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旱季，大量的军队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到老区，军队从百里之外挖通长江引来水源，几千台大功率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工作。那一年，老区的庄稼终于获得了大丰收。后来县里的一位宣传干部背地里对我说，抗灾用去的款项，是粮食收获的几十倍。我为他不懂得怎样去算老区这笔账而遗憾。我只是委婉地对他说，老区已经学会了怎样对付他们的困境，他们甚至在省城和京城建起了相当气派的办事处来应付这一切，这难道不能算是一种进步？
父亲给了他的侄孙一笔钱，让他回家去喂鸭子。父亲详细地算了一笔账。按照父亲的算法，这笔钱加上侄孙两年的汗水，足可以使侄孙一家过上宽裕的日子。但是父亲的侄孙没过多久又写信来讨救济。信上说鸭子倒是喂了，也长得很活泼，特别是它们嬉水的时候，那个样子真是可爱极了。但是鸭子们没有一直活泼下去，也没有一直可爱下去，它们在池塘里嬉水的时候全都被人药死了。侄孙说他打算喂种猪，他不会被灾难所吓倒。侄孙解释说种猪是圈着喂的，不像鸭子，需要在公共场所活动，不会被药死。父亲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父亲特别感动的是侄孙不被灾难吓倒的决心。于是父亲又给他的侄孙寄去了一笔钱。父亲在随后寄去的信中叮嘱侄孙多去管理区向技术员讨教，学习科学养猪的方法。父亲守着晨露把那封厚厚实实的信交给了邮递员。实际上这不是父亲写给他侄孙的最后一封信，在那以后他还写过好几封信，信的内容都有所变化。他的那个不成气候的侄孙不断地写信来，诉苦说种猪得了瘟疾，打算盘豆腐房，又写信说豆腐卖不出去，准备改办榨房，接下去是榨房收进了一大批霉料，全亏进去了，想想还是不如开小卖店稳妥，父亲侄孙的理由是，就算小卖店一样东西也卖不出去，东西还是自己的，吃用不到别人头上去。
父亲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遥控他的侄孙或者别的有求于他的亲戚摆脱贫困。父亲在这方面有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不管怎样的困难都无法动摇他。我十分佩服我的那些亲戚们，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善于写信，他们在信上写一些人和事的名字，问父亲还记不记得这些人和事？他们在信上潦草而又言简意赅地写道：“三爹（或三爷），此信无它，只是家中困难，”然后他们就“敬祝三爹（或者三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他们源源不断地写来那些贴着八分钱脏兮兮邮票的信，用它们来瞄准我的父亲。老实说，它们的成功率通常都比较高，基本上都命中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在父亲赋闲之后企图慢慢控制他的经济支出，她对那些“此信无它”的乡下来信充满了厌倦，但是母亲无论怎样做，都不能使父亲屈服。父亲对母亲说：“别的钱你可以拿走，但是我的残废金你得给我留下。”这个要求不管用怎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合理的。于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的残废金就月月不断地汇往了家乡，变成了被药死的鸭子瘟死的猪卖不出去的豆腐或者别的什么。
父亲当然并不仅仅满足于遥控，他有的时候还会亲自出马，去为家乡弄些电线柴油之类的东西。父亲在这种时候通常总能表现出他的果断和机智，他想向人们证明，作为一名军人，他并不曾衰老，他仍然具有所向披靡的战斗力。
有一次，父亲带我回家乡。一进县城，父亲就让车子驶进农机厂。父亲和一脸麻子的厂长十分熟稔。父亲一下车就对麻厂长说，麻子，你又偷懒了吧，怎么最近在报纸电台上见不到你的消息了？麻厂长委屈地说，我怎么会偷懒，我累得十盆血都吐掉了七盆，我恨不得累死。父亲漫不经心地说，你没偷懒，你就拿成绩给我看。麻厂长急得一脸通红，说，我当然有成绩，我当然拿给你看，你以为我拿不出来？麻厂长说着就带我们走进大门落锁的仓库，领我们看一辆辆崭新的手扶拖拉机。麻厂长得意地说，怎么样，这算不算成绩？省报刚发了文章表扬我，满世界都知道了，怎么就你不知道？父亲点点头，慢腾腾说，谁说我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我才来找你麻子。麻厂长明白上当了，说，三爹你饶我，这些都是要交任务的。父亲说，我是想饶你，可我们村不饶你。我们村只要三台，多一台不要。麻厂长说，三爹我都是有计划的，我要完不成计划，县里要罢我的官。父亲硬心肠说，我不管你的计划，我不管你罢不罢官，我只认你这个财主。你是财主，我就打你的土豪分你的田地，不打你打谁去？麻厂长哈哈笑道，三爹真有你的，三爹我就答应了，就给你三台，不过现在不行，得等一段时间。父亲也哈哈笑，说，行，等多久都行，我就在你家住下了，什么时候给我拖拉机，我什么时候走人。我也好侍候，每顿四个凉盘四个热菜，外加半斤五粮液，麻子这不难为你吧？
我们并没有住在麻厂长家，我们当天就拿到了三台拖拉机。
父亲在赋闲之后自己喂鸭子当然不是出于摆脱贫困的考虑。父亲种地也好，喂鸭子也好，所收所获很少进入我们家的菜盘子。父亲总是把蔬菜和鸭蛋一担担地送到邻近的幼儿园，让孩子和老师们改善生活。有时候，有素不相识的人从菜地边路过，父亲也会拉住人家，热情地不由分说地将人家的篮子或衣兜装满，他做着这一切，像个得了便宜的孩子似的。我后来一直认为，父亲把花园变成农庄，是一种新的生存表现。父亲他不愿意受冷落，不愿意人们忘记他。他一直生活在一种被抛弃的痛苦和恐怖之中。
鸭子在那一年突然受到了瘟疫的威胁。瘟疫是一只有着麻色斑点的漂亮母鸭最先兆示出来的。它先是老打瞌睡，然后在每天清晨独自躲在鸭圈中拒不外出。所有的鸭子一改往日快乐地嬉戏和闲游习性，全都待在圈里，守着它们的美人儿。它们窝在一块儿闷闷不乐，眼眶里充满泪水。母亲说这是鸭瘟。母亲说得赶快把鸭子们全都杀了。父亲便开始磨刀。
在院子里的水磨石阶梯下，父亲将磨得锋快的菜刀往地上一丢，便吩咐我和弟弟捉鸭子。父亲杀鸭子的方式是我从不曾见过的。父亲杀鸭子的方法极其简单，每只鸭子，他只用一刀。我和弟弟满鸭圈扑腾去捉鸭子，然后交给父亲。父亲接过鸭子，用力掼在水磨地上，一脚踏住鸭头，手起刀落，将鸭头剁下。鸭子惨遭不虞，美丽的鸭头被踢到一边，水汪汪的眼睛说什么也不肯闭上，无头的丰腴的身子却艰难地撑起来，摇摇晃晃茫无目标地向花草丛中扑去，那真是一个令人震慑的场面。几十只生机盎然的鸭子在几分钟之内全部身首两异，鸭头像一枚枚奇怪的果实滚了一地，全都睁大着眼睛，没有了头颅的鸭子一只只醉汉似的在盛开着百合花和满天星的花草中走动，似乎在寻觅着什么。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腥甜味，水磨石地上，落英缤纷似的洒满了桃红色的鸭血，只是风吹来时它们一动不动，让人知道它们不真是桃花瓣。
父亲杀掉最后一只鸭子，立起高大魁梧的身子，手里提着滴着鸭血的菜刀，刀刃卷如锯齿。父亲站在那里，刚毅的脸膛泛着冷冷的红铜色，清瑟如水的秋风从花园深处吹来，在父亲的脸上击打出一阵阵的金属撞击声，也发出自己被撞疼了的呻唤声。我和弟弟站在一旁，被那种肃杀的气氛惊慑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父亲一生杀过多少人，这显然是个秘密，父亲从来不曾提起。在我们这些后辈人面前，他绝少提及他的戎马岁月。我们喜欢看的战争影片、战争图书，喜欢玩且收藏的根据战争演绎出来的玩具武器，他都视而不见，似乎他对战争，对搏击厮杀性命予夺十分地茫然和淡泊。
只有一次，父亲提到过杀人这个话题，那是因为我小姑姑的儿子。我的这位表弟非常聪明，高中毕业之后到管理处当了一名文书，以后又做了乡里的办公室主任。如果不是因为受贿罪锒铛入狱的话，他也许还能往上升。父亲极喜欢我的这位表弟，当他知道表弟被判了三年徒刑之后痛苦得彻夜难眠。父亲那一次有些显得失态地说：“我们邓家杀人太多，这是报应！”
父亲肯定在他的后半生中长久地困惑于年轻时的杀伐经历。他闭口不提那些由飞溅的鲜血和被剥夺了生命权利的尸体组成的往事，一定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战争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以有效的杀伤生命为手段的初级阶段，但是早已从战场上退役下来的父亲，却在极力回避杀人这个战争无法回避的话题，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的困惑，直到很多年以后，从我大舅的一篇回忆录里找到了答案。大舅的那篇回忆录收在黑龙江省党史办编辑的一套丛书中。大舅回忆了他从苏联回国后参加的一场战斗。大舅在他的那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45年6月，我随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坦克部队从蒙古进入东北，我当时担任一支骑兵部队的上尉联络官。东北解放后，我即转入东北抗日联军合江军区，任骑兵大队大队长，首次战役，就是围剿土匪李西江。李西江是谢文冬、李华堂、张黑子、孙荣久四大匪首剿灭后残存在东北的最大一股土匪，有一千四百多人。这股土匪在合江省嚣狂了两年多，虽经多次围剿，成效均不大。特别是在谢文冬、李华堂、张黑子、孙荣久四大匪首被剿灭之后，剩余的骨干都归顺了李西江，使这股土匪的实力得到了加强。土匪们熟悉地形和民情，每人备有两匹马，当我们的骑兵眼看要追上他们时，他们就跳上另外一匹精力饱满的备马，眨眼将追兵丢得老远。如果用大兵团进剿，他们就钻进深山老林，在老林子里他们就像在自家炕头上一样自在，和围剿的部队躲迷藏，在大部队的身后打冷枪。这些土匪都是一些枪法极狠的家伙，个个身怀百步穿杨的本事，他们开枪并不把人打死，而是打腿，伤一个战士，得用四个战士去抬，另外还得有两个战士负责掩护，这种消耗的杀伤战十分有效，能使大部队很快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军区首长对此十分恼火，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股土匪。这个任务交给了军区警卫团和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来完成，我们骑兵大队则负责配合完成这次剿匪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