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显然属于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虽说是“弹指一挥间”，但三十年的过程也不算短呀，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也就三十年的历史吗？而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多少文学财富也留下了多少至今仍让我们议论不休的文学话题。在我看来，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这三十年丝毫不会逊色于现代文学的三十年。因此，就以这三十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一些归纳和总结，也许是一件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我阅读范小青的一系列作品时，很自然地就把她与这个三十年联系了起来，她的写作贯穿在这个三十年之中，总结范小青的写作，也就是在总结这个三十年的某一侧面；另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把范小青当成一滴很珍贵的“水”，我们从一滴水去窥见“三十年”的太阳。
逸出文学主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范小青虽然只是文学写作的起步，但她在八十年代就显示出自己的鲜明特色，并得到文学批评界足够的重视。因此对于范小青在这个时期的写作，批评界讨论得比较多，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大致上说，范小青与苏州地域文化的关系，范小青小说中的淡泊与世俗相融洽的基本主题，构成了范小青的创作个性。但必须看到，范小青在八十年代的创作是在新时期文学主潮的裹挟中展开的，其文学个性还没有完全成熟和独立。谈到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当然与当时的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有关，文学主潮与政治思想主潮处在谐调一致的阶段。同时还应看到，新时期文学是以“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这两支大军联合发起冲锋的。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这对于我们认识范小青的文学转变是一个关键。“五七”干校是指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从现代文学阵地中胜利转移过来的。新时期之初出版了一本命名为“重放的鲜花”的小说集，作者是这一代中曾被打成右派或是曾受到政治迫害的，“重放的鲜花”这个命名非常恰当地显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地位。知识青年当然是知青文学的主体。在中国一直被绑在政治战车上的文学就是以积极参与拨乱反正思想斗争而开始其新时期的，因此，新时期文学基本上是由“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定调的宏大叙事。大凡在那个时期进入到文学写作中的人无不顺应着这一宏大叙事的思路。范小青当然也不会例外，甚至她最初的写作无论是题材还是主题都可以纳入到知青文学系列之中。但范小青是一个感觉型的作家，特别是她最初迈入文坛，不是凭着敏锐的思想，而是凭着**的日常生活体验。这恰是她的长处。这一长处使她有可能慢慢摆脱宏大叙事的思想掌控，从而逸出文学主潮，做一些个性化的伸展。于是她走进了苏州小巷，饶有兴味地观察邻里间的飞短流长，欣赏他们“小家子气”地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此时的范小青多少对自己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她说过：“我有时候很想把自己的感觉弄得更玄妙、更深奥一点，结果我是弄巧成拙，所以我只有放弃这种努力，老老实实地把我的真实感觉写出来，或者是很平庸的，也或者是很离奇的。”（《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3期）所谓“把感觉弄得更玄妙、更深奥”，其实就是希望自己的感觉能够与宏大叙事的旨意接洽起来，能让自己的文学形象传达出深刻的意义。她说她这样做的结果是“弄巧成拙”，于是就只好放弃这种努力。也就是说她从直觉上感到自己与宏大叙事的距离，尽管她努力追随宏大叙事，但总达不到目标，只好放弃了这种努力。现在看来，范小青的放弃对于她的写作是幸运的，她因此才突出显示出自己的个性。而她之所以在当年宏大叙事的磁场还足够强大的时候能够脱身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并不是以“五七”干校或知识青年的身份进入写作的，因此她与由“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共同确立的宏大叙事还隔着一层。
尽管如此，范小青从知识谱系上说还是归宿于现实主义的，他的经历、秉性以及知识准备决定了她的写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宏大叙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形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上个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空的描写。”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比较特殊，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将一些偏执的观点推向极端，而建构于当代的宏大叙事的谬误性也正是与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僵化观点相应对的。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界在清理和批判过去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偏执观点时，势必就要对以往的宏大叙事进行相应的调整。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历史当事人的缘故难免经历一再的政治甄别，这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地将自己打扮成“文革”的最大受害者，文学是他们最有利的倾诉方式。他们必须以非常现实主义的姿态来讲述他们的受害史，而在这讲述过程中，宏大叙事的调整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正是热血澎湃的知识青年终于可以让压抑多年的荷尔蒙尽情释放出来，他们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文学叙事引以为荣，成为这场文学叙事的加盟者。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联手建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它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叙事最具合法性的通道。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出身的作家们自然很乐意从这个通道去观察和叙述社会现实，因为这处通道就是他们建设起来的。但范小青们并不认为这个通道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范小青们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下进入这个通道的，这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大大约束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叙事能力。问题在于，在新时期文学的语境里，现实主义叙事与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紧紧地焊接在一起。因此尽管范小青从苏州小巷里能够躲避一下宏大叙事的急风暴雨，露出一些文化的装束，但当她要完成现实主义的意义程序时，仍然不能不服膺于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政治形势发生极大的改变，这为年轻的作家们松动现实主义与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联结提供了机会。作家们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有了一次“新写实”的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范小青也被视为新写实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尽管范小青在“新写实”的潮流下，这一段的写作呈现出更加侧重于日常生活和日常情趣，但将她的作品当成“新写实”的代表则是一桩将错就错的事情。因为她对日常生活和日常情趣的关注，并不是追求“原生态”，并不是回避意义，她只是想摆脱既定宏大叙事规定好了的意义。她选取日常生活，其实就是选取被宏大叙事所筛选掉的生活，这种选取本身就是一种摆脱的方式。但她仍要从生活中发现意义。她在1994年的一篇谈创作的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只要写了真实的东西，写了生活，那么本来就存在着意义。”不过，“新写实”在后来的趋势中越来越形而下，越来越指向人的欲望和本能。这与范小青的审美追求相去甚远。所以我们在“新写实”的余波里再也看不到范小青的身影了，相反，她又一次调整了自己的写作姿态。这就是从关注日常生活转而去关注社会重大事件。
抓住“新的现实”
这是一次非常聪明的调整，体现出范小青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她敏锐地把握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震动。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往的秩序纷纷被打破，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一个完全不同于新时期文学所依赖的、由拨乱反正宏大叙事所建构起来的现实。范小青紧紧抓住了这个“新的现实”。“新的现实”没有受到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约束，这使她有了尽情发挥自己的现实主义叙事能力的空间。她在日常生活叙述中不得不时时担忧堕入形而下的泥淖，而“新的现实”解除了她的担忧。尽管“新的现实”受到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但它毕竟没有形成文学上的宏大叙事。因此，范小青及时转向“新的现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调整。
范小青面对“新的现实”所写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1998年出版的《百日阳光》。这是典型的反映“新的现实”的作品。小说反映的是在经济改革大潮中乡镇企业如何深化和突破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来源于范小青所生活的城市。江浙地区在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大潮中领风气之先，乡镇企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带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但在残酷的市场经济面前乡镇企业先天性的不足就暴露无遗。范小青正是从这一“新的现实”入手开始她的小说叙述的。小说所写的平江市桃花镇是全国的先进典型，其红火的乡镇企业给桃花镇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此刻的桃花镇正处在“滑铁卢”的失败边缘，被昔日辉煌掩盖着的种种弊端，现在一一暴露出来。小说故事情节围绕着种种问题而展开，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在摆脱困难、寻找生路的拼杀中碰得焦头烂额，但最终还是化险为夷，使乡镇企业获得了新生。范小青第一次接触“新的现实”，也许说不上特别成功。她在处理“新的现实”时显得小心翼翼，恐怕踩到政治的陷阱，也尽量绕开新的窠臼。政治的陷阱不是不存在，何况她所写的内容就涉及到政治的决策，她所设置的主人公也是官场上的人物。这大概也是她为小说安排了一个完满结局的原因吧。但更大的问题还是如何绕开新的窠臼。主流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诠释新的现实，逐渐形成了新的叙述模式，主要是改革与保守、腐败与反腐败的矛盾冲突。这也是一些当代作家回避“新的现实”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说，范小青选择了“新的现实”不仅是寻求突破，也证明了她有勇气正面迎接挑战。尽管今天看《百日阳光》，多少带有当时的改革开放的政治激情和意识形态的乐观主义的影响痕迹，但必须承认，范小青成功地绕开了新的窠臼。她不把乡镇企业看成是一个经济或政治的问题，而是看成是一个人的素质的问题。她设计了一位很有才华的研究生柏森林，主动下到基层参与改革开放实践。范小青通过柏森林这个人物，说出来了该小说的主题：“乡镇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提高素质的最后时刻，这一步上不去，全盘皆输！”小说尽管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政治激情，但也并不遮掩其批判性。从人的素质出发，柏森林接替项达民来开辟乡镇企业的新天地是完全应该的。但上级领导闻舒却从政治策略出发，否定了这样的人事安排。闻舒的政治手腕是圆熟的，他达到了各个方面的平衡，缓解了各种矛盾。表面上看，闻舒很善于领导。但仔细想想，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事情就是坏在这种讲究平衡、圆滑的政治决策上。所以这部以“阳光”命名的小说，结尾不是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万家灯火的黑夜，这未尝不是作者寓含的一层深意。八十年代的范小青立足于苏州浓郁的地域文化，她荡漾在苏州小巷，流连于吴越风情，透露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文化的范小青。而在《百日阳光》里，范小青完全换了另一副面孔，她以咄咄逼人的姿态直视“新的现实”，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政治的范小青。
范小青紧接着又写了第二部以“新的现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城市表情》，这时她在处理“新的现实”的复杂关系上就比《百日阳光》更娴熟自如了。小说是写城市建设的，城市建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伴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各个城市的政权领导都把城市建设当做建立政绩的便捷方式，于是许多社会问题在城市建设中得到集中表现。毫无疑问，范小青这一次就是直接冲着政治来的。这部小说明显是以范小青所生活的苏州为原型的。她不仅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苏州“新的现实”，俯瞰苏州城市的版图，与苏州城市的决策者们对话。而且她也不放过苏州的小街小巷，不放过苏州浓郁的地域文化。于是在《城市表情》中，文化的范小青与政治的范小青糅合为一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现代化的独特的阐释方式。这种独特的阐释方式就是从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视角去观照“新的现实”。在双重视角下，范小青创作的两层优势，即她的文化意蕴和现实感，非常完美地集合为一体，她就有了强大的力量，可以击穿改革故事的表层，深入到另外一个有意味的空间。《城市表情》是写城市建设的，城市建设必然是以现代化为旨归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城市建设的现代化目标将面对保护文化传统的挑战和质疑。城市建设的策划者和领导者必须处理好现代化与保护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范小青正是抓住这个矛盾冲突大做文章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处理好文化问题，有着文化人化与文化物化的区别。文化物化也就是把文化对象化，对象化的最终结果将导致文化的异化；而文化人化就是强调要把人与文化一体化。范小青在这部小说倡导文化人化的立场，并由此进入到生命哲学的层面。小说中的市委副书记田常规说：“我们无论是从宏观上谈城市建设，还是具体地谈某个建筑，都不应该回避人在其中的作用和需求。”这就点明了，所谓文化的人化，就是张扬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和人道精神。小说着力塑造的人物是常务副市长、锦绣路工程总指挥秦重天。这是一个敢作敢为、有思想、有个性的领导干部形象。当然，最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地表现出文化人化的观点如何从政治层面给现代化建设带来有益的、关键性的影响。在大家特别是一些文化人的影响下，秦重天在工作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能从文化人化的角度去理解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认识到，人民的生活质量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问题，比如说，道路畅通了，居住宽敞了，对人民来说是一种进步，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人民的生活质量更是一个精神的问题，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精神追求的动物。只有包含着丰富的精神价值和精神内涵的生活质量才是体现人的本质的生活质量。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就会以人化的方式把物质性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提高人民当代以及未来生活质量的重要元素。范小青它或许象征着一个政治英雄的时代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应该是一个文化谋略的世界。
以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视角直面“新的现实”，使范小青有了自己的言说空间。实际上，“新的现实”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新的现实”变幻莫测的生活万象和前所未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当代作家来说确实也是充满诱惑力的，但由此在对“新的现实”的叙述中也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写作模式和小说样式。范小青的几部反映“新的现实”的小说从题材和结构来说，都接近一些固定的小说样式，比如说，《百日阳光》是一个主流的改革小说结构，《城市表情》是一个政治小说的结构。但范小青却能够区别于这些固定的小说样式，这显然与她自己特殊的视角有关。这一点也许在她接下来的长篇小说《女同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女同志》出版于2005年，这时候官场小说的写作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一些较成功的官场小说深入剖析官场文化，塑造了带有时代特征的官场人物。《女同志》是典型的官场小说，而且是一部以塑造人物为宗旨的官场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万丽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开始了官场生涯，从一名小职员做到一个城市的手握大权的区长。女性、权力，官场小说的文学想象基本上都是从这两点生发出来的。但范小青并没有按一般官场小说的想象方式去塑造人物，她着重的是万丽的女性情感和女性意识在官场上与政治体制和官场文化所构成的紧张关系。陈晓明认为，范小青是“巧妙地把权力纺织进万丽这样的女性成长的神话谱系中”，“写出了一部妇女同志的成长史是如何被嵌入权力与力比多博弈的结构中的”，陈晓明一方面充分肯定《女同志》“显示出现实主义小说叙事艺术的成功之处”，另一方面也指出小说“隐而不显的权力与性别的紧张关系，展示出宏大历史所具有的某方面的‘后革命’特征”。（以上引自陈晓明《后革命的博弈——〈女同志〉中的权力与力比多的辩证法》，《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我以为，陈晓明的分析正是强调了《女同志》的成功是与现实主义叙述和意义追求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的。
建构宏大叙事
范小青自九十年代以来切入到“新的现实”中的创作，与她八十年代的创作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八十年代的范小青为了摆脱当时宏大叙事的约束，尽量疏离政治，依重于苏州所给予的浓郁地域文化性。但九十年代的范小青却以鲜明的政治意识观察“新的现实”，并从正面直接进入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领域。我以为这实际上意味着范小青的现实主义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可以自由地探寻现实世界的意义，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体悟；因而政治这个曾是约束文学才华的樊篱在她面前就变成了观察世界特殊性的窗口。当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的写作达到这一步时，就会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宏大叙事，通过这种宏大叙事，能够更好地从意义层面去把握现实和历史。放在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的进程中看，重建宏大叙事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必然结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话语建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逐渐给市场化加温，经济几乎成为社会的主宰，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诱使文学朝着物质主义和欲望化的方向发展，这为现实主义与新时期文学宏大叙事的亲密关系的松动乃至瓦解创造了最合适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摆脱意义约束之后，便朝着形而下的方向沉沦。因此，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就像是一头在泥淖里痛快玩耍的猪。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现实主义作家反省到意义对于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希望现实主义能从泥淖里飞升，而意义就是飞升的翅膀。这就意味着有可能重建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
2007年出版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可以看作是范小青重建自己宏大叙事的有效尝试。她从“新的现实”信心十足地转身去追问历史。而且她追问的是文革这段让我们至今仍疑惑重重的历史，这也是决定新时期文学宏大叙事基本走向的一段历史。新中国以来的五十年历史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越来越多的小说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一段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在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就是服膺着新时期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展开。即使是后来现实主义游离于宏大叙事之外，但只要进入到这一段历史，似乎总会靠近新时期文学的宏大叙事。这大概也说明，在新的宏大叙事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实主义的作家们会不自觉地回到现有的宏大叙事上。但是，我在阅读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时，明显地感觉到了它与以往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版图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我是这样记录我的感受的：
“范小青的这部小说突然唤醒了我的某些历史记忆。我好生奇怪，为什么那么多的历史记忆会像千年的沉船一样深埋在海底。我说的是赤脚医生这个词以及由这个词所带来的种种历史场景。赤脚医生与‘五七’干校、知识青年等词汇属于同一个时代，都是‘文革’时代的关键词，在‘文革’那个讲究身份和出身的时代，一个这样的词就可能决定了你的人生悲喜。还可以想到一些文革的关键词，如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造反有理，等等。如果抽掉这些关键词，那么‘文革’作为历史的存在也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可以说，这些关键词都是我们进入到‘文革’历史的重要通道。但从文学的角度说，像赤脚医生、‘五七’干校（指谓下放干部）、知识青年这类区分人的社会属性的词也许更有意义，因为文学就是人学。
“以这三个词作比较，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差别。‘文革’结束后，‘五七’干校也好，知识青年也好，这两个词所表达的人和事均成为文学的聚焦点，共同构成了伤痕文学的主体，并延伸到当下。于是有关‘文革’的文学叙述就由‘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建立起了基本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里，赤脚医生消失了。历史建构的目的就是让一些东西消失，所以这并不成其为问题，在新的历史建构中，消失的并不仅仅是赤脚医生，这并不足为怪，在人们欣喜于新的历史建构中时，也不会对一些东西的消失而引起注意。然而范小青的这部小说提醒了我们，有一个曾经引领过时代潮流的赤脚医生，在新的历史建构中消失了。当我们注意到这种消失时，就会发现在消失的背后还包含着一个话语权的问题。随着‘文革’的结束，‘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迅速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讲者。也就是说，‘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之所以成为有关文革的文学叙述对象，是因为叙述者就是‘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本身。一个是‘重放的鲜花’的叙述者，一个是‘知青文学’的叙述者，他们共同构成了有关‘文革’（以及与‘文革’相链接的五六十年代历史和拨乱反正历史）的文学叙述。在这样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中，也就确立了‘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的话语权。直到今天，这个话语权仍牢牢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这就带来一个事实：对于‘文革’的叙述，仿佛采用‘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的视角，以他们的思维作为出发点，才能抓住历史的本质，才具有合法性。在确立了‘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的话语权之后，对于‘文革’的叙述也就基本上沿着受难的主题扩展。”
于是我就意识到应该将范小青的这部小说放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进程中来考察，才能显出它的突破性意义来。
赤脚医生尽管带有深刻的政治烙印，但赤脚医生这一“文革”出现的“新生事物”与农村、与亿万农民建立起的密切关系也是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来解释得清楚的。历史的吊诡性在这里得到充分的显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神秘性、非理性，任何一种理性的历史判断都是在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行简化处理。赤脚医生来自于“文革”期间在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以生产大队为单位，从集体收入中扣留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到合作医疗站来看病就不用交钱了。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医务人员也从本地产生，他们跟普通社员一样记工分。这样，国家在没有大量经济投入的情况下解决了农村数亿人的看病问题。农民把合作医疗站的医务人员称之为“赤脚医生”，据记载，当时全国的赤脚医生有上百万。赤脚医生在当时成为证明“文革”胜利的重要依据，赤脚医生这个词语被高度政治化，但赤脚医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社会的话语权，他们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文革”结束后并没有立即取消，赤脚医生继续发挥着作用，但他们此时已经被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活埋了。范小青在《赤脚医生万泉和》里重新复活赤脚医生，但她不是将赤脚医生放到拨乱反正的历史叙述系统里去恢复，因此她有意将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超现实、正常与非正常并置在她所述的历史对象“赤脚医生”里，在历史的错谬中去展示人物和人心。赤脚医生本身就包含着错谬。一直当赤脚医生的万泉和也发现了这种错谬：“因为医生是最讲究卫生的，干什么都要消毒，医生怎么可能赤着脚，多脏。”而万泉和本人就是一种错谬。他七岁得了一场脑膜炎，他的思维从此出了问题，分明是个弱智者，却堂而皇之地做起了赤脚医生。万小三子则像是一个先知先觉的精灵，他小小年纪就能操纵着大人们的选举，略施小计，就让万泉和成为了赤脚医生。但范小青不仅写出历史的种种错谬，更重要的是，她还要写出种种错谬是如何获得现实的合理性的。弱智的万泉和能给农民治病，是因为他有一个医术高明的父亲万人寿指点，万人寿虽然被踢成了植物人，但可以躺在床上为儿子眨眼睛。错谬与合理，就像是环环相扣的链条一样，演绎成历史。这样的历史叙事首先否决了精英化的历史叙事。精英们将历史纳入到拨乱反正的框架内。但在范小青的历史叙事里，正与反是环环相扣的，又怎能随意拨动。范小青的历史叙事也不是曾经流行的颠覆历史，而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
回过头再说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现实主义基本上仍是这三十年的文学主潮。但现实主义经历了一场自我解放的过程，在这之前，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于是现实主义叙述受到偏执意义的严重束缚。新时期文学从拨乱反正开始，拨乱反正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意义偏执的状况，但它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现实主义经历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重建意义的螺旋往复的过程。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大转型带来中国当代“新的现实”，则是重建意义的必要条件。范小青的写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三十年来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状况，她能够及时抓住“新的现实”，因此使自己的创作进入到一个重建意义的新的境界，这就是建构起自己的宏大叙事。处在这样一种境界，范小青未来的文学写作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