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一辈子杀人无数。
在具有远距离杀伤能力的火器替代了刀矛弓箭的捉对厮杀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之后，父亲说不清自己到底杀死过多少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父亲从来不对我们提起有关战争的事，虽然这个话题对我们做孩子的十分具有诱惑，但他从来不说。在重庆的那座彭姓买办留下的花园式林园里，我的一个小伙伴总是向我炫耀他的父亲。他得意扬扬地说：“我爸杀过人”。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被阳光照耀着，灿烂夺目，是那种标准的骄傲的样子。从小学到中学，这份不曾拥有的荣誉一直刻骨铭心地纠缠着我，使我在许多梦中游弋在尸骨成堆血流成河的战场上，灵魂不得安宁。直到日后我长大成人，从另外的渠道知道了父亲保守那个秘密的原因，我才原谅了父亲。
父亲在成为一名职业军人的时候肯定知道自己这一生会杀人的，这毫无疑问。但是父亲绝对没有想到，他渴望要杀掉的第一个人却是他自己的同志。
父亲想要杀掉的那个人是手枪队副队长，云南人，名字叫向高。向高在朱培元手下当过连长，性格乖张暴烈，对手下的兵轻则训骂，重则拳打脚踢，手枪队的兵几乎全被他收拾过。我的父亲在向高手下当兵实在是倒了大霉，从河南到通南巴行军途中，父亲至少挨过向高三次揍。有一次父亲牵着的一匹骡子掉进峡谷里了，向高把父亲吊在树上用擦枪条猛抽，抽得父亲皮开肉绽，好几天屁股不敢沾马鞍。父亲那天就暗下发誓，说什么也要杀掉向高。
杀掉向高最好的方式就是打黑枪。
战斗发生的时候，战场上一片混乱。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地带和骑兵厮杀是最令人心怵的，那些圆臀细腿的骏马驮着它们剽悍的主人风驰电掣地朝着草地上洒豆儿似散开的步兵扑去，而那些步兵真是可怜之极，他们经过了路途漫长的逃亡和被围剿，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提心吊胆。在没有遭受袭击的时候，他们像断断续续被风吹皱的一条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移动，谁也不说话，从日头出来一直移动到月儿升起，除了荒凉的风吹动茅草的声音，头顶飞过的雁阵偶尔抛落的鸣叫声和千万双脚杂乱踢踏起泥水的声音，这支队伍移动得毫无生气。马队一来，队伍立刻炸了，在经过短促的抵抗之后，便抛下辎重毫无目标地四下逃命。在一览无余毫无屏障的草原上，无论他们是勇敢地迎着马队冲上去还是撒丫子逃开都丝毫没有意义，因为凭着四条疾速的马腿，那些在草原上长大的勇猛的武装土著会轻而易举地抵近他们，用得心应手的柳叶刀从正面或者背后劈倒他们，让他们这些异乡人的鲜血浇灌无人照料的野花野草。
父亲在最初的惊慌过去之后变得兴奋起来。父亲意识到，他杀掉向高的机会来到了。父亲下意识地逃出几步之后站住了，他紧握着他那支奥地利生产的五连珠马枪，根本不管他那几个部下，而是回过头去，在四下溃散的人群中寻找他的目标，寻找向高。枪声在草原上空此起彼落，刀光血影交织成一幅杂乱的画面，不时有人被击中或是被砍倒，发出瘆人的惨叫声，一些失去了骑手的马在人群中四下乱窜，将人撞倒在地再踏成肉泥。父亲躲避着那些马。他的运气不好，在毫无秩序的战场上，他根本无法找到他的仇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向高在什么地方。要做到这一切，父亲必须花很大的工夫。战场上，尤其是短兵相接的白刃之地，敏捷的反应是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最好武器。要做到敏捷，你的思维中只能保留两个概念，敌人或友人。而父亲在这一点上恰恰不是这样，他的思维十分混乱——自己人——敌人——仇人——向高，这种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意识妨碍了他，使他在一片混乱之中跌跌撞撞，完全弄不清方向。实际上，直到他被一柄染足了大草原黄昏时娇艳的晚霞的柳叶刀劈倒时，他也没能找到他的仇人向高。
那匹雪青马朝这边奔来。马背上瘦骨嶙峋的青脸汉子受到了父亲高大个子的刺激。青脸汉子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场血腥的追逐中，居然还有一位个头高高的少年敌人会迎着马队奔跑，这实在是有些与众不同。青脸汉子受不了这个，他放弃了原先追杀的目标，一提马嚼口，转身朝父亲扑去。那匹英俊的雪青马久经沙场，训练有素，它在迅速追上父亲之后并没有用四只有力的铁蹄踏倒他，而是灵巧地往斜里一晃，把杀戮的快乐留给了它的主人。杀伐的整个过程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是事情不知在哪个节骨眼上出了点差错，总之，事件的结果并不像推理那么令人满意。按照草原骑手的追杀方式，杀手本应该在超越猎物的那一瞬间回手一刀，从猎物的前颈下手，割掉猎物的头颅。这样干有如下两个好处，第一是能够在结果对手性命的同时看清对手的相貌，做一个明白的胜利者；第二是证明这是一次面对面正大光明的厮杀，以证明追杀者的节气。可是这位青脸汉子在最后的时刻突然有点惊慌失措了。他被父亲的那种不顾一切在人群中寻找的盲目和自我弄得有些慌了神。他的长长的柳叶刀提前地举了起来，劈了出去，锋如纸薄的刀刃不是劈在对手的脖颈上，而是砍在了对手的后背上。
父亲跌倒下去，跌得很重，身上的干粮袋和一块臭烘烘的羊毛毡子被刀砍成两节，散落到地上。血从父亲背上笔直地迸溅而出，因为有羊毛背心的阻止，血在极大的冲力下被粉碎成无数的血雾，肮脏的蜷曲的羊毛立刻被血水染成了粉红色，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暖意。那一刀造成的伤口至少有两尺长，从父亲的肩头一直延伸到臀部。父亲倒下去的时候，被刀砍开的军装在他身后像两面壮烈的旗帜飘扬开来，跌落在草地上。
青脸汉子在冲出几丈远之后勒住了雪青马的缰口。他回过头来看着倒下去的那个无畏的少年。青脸汉子迟疑一下，同时略显惭愧地咧了咧厚厚的嘴唇。青脸汉子知道自己这次干得并不光明，甚至有些丢脸了。但是仍在草地上挣扎着爬动的父亲使他保持住了最初的热情。青脸汉子回过头来看了看，四下里没有谁注意到他刚才不光彩的行为，大家都在忙着，各有目标。青脸汉子低声地骂了一声，策过马头，轻轻一搁马肚子，重新朝父亲冲来。青脸汉子根本不知道，一个名叫向高的敌人此刻正在朝着这边奔来，并且在奔跑之中举起了他的手枪。青脸汉子在重新接近父亲的时候感到自己的坐骑出了什么问题。云南人向高的枪法极准，头一枪就射中了雪青马的头，将马儿漂亮的头颅击得粉碎。雪青马在继续跑出几步后猝然倒下，将主人重重地摔在草地上。没等青脸汉子爬起来，向高的第二枪就射进了他的胸膛。
父亲背上的伤口好得很快。从马唐到康克喇嘛寺的第五站，父亲已经强撑着从马背上爬下来，硬着一双腿摇摇晃晃地跟在部队后面行走了。十几岁的父亲生命力十分旺盛，轻易是不会死去的。但是父亲心里肯定还是有了一道别人无从知道的伤口，它在那里很长时间都无法愈合。向高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他一开始会躲在什么地方？他怎么会那么巧地在最后一刻出现，救了想杀死他的父亲？向高在枪声稀落的草原上把父亲从尸首堆中背了下来，父亲那时一直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当他稍微清醒一点之后，他甚至企图去夺向高手中的枪，被向高一巴掌打倒在地。向高救了父亲，也救了他自己，这件事情过去之后，父亲心里一定为着再也不能杀死向高而终身遗憾了。
父亲被解除军职之后，开始大量地开荒种地。
我们住的那座彭家花园很大，但地都不曾荒芜，全都种满了花草果木。父亲走向花园，他把那些美丽的花草都挖掉了，将带着根茎的泥土深深地翻过来，改种粮食，还有白菜萝卜。父亲整天都在地里忙碌着，固执地把花园改变成农庄的样子。他并不关心那些粮食和蔬菜生长在这样的花园里合不合适，生长出来派什么用场。粮食的生长和成熟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一个过程，他要的只是自己永不终结的行动。有时候我觉得父亲不可思议，他是个行为的强者，却从来不善于思维。
那些粮食和蔬菜生长出来的时候，如果下过一场透雨，样子是非常好看的，在大城市里，居然生长着这么大一片绿色和黄色的庄稼，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少年的我和弟弟在放学回家之后，便在这片奇迹的天地里跑来跑去，追逐蝴蝶或者蜻蜓，追得满头大汗脸蛋通红。父亲远远地挑着一担肥料过来，父亲放下担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和弟弟在奇迹里奔跑，他的目光里常常有一种我们无法读懂的内容。
除了种地，父亲还喂鸭子。彭家花园有两个大池塘，池塘里有鱼，还有荷花。鸭子们成群结队地在荷花中游来游去，那真是一幅动人的田园风光图。父亲喂鸭子同样不考虑目的。他只是喂，只是要在风景美妙的花园里寻找一些事情来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可以喂牛或者是羊，把自己变成牛倌或者是羊倌。
当然，父亲并不是从来不考虑目的的。我的一个叔伯侄儿，我父亲的一个侄孙有一年进城来向父亲讨救济，父亲就有目的地建议过他喂鸭子。
老区过去很穷，因为穷，人们才无所顾忌地起来闹红，闹得天翻地覆乾坤颠倒，但是老区在换了一个朝代之后仍然很穷。老区人当然不会再起来闹红了，因为在新的朝廷里，上上下下有不少老区的子弟在做着官，他们不能造自己子弟的反。但是他们有别的办法，最常用的，就是进城（省城或者京城）找自己的子弟讨救济。老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成为国家的五保户，吃着国家粮库调拨的粮食，穿着国家军队支援的衣服，花着国家银行提供的钞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区应该算作“共产主义”的试验之地。
1977年我的家乡大旱，连续一百多天没下过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全被日头烤成了赤色。县里的父母官对省里拨下的救灾款数目不满意，便直接去京城找一位在军队掌握实权的将军。将军在他宽大的会客厅里请县里的父母官吃水蜜桃。将军关心地了解家乡的民情。将军听完县里父母官的汇报，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将军说，政府管不了军队管。将军当下就拨电话。将军哽咽着喉咙对着话筒说：老百姓活成这个样子，那是我们的罪过！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必须保住老区土地上的庄稼！县里的父母官听着这话，扑通一声就给将军跪下了。将军见状，丢下电话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将军热泪纵横地说，你们快起来，要跪该我跪，我给家乡父老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