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后方医院
随着当地抗日形势发展，“江抗”后方医院的规模也比原先大了许多。除院长林贤外，医院又增加了一名医务室主任和七八名男女医务人员，院方总人数已超过二十人。院方医务人员对当地群众非常热情，除了给部队伤员治疗，在医药极端困难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为广大贫苦农民治病。为了躲避敌人扫荡搜捕，后方医院不得不经常以船为家，在芦苇荡中穿行。
入冬以后，芦苇叶开始枯黄，水面也显得空旷，水上漂泊已无法隐蔽，并且到了晚上天气就已很冷了。后方医院根据情况需要，就开始把伤员安置在农民家中，农民群众也把伤病员当做亲人，他们帮助伤病员，从来不要任何报酬，家里有点好吃的东西，总要先送给伤病员吃，有时遇到敌情，他们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隐蔽、掩护伤病员，千方百计保护伤病员的安全。
“江抗”副司令员徐建方和日军伤员藤本，被安排进了同一家百姓屋里做手术。村里百姓听说捉了个鬼子伤兵，都好奇地聚拢来围观。负责运送伤员的担架队长指着日军伤员气喘地说：“……这个鬼子，死都不肯来，拖都拖不动，还要我们拿枪打死他，怎么办？我们就用绳子捆在门板上，硬抬来了！”
手术由林贤院长亲自主刀，他准备先给徐建方做手术，但徐建方却摆了摆手说：“先给这赤佬做，我的伤不重，不着急。”
林贤有点为难，说：“麻药已经不够用了，有一点麻药下午才能送到，还是先尽你用吧！”
徐建方却毫不在乎：“我伤在脚底板，皮厚，用不着麻药。”
林贤只好依从他，先给日军伤员藤本做手术。
谁知藤本态度非常顽固，他躺在草席上乱蹬着两条腿，死活不让医生们靠近，躺在另一张草席上，正等待做手术的徐建方见状大怒，他当即命令两个担架队员，强行将藤本的四肢牢牢摁住，然后由大夫进行手术。徐建方也不管藤本能不能听懂中国话，只管朝着他大声吼道：“你们日本鬼子无端侵略我们国家，在我们领土上烧杀抢掠干尽坏事，我恨不得将你们这些强盗统统杀光，现在我们新四军大仁大义对你们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算是让你捡了个便宜，还他娘的身在福中不知福，真是反动透顶！”
那藤本也许是被徐建方的威严给震慑住了，终于老实了下来，手术总算正常进行。半个小时后，藤本腿内的子弹头被取了出来。
轮到给徐建方做手术时，由于脚底外面看不出伤口处，林贤只得用刀切开脚底皮肉，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是一个弹片深深嵌入了里面，林贤只得拿来钳子夹住露出一点头的弹片 , 使劲力气往外夹，……伤脚上流了很多血，好在弹片终于被取了出来。
当天下午，又有一个绰号“小个子”的本地“江抗”战士，因为前几日参加作战左膝关节处负了重伤，因保守治疗效果不佳，最终只有截去下肢才能保住性命。林贤院长与医务人员反复做“小个子”的思想工作，“小个子”开始死不同意，说截肢后就成了废物，不如一死了之。林院长再三耐心地开导他说：“救死扶伤是我们医院的革命人道主义，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这样做的，今后你真残废了，党和组织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经过一天的动员，“小个子”才流着眼泪同意了，由于暂缺手术用的锯子，就借来当地木匠的锯子，磨掉铁锈，用酒精反复消毒，准备好后，由林贤院长亲自主刀，麻醉后，从膝盖上面切开，结扎好血管把腿骨锯下，然后清理消毒，缝合包扎好伤口。
手术完毕后，麻醉未醒的“小个子”被抬至藤本所在屋子里休息。过了两三个小时，“小个子”慢慢醒来，一摸一条小腿没了，登时嚎啕大哭起来，在经过几乎所有医务人员轮番好言劝慰，“小个子”的低落情绪才慢慢平复了下来。
“小个子”的悲伤情绪也感染了藤本，他不由自主摸了摸自己的伤腿，还好，不是做梦，没有被锯掉。
夜深了，因为刚做过手术不久，腿部还有点疼痛，因此藤本此时还没有睡着，突然间他想要小便，但一只腿又不能动，他只好无可奈何地用微小声音叫了几声试试，坐在门口值夜班的一个小战士因为白天过于疲劳，依靠在门上睡着了没有听见，但一个刚好路过的村民却听到了，他进门走到藤本身边，弄明白后马上拿来尿壶帮助藤本小便，藤本感激不尽地朝他连连点头……
一天下午，苏文与一个护士正在后方医院所在村子的隔壁小村子，也即后方医院“小分院”的户外晾晒衣裳，忽然房东老大娘急急忙忙跑来报信：“快跑！鬼子来了！”
两个护士惊得连忙跑进房间，将一个重伤员连人带被子搁到门板上抬了就走，刚走出大门，就被几个走在远处的日本兵发现了，鬼子兵立刻兴奋地哇哇乱叫，她们两人又赶紧往村后的方向抬，可是村后隔条小河，河上又没有桥，正仓促间，身后的鬼子已追上来了。鬼子兵一时搞不清这两个女人抬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没有打枪，只是一面追一面叫：“花姑娘的好来西，不要跑……”
两个护士抬着伤员累得头昏眼花大汗淋漓，脚下的步子眼看愈来愈不稳了，日本兵却越追越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河岸边芦苇丛后忽然传来“快！快！快上船”的呼叫声，原来是教战士们划船的徐大爷正巧驾船经过这里，他一见这两个女子就知是后方医院护士，所以就把船靠在岸边专门等候，她俩刚一上船，徐大爷就连撑几篙，只见小船七扭八拐飞快地驶进港汊，转眼就不见了，日本兵追到岸边只好无奈地顿脚大骂。
苏文脱险后立刻向院长林贤作了汇报，她还心有余悸说：“要不是伤员个头小体重轻，我们今天就真的要被敌人捉住了！”
院长林贤根据这一突发事件，判断敌人很有可能会察觉后方医院的隐蔽地点，他当机立断，立即组织后方医院全部转移。
后方医院转移到李市村两天后，这一天方静又送药品来了，林贤便带着方静去挨个看望伤员，并收洗伤员穿脏了的衣服。这时日俘藤本已能下地拄拐，林贤见藤本身上还穿着一个月前的旧日军军服，便劝他脱下来交给方静去洗，但藤本却紧绷着一张脸既不吭声也不回应，方静抱着一堆衣服耐心劝他说：“穿干净的衣服伤口不易感染，好的快，再说这附近村上老百姓都恨鬼子，你老穿这身鬼子军服会很危险的！”
但是藤本也不知是过于拘谨还是没听懂，依旧没反应，甚至还把脸扭向了别处，始终不肯脱衣服。
方静生气地说：“死顽固！”
林贤只得说：“没有办法，就由着他吧。”
第二天清晨，院长林贤早早的就起床来到村口锻炼身体，当他锻炼了一会，正要返回病房检查伤员们的身体状况，突然间听到村口不远处竟好像传来了鬼子汽艇开动时的马达声，他立刻觉察到情况不妙，急忙快步跑回村里，朝着还在睡梦中的同志们大声呼喊：“鬼子来了，快抓紧转移……”
“江抗”副司令员徐建方伤势刚刚痊愈，今天正要返回部队，此时还在睡梦中的他一听到呼喊声，立即翻身从床上跃起冲出门外，有两个“江抗”轻伤员手拿起武器就想冲到村路口抵抗，徐建方忙一把抓住他俩说：“不要开枪，快将重伤员送走！”
这时院长林贤已迅速组织部分医务人员及一部分伤员，登上了村后芦苇荡中的一条小船，徐建方也和一个战士背着两个重伤员，一路急跑气喘吁吁地赶到船边，几个人合力将伤员们都弄上小船，此时小船上已挤满了人员，林贤院长见徐建方还没有上船，便赶紧招呼他：“快上！”
谁知徐建方竟用尽全力，将小船狠狠地向着芦苇荡深处一推，说：“快走，不要管我！”
林贤还想叫他时，船已离开河岸两三丈远了。
徐建方一口气飞步跑回村子，他正要将一间草屋中的一个重伤员背出屋外时，这时整个村子已经被日本兵包围了。
日本鬼子很快就冲进村里，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一部分来不及撤退的医院工作人员和部分伤员，在村里百姓的积极掩护下，或者躲进草垛里，或者躲到地窖里，纷纷找地方隐蔽下来。
有两个鬼子闯进一户村民家中，看着床上蒙着好几层厚厚被子的新四军伤员，他们恶狠狠地问一旁的妇女：“他的，什么人？”
妇女沉着地打着手势回答说：“这是我男人，得了传染病，一个多月都不能起床，我们的饭都是分开吃的。”
两鬼子一听会传染人，吓得赶紧朝外跑。
日军很快就把村上所有百姓，以及来不及躲藏的伤员及部分医务人员，统统驱赶到了村口的一块打谷场上。身着百姓衣裳的“江抗”副司令员徐建方和昨夜留宿村中的方静也在其中。
这次带队的日军头目是驻常熟日军最高军事长官步兵大队长野田少佐，他三十三四岁左右年纪，瘦瘦的脸颊，戴着白手套，脖上挂着望远镜，腰挎战刀，一副板板正正的职业军人模样。野田稍微懂点汉语，他在翻译官刘忠陪同下来到现场。
刘忠首先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对人群发言：“乡亲们，等一会太君问到你们时，你们要如实回答，太君是讲道理的，是不会连累无辜的。”
野田脸上也露出和蔼的样子，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大家的不要怕，我的，中国人的学生，徐福的后人，大大的好人！”
野田少佐突然惊奇地发现，最后一批被驱赶出来的人群中间，竟然还裹挟着一名拄着拐杖的日军士兵，他立刻用手朝藤本指了一指，刘忠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赶忙跑过去，从人群中一把就将日军藤本揪了出来：“报告太君，这个家伙竟敢假冒大日本皇军，真是胆大包天罪该万死！”
野田瞪着双眼用日语与藤本简单对了几句话，发现他竟然真的是日本士兵。野田顿时大为高兴，他当即命令藤本，将混在百姓中的新四军“江抗”人员全部指认出来。
打谷场上的老百姓以及“江抗”人员立时都紧张起来，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被俘的日军伤员此时此刻，竟会成为一枚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
此时的藤本，脸上双眉紧蹙面无表情，只静静地注视着对面一排排黑压压的人群，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野田见徐建方身材高大，留着平头，两眼炯炯有神，马上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喝令徐建方自己亲口报出自己的姓名身份，徐建方知道自己不会说常熟当地方言，只要张口必然会暴露自己，便装作听不懂似的指了指自己的嘴，然后摇了摇头。野田指着徐建方用日语询问藤本：“这个人是不是新四军？”
藤本认真地注视了徐建方片刻，竟然肯定地摇了摇头，说：“不是，他是个哑巴。”人群中一直悬着的心，一下子总算放下来了。
野田又指着被截去下肢拄着拐杖，没来得及转移的“小个子”，问他是不是新四军？藤本表情严肃地回答：“这个村民前些日子因为腿上长了疮瘤，受了感染才截肢的。”
野田见方静穿着打扮及气质与村里的普通村姑有明显不同，对她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野田又指着方静问藤本，藤本也摇了摇头。
翻译官刘忠见野田对方静有点怀疑，便走到方静身边问她：“你是哪里人？父母是干什么的？到这里来做什么？”
方静沉着地回答：“父亲是白渡镇上一个小地主，到这里来是专程看望姑母的。”
昨晚留方静住宿的一个中年农妇，也勇敢的站出身来亲口证明方静就是她的“亲侄女”。刘忠将话翻译给了野田，野田见盘问不出什么破绽，但仍然不甘心地下命令：“先将这个可疑女子押回去 , 待弄清了身份再说。”
野田又依靠刘忠翻译向着全村人训话：“现在整个常熟县的良民都在争当全省模范县，你们李市村已经大大落后了，皇军希望你们个个都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良民，如果下次皇军再发现你们窝藏新四军伤员，皇军就会把你们的家人统统杀光，房屋统统烧光！”
最后野田见再也问不出什么结果，便命令鬼子兵将六个身穿新四军军服的“江抗”伤员与方静一起，都押上铁壳子汽艇，然后悻悻地回城去了。
日军走后，此时的阳光已高高地悬挂在了头顶，混在百姓中的七八名身着便服的“江抗”伤员及医务人员一时间都百感交集，他们禁不住相互拥抱痛哭流涕，彼此即庆幸劫后余生，又痛感被俘战友们的不幸。
徐建方感慨地对大家说道：“如果不是日本兵藤本顶住压力保护大家，我们今天就要面临危险了！……藤本的表现，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不得人心的！”
唐市镇某村，新四军“常抗”队伍刚刚转移营地到此，战士们在老百姓家将武器行装整理安顿完毕后，就开始在各自房东家里挑水劈柴打扫卫生。“常抗”参谋长赵英带了几个警卫战士，独自住进了村中心位置的一户人家。赵英的警卫员看见房东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年人，便张口叫一声：“老头，你家的扫帚在哪里？拿给我们使使。”
房东见这战士这么不礼貌。顿时气得理也不理就转身进了自己屋子。赵英这会子正疲劳的要犯困呢，见几个战士找了笤帚要清扫院子，便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大中午的，不要扫了，到处乌烟瘴气，影响休息。”
几个战士一听，立马放下手里的笤帚，都回屋睡觉去了。赵英也进了自己屋子朝席上一滚，蒙上被子呼呼大睡起来。房东过了一会走出屋外一看，咦！各家各户都有战士帮老百姓干活，唯独他家的几个大兵都在屋里躺着睡大觉，顿时气得两眼翻白，但也没法，只好忍了。
这时时间正是午后，房东家的一只母鸡在鸡窝里下了一只蛋后，突然跳出鸡窝开始在院里叫个不停，赵英睡得正香时，一下就被吵醒了，他气得立马跑出屋子，拿起门边一个扫帚，照着母鸡就狠狠地砸了过去，这一下母鸡可就叫得更欢了。这一幕刚好被房东老大爷看在眼里，气得他当即跳出屋来大呼小叫：“哎哟哟，要老命了……又打又砸的，你们那像个新四军呀！”
赵英被气得脖子上青筋暴跳，他圆瞪着一双大眼，用手直指着房东鼻子尖大骂：“你不要以为是新四军就好欺负，就不敢收拾你，如果老子是鬼子，是土匪，你他娘的还敢这样咋呼么！”
谁知房东也是个暴脾气，他毫不示弱地一把打开赵英的手指，嘴里高喊道：“新四军打人了！新四军打人了……”
赵英立时气得失去了理智，他一巴掌就将房东打了个趔趄。这时，任惠生和钱浩强以及很多战士都已闻迅奔了过来。钱浩强连忙呼叫道：“住手！”说话时，众人都已赶到了面前。钱浩强仔细一看，趴在地上的老大爷整个半张脸都被打红了，他顿时气得当场呵斥：“赵英！你犯的什么浑！怎么能忘了部队纪律，这样对待父老乡亲！”
这时赵英正气在火头上，一听此言勃然大怒，他对着钱浩强就一声大吼：“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任惠生最了解赵英脾气，知道此时对他越严厉就越容易将事搞僵，他赶紧命人将赵英强行架离现场。钱浩强被赵英当着众人面猛戗了一下，顿时气得脸都青了。任惠生一番好言好语向老大爷赔礼道歉，又派人送了一些米粮给老大爷家，方才将此事平息。
事后向赵英的警卫战士了解事情经过 , 知道了赵英虽有错误，但老大爷说话难听也有一定责任，钱浩强弄清了事情原委，也有点后悔自己对赵英说话太过严厉了。任惠生私下里严厉批评赵英不该不遵守群众纪律，更不该对钱主任粗暴顶撞。赵英冷静下来后，也是十分后悔，他为难地问任惠生：“怎么办？错误已经犯了，要不，我向钱主任负荆请罪吧！”
任惠生说：“负荆请罪倒不必，但检查一定要写，而且还要在明天的全体军人大会上念。”
“行！只要不向那老头做检查，叫我给谁做检查都行！”赵英爽快地说道。
刚解决了赵英的问题，这时后方医院忽然送来一封打有三个小黑点的加急信，任惠生拆开一看，原来是方静与其他六名新四军伤员在后方医院临时驻地被日伪军抓走了。任惠生得知后心情很是焦急，他忙与钱浩强商量，钱浩强说：“六个伤员落入敌手只怕凶多吉少，组织上一定会想办法全力营救。而方静的情况则要好一点，因为敌人并没有抓到她什么把柄，若要救方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交赎金的方式，由家属出面将她保释出来，而且还要越快越好！”
任惠生点点头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钱浩强转身进屋就从保险箱里拿出了一千多元钱，他将钱袋拿给任惠生说：“要救方静没有钱是不行的，这点钱你先拿去用，如果不够我们再想办法。”
任惠生有些为难地说：“怎么好动用同志们的生活经费……”
钱浩强毫不迟疑地将钱袋一把塞到任惠生手里，说：“方静是因为我们而被捕的，我们这是公款公用，现在一切以救人要紧！”
任惠生见他态度坚决，便不再犹豫，将钱袋放在心窝处藏好，然后带上一个警卫员换了便衣，乘上一只小船，向着白渡镇方向快速驶去。
任惠生紧赶慢赶一个多小时后，就赶到了白渡镇方静家，方静家的老管家阿富告诉任惠生：“我家老爷见小姐从昨夜到今天一直都没回来，他很不放心，一吃过中饭就带了下人阿明出去寻找了，也不知啥时才能回来。”
任惠生立时皱了眉头着急道：“怎么会这么不巧！”
他抬头看看日头已不早了，便对老管家说：“我找方老伯就是为了方小姐的事情，麻烦您老快点想办法找方老伯回来，我有急事告诉他！”
老管家此时已察觉出事情有些蹊跷，他不敢怠慢，赶紧吩咐家里的几个帮工都出镇寻找。任惠生知道这时即使着急也没有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原地耐心的等待。
天已经很晚时候，方伯远终于回来了。此时任惠生已经站在方家大门前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两人刚一照面，任惠生就顾不得客气，赶紧将方静被日本人抓走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方伯远一听这个消息，彷如突遭雷击一般，马上着急地拍胸顿足起来：“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阿富，快点收拾东西，现在就去常熟城！”
任惠生急忙劝阻说：“方伯父，您千万不能急坏了身子，现在常熟城早已关闭了城门，就是赶到也进不去，而且夜晚也不安全，不如明天早一点动身……”
说着话任惠生就从衣襟里掏出钱袋拿给方伯远：“方伯父，这是我们拿给您老专给方静交保释的钱，如果不够，我们再……”
方伯远此时已然焦躁不堪，他一把推开递过来的钱袋，嘴中一连声地抱怨说：“……我自家的祸事我自家解决，不用你们新四军插手，你们能不能不招惹我家，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老头子！”
说罢，方伯远立刻抬腿进门并道一声“送客！”让管家阿富将大门关了，将任惠生与他的警卫员挡在了门外。
任惠生到了此刻也没有办法 , 只得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方伯远卧在自己床上紧张的半宿都没睡好，天还没亮就冒着严寒爬了起来，准备好了赎金和自家的户籍证，带上仆人阿明并一个帮工，坐上一辆独轮车就出发了。
三人行至张泾河渡口，又雇了小船继续行驶，一个小时后船到河口，三人下了小船，方伯远坐上独轮车继续前进，此时天色已然微明，而常熟县城已经遥遥在望了。
到达常熟城南大门时，守门的哨兵才刚刚将城门打开。方伯远进了县城经过一番仔细打听，很快就从一个老相识的官员那里，打听到了日军翻译官刘忠家地址。
刘忠家居住在距离日军警备队不远处的一个临街小巷里，此时刘忠才刚刚起床，家中的佣人向他报告说：“有一个老先生说是你的旧日相识，现正等在门外说要见你。”
刘忠心说有什么老相识家里的佣人竟会不认识？他吩咐佣人：“去，只许放他一个人进来，要注意门口安全！”
佣人将方伯远带进堂屋，刘忠一眼就认来了，他赶紧上前十分亲热地握住方伯远的手说：“哎呀呀，真是稀客，难得方老大驾光临，您方镇长可是咱常熟士绅中有名的老前辈呀！”
方伯远连忙纠正他说：“别别，你可不要给我戴高帽，老朽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早就不当什么劳什子镇长了。”
刘忠好奇地问 :“您老这么早就登我的门 , 难道有什么急事？”
方伯远顾不得跟他再客套，开门见山地说：“老朽登门是为了我女儿方静的事，听说她昨天在李市村走亲戚时，被你们的人给误抓来了，所以老朽专门跑来求你，请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将我女儿放出来！”
刘忠恍然大悟，惊讶地说：“原来她就是您的女儿呀！怪不得模样气质不同一般，原来是大家闺秀……像，你们父女确实长得像！”
刘忠继而语气变低有些为难地说：“不过嘛，抓你女儿的可是皇军 , 一般的人是很难说上情的。……出非用钱打通仝县长的关系，再由他出具一张放人的条子。”
方伯远赶紧从身上掏出一千元现钞，把它放在桌上说：“这是老朽缴纳的赎金，如果不够，老朽再去筹集。”
刘忠立时笑容满面，说：“差不多了 , 差不多了，如果还不够，我刘忠就自己掏钱垫上！”
刘忠安排说：“您老现在就去女子监舍大门外等着，等我到县衙署拿到了批条就去放人！”
一个多时辰后，方伯远站在监舍门口终于等来刘忠的身影，刘忠向着他远远挥了挥手中的“条子”，就走进了监舍大门。
过了一会，方静就从女子监舍里被放了出来，方伯远仔细打量端详了女儿全身衣着，见似乎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一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父女两劫后重逢就像是多年没见一样，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方伯远向刘忠再三道谢后，便带上女儿及两个从人，立刻离开常熟县城顺着原路向家赶，一行四人坐着小船刚到达张泾河渡口，眼尖的方静就瞧见了岸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原来，任惠生与他的警卫员一早就守在这里，等候她的消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