公民了，可就是讲不了英语，无法和洋人打交道，不然，这么抢手的配额，即使不找彼得帮忙，我也早就卖出去了。……也好，也好，总算办成了，皆大欢喜。”
三个月后，30万码坯布到美国港口，美方商人付款提货。这笔生意，中纺赚了12000美元，华鹏赚了12000美元，我和彼得赚了12000美元。这一共36000美元的利润，是在30万码原售价基础上，由三方各加4分钱一码，共加了0.12美元，对美商来讲，每码加0.12美元是个小数字，可对我们三方，真是一笔不小的收获！
B 第二笔生意：遇到冒牌美商——失败
第一笔生意赚到6000美元，相当我在杂志社半年的工资。我马上想到是否辞去杂志工作，全力搞贸易，因为信誉的问题太重要了，没有一张使人信得过的名片是不行的。拿着Meric公司这样一张名片，真使我吃够了苦头。有一天我从杂志社下班，去华鹏公司请教华鹏老板如何成立自己的公司。刚出电梯，在走廊上就听到一阵阵愤怒的喊声：
“你给我滚出去！”
“你欠我3000美元，你非还给我不可！”
走进华鹏公司，我惊讶地看到彼得正和华鹏老板在面红耳赤地争吵。彼得见了我便指着华鹏老板说：“他同我有合约，生意做成后，他那12000元中有我3000元。我那女朋友天天吵着向我要钱，可他就是赖着不付账！”
华鹏老板也气得发抖：“你把合同一转手，不费任何力气就拿到了6000美元！你还想从我这里拿！……如果你有本事，自己卖出去，还有话好讲。你找到朱莉亚小姐，全是她下的工夫，我有什么理由再付你钱？”
“你不付，我就找警察！”彼得忿忿地走了。
“你去找吧！警察五分局全是我的福建同乡，当心哪天把你赶走！”
平时看上去文雅的二位儒士，在金钱面前谁也不让分毫。我心里一阵阵抽紧，真没想到贸易还带上这么多污秽的东西。我正想转身离开，华鹏老板叫住了我：“朱莉亚你不要走。我正想找你呢。”他指着彼得的背影，讲：“他这种人来路不明，胃口大，本事小，以后不要和他打交道。他要不是靠我，能到哪里挣这6000块？”他把我带到一张大办公桌前，指着一份刚从香港来的传真，“我现在手头有大生意，香港A&T公司从大陆搞来一份20万吨尿素的定单，如果我们能向美商买到，每吨挣0.50佣金，就是10万美元，我公司和你四六开，你能赚4万美元！”
“尿素？Urea？是化肥吗？”我想，搞贸易新事物新名词可不少！
“是呵，大陆每年向西方采购大量化肥。去年有一个县化肥不够，农民扛着大锄到邻县，硬是抢夺别人的化肥闹出了人命。化肥是农民的命根子呀，现在这20万吨化肥，关系到一个县，甚至一个省的年产量。你一定要设法找到一家可靠的公司，能按我们的价格卖给我们化肥。”
“在我做这宗生意之前，我最好成立自己的公司，我想租你公司旁边这间空的房间，你能和房东商量一下吗？”“这事我包下来，你什么时候搬进来都可以。”华鹏老板说。
第二天，我和麦克到州政府商务处登记。麦克出示了证件，我出示了中国护照，交了手续费，仅仅半小时时间，就登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美国是个商业竞争社会，政府鼓励各种私营中小企业、家庭公司实行竞争，获利后向政府交税。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公民，或者有绿卡，或者持有工作许可证，不论肤色、年龄、性别、贫富，均可以在同一起点向政府申请成立公司，而批准也只是几小时甚至几分钟的事。但据说在大陆注册公司，必须有几十万、几百万资金注册，私人公司当然是凤毛麟角了，不少人连想都不敢想。在美国，注册公司就像登记孩子上幼儿园一样容易。拿到了公司执照，我立即去定做了一块烫金的公司名牌：“JMF America-China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公司徽号是一个圆形地球。然后又去印名片、印信封。地址一看就令人舒适：曼哈顿的商业中心，第八大道519号。然后又去购买传真机、电脑、电传、电话、办公桌椅、会客谈判桌、文件柜、档案柜……再去付办公室租金、押金、保险金……在报上登开业广告。几天之内，公司走向正轨，而我也把刚挣到手的6000美元用得一分不剩。公司成立后的第二件事，就是辞去《衣食住行》记者工作。在美国，一个人被老板开除与一个人向老板辞职，均是平常的事，平均每个人的工作在两三年内换一次。如果你听说一个人在一个公司干了十年或二十年，那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刊物老板沮丧地说：“你在，我们也赔，赔得少些。你走了，我们也赔，赔得多些。所以，结果只有一条出路：杂志关门。你完成的这一期是我们的最后一期。”离开工作了九个月的办公室，心里有些恋恋不舍，也隐隐有一种恐惧感，一种失落感，就像离开了大船的小舟，独自在风浪中扬帆了。我脑子里不断地想着：现在我没有工作了……我没有一份稳定收入了！一切全要靠我自己。6000元已经全部用完，每个月还要面对一大笔账单，没有人会给我工资，这种感觉真太糟糕了。我能成功吗？我能赚钱吗？我的公司能开多久？如果赔钱怎么办？没有钱赔怎么办？这正如一名年轻的，没有经验的登山运动员，面对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对自己说：“上了！”我始终记得在1987年初刚辞去工作时的那份恐惧感，谁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我自己不知道，麦克更不知道。不过眼下，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把这20万吨化肥做成功。如果真能挣进4万美元，那么第一年就不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