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无言天地间
4月30日，我们按计划离开L。
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发。
天色未明。院子里还很安静。Q将军和另外一拨人暂时不走，故还在安睡。我们的计划是（准确的说是C大校的计划），在返回错那的路上，在波山口与另一组人汇合。然后翻过波山口，去著名的边防点X。
终于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山沟沟了。真感谢它，它让我得以休养生息，“重振雄风”。离开这里，就意味着离开充足的氧气了。真有点儿舍不得呢。
但实际上，我们走的时候一点不舍之情也没有，我早已“好了伤疤忘了疼”，把什么高原反应丢到脑后了。人是最善于忘本的。我完全是高高兴兴走的。路过生产班的小木屋时，C大校告诉我，几个兵少一张床的事已经解决了，床已经送去了。我很高兴，想象着这些小家伙安睡的样子，在晨曦中默默的为他们祝福。
汽车上山，经过我们昨天突袭午饭的地方，再往上走，很快就见到了雪山。那么一会儿功夫，我们已经把郁郁葱葱的山谷丢在下面了。我们已经从井底爬上来了。天阴着，气温骤然降低。路边的灌木丛全是秃枝，一点绿色都没有。也许再过些日子，它们就会泛绿，就会花红柳绿，鹰飞草长。
忽然，也不知是谁第一个发现的，我们看见了路边的野鸡，不是一只，是一群，彩色的羽毛，轻盈的身姿，让冰冷的雪世界忽然变得鲜艳生动。一车人都激动得大叫，连忙停车拍摄。
这种时候，我就羡慕C大校的照相机了，那么长的镜头，可以把已经跑上坡的野鸡拉到他的眼前，我就不行了，我那个小相机，怎么都够不着，镜头里看出去灰蒙蒙的。还不如我直接用肉眼去看呢。
转眼野鸡就不见了。看了一下车上的海拔表，3815米。一片雪原，真不知野鸡们吃什么，冷不冷。
我们接着赶路。不想没出几里地，又遭遇了一群野鹿！
连在西藏跑了十多年的小李都忍不住说，今天运气真是太好了！
C大校权威的说，那不是野鹿，是岩羊。
不管野鹿还是岩羊，它们都是高原的野生动物，都是稀罕的尊贵的生命。我们能遇见它们，真是我们的运气。岩羊们受到汽车惊吓，迅速撤离公路，奔向山顶，动作敏捷迅速，漂亮极了。等我钻出车门，拿出相机，就只剩影影绰绰的剪影了。
啥也没拍着。
听C大校的动静，他起码拍了二三十张。我想，以后问他要两张吧。不是自己拍的，至少也是自己亲自看见拍的。放下架子吹捧他两句，他肯定很乐意给我。
可是走着走着，忽然听见C大校大叫一声，啊呀！
虽然他那声“啊呀”很沉闷，不似我等小女子那么尖利，我们还是听见了，吓一跳，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脸色很难看。我们哪里肯罢休，一再追问，他极不情愿地告诉我们，昨天他拍照时，把相机的速度调到了20分之一秒，刚才拍的时候忘了调回来。
20分之一秒？拍个狗屎啊！那还不全虚了！Y大声说道。
C大校脸色难看的说，不要再讲了！
Y偏说，你这个臭手，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我知道她是替他惋惜，但就习惯这样说话。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我是暗中偷乐，不是幸灾乐祸，是看他那个沮丧的样子忍不住。乐过之后假作好人安慰他：没事的，以后你还会遇到它们的。像你这样经常下边防的人，想不遇见都难，我们可是不容易了。
瞧瞧，多会说。可是没用。C大校还是生气，气他自己，恨不能把相机扔了，脸色跟在DM边防连骂人时差不多了。
看他真动气了，他们只好不再提，继续赶路。
安慰他一下，给大家看两张他拍的小鸟。
（照片：C大校拍的小鸟）
又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波山口，海拔4175米。这里是真正的雪山了，不要说绿色，就是褐色的灌木丛也无影无踪了。漫山皆白，连山口的五彩经幡都是白的，它们已经冻成了冰幡，硬硬的，悬在山口上方，像一把把匕首似的。跑了那么多的山，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经幡呢。
（照片：山口结冰的经幡）
再向上，到达丁丁拉山口时，路边出现一大片湖水。
C大校虽然沉浸在自己失误的“悲愤”中，也没忘了导游的职责，他马上给我们介绍说，吉伍湖。海拔4700米的高原湖泊。
湖水静静的，静到没有波澜，静到一丝声息。我们下车仔细一看，原来湖面早已结冰，像一面镜子似的，安静地镶嵌在雪山脚下。不知湖下是否有鱼？不知夏天来临时，它能否涌起涟漪？不知它在这高原上存在了多久？也不知它还能存在多久？会不会有一天，它也只存在于民歌中？
有一首藏族民歌里这样唱到湖：
不住湖的下方，湖的下方住着金眼小鱼；
不住湖的上方，湖的上方住着黄色天鹅；
不住柳林里面，柳林里面住着小小画眉；
不住草坪上面，草坪上面住着棕色小鹿。
多么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选个住处，都生怕打扰了动物们。让我为今天那些大肆破坏自然环境的人汗颜。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是黄色的天鹅？是远古时天鹅就是黄色的，还是雪太白了，天鹅屈尊称黄？
天很阴，阴到湖面发黑，我知道照出来相来不会好看的，还是照了两张做纪念。结冰的湖，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记得有年冬天我到北京，路过北海公园时见湖面结冰了，很多人在上面滑冰，热闹，喧哗。给人的感觉一点儿不冷。而这个湖，是永远不会有人在上面玩耍的，连停留都不可能。它仿佛不是人间的湖。
（照片：结冰的吉伍湖）
这时，我们与另一组人马汇合了，他们由山南分区一位副司令带队。C大校立即抛开他的“20分之一秒”悲剧，与全体人员一起，在预定的地点展开工作。
我和Y就远远看着。
白雪皑皑的山坡上，灰蒙蒙的天地间，一群军人立在那里，他们手拿地图，指点着，研究着，思考着。绿色的军装在白雪的映照下近乎黑色，于是眼前的图像就成了水墨画，写意的水墨画。
天还是阴的，雪山连绵，天地寂静。最远处的山顶有一抹亮白的光，Y说那是太阳。我知道，太阳在挣扎，想从乌云里钻出来，想摆脱乌云的束缚，想放开手脚大声歌唱，想让世界知道它的存在。而在它的下面，那些小而又小的人群，却从没想过要大声歌唱，他们习惯了默默无闻，习惯了寂静。
由于雪的强烈反光，我有些睁不开眼，也忘了拿出墨镜来戴，就那么虚着看雪坡上的人影，心里，却洋溢着实实在在的感动。Y和我一样，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感动，看到了敬意。
其实，目睹他们工作已不是第一次了，这些天不是一直在目睹他们工作吗？但这一刻，却涌起了感动。也许是寒冷的气候？也许是博大的寂静？也许是今天这个日子？
4月30日，五一节的前一天，在内地，我想，无论是人们的心里，还是街头巷尾，都已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可在这里，这些人还在工作着，还在毫无色彩的冰天雪地里站着。
Y拿着摄像机要我谈感受，本来我想开玩笑的，可是一开口，还是忍不住说了我最真实的感受。我说，当很多人对我们这支军队失望的时候，很多人对现实牢骚满腹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军队里始终有一群人在踏踏实实的工作着，贡献着，支撑着，负责着。他们不是没有想法，不是没有怨言，不是没有困惑，但责任感让他们无法混日子，让他们只能坚守。
就说C大校，父亲22日住院，他23日进藏。不是他不想尽孝心，他是出了名的孝子，是真的不能两全啊。因为这次这个工作计划，是早就定好了的，他没法不进来，他是带队的。他不进来，就牵扯到许多人改变计划，更重要的是，这次工作非常重要，必须按期完成。
这就是责任感。
好在，今天，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C大校父亲的已于顺利进行了手术，而且让人高兴的是，化验结果最终确定为肺结核（而不是先前所怀疑的癌症）。C大校喜出望外，跟医生护士们好好的喝了一顿酒，然后很仔细的在父亲床前护理了6天，一勺勺的给父亲喂稀饭喂汤。在父亲拔掉身上的管子的第二天，确定没什么危险后，他又进藏了。
从6月11日到6月26，他为父亲在成都呆了半个月。
他跟我说，我父亲这辈子太苦了，我想他晚年好好享受一下。要是他就这么走了，我会后悔到死的。我平时为他们做的太少了。15岁就离家当兵，基本没管过他们。
我说，我也为父母做的很少，可我们有我们的工作啊。
他说，不管有什么理由，我们这样都是不对的。
我没话说了。
（照片：雪山上的军人）
和Y在那儿“互相采访”完毕，忽然记起今天是星期六，该给父母打电话了!这几天天天在山沟里呆着，忘了日子。
上到一个山口时，手机很给面子，一下有了信号，我趁大家下车方便时，赶紧站在雪地里给父母打了个电话。
当然，我没说我在西藏。
28、千山万水传遍
关于电话，在西藏有太多的故事了。
我第一次进藏时，不要说手机，就是有线电话也很难打。除了在拉萨勉强可以用军线和家里通个电话外，其他地方几乎不可能。所以一进藏，我就和家里不再联系了，直到回去。好像那个时候也没那么牵挂。电话不通，信也很慢很慢，我在西藏给儿子写的明信片，都是我回去之后才收到的。一走二十多天。
关于信的故事，在西藏也多得不行，可以写上几万字。我从拉萨发个信都要半个月，你想那些在边防的，得多长时间？有时信到了团部或营部，因为大雪封山，送不上去，所以很多边防连队经常半年收不到信，一收就是几麻袋。但是，许多事，许多情，在收到信时，都已成为过去。由此发生的悲剧，数不胜数。特别是像墨脱那样的地方，情况更为是严重。墨脱是中国2100多个行政县里，唯一不通邮的县。不通邮对当地百姓来说可能不是个什么问题，但对从全国四面八方去那里当兵的人来说，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了。因为通讯障碍，发生了多少心酸悲痛的事情啊。
我就不说悲剧了，说几个特别的例子，有个新兵，在几麻袋的信里都没找到属于自己的，忍不住哭鼻子了，当兵离家，本来就有些不习惯，又在偏远的哨所，又与外界隔绝。好不容易盼来了信，却没有自己的，是我，我也会哭一场的。排长和班长轮番来劝他，安慰他，都没用。他就是难过。最后，排长想出个办法，动员那些信多的战士，每人贡献一封出来送给新兵看，而且指定要那种“好看的”，即情书一类，须知有的人一下收到几十封呢。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那就贡献呗，几封甜甜美美的情书，总算把新兵给逗乐了。
在西藏连队，情书公开是常事，我都参与过。1998年去查果拉哨所时，我曾给战士们读过排长李春的情书，李春不但不生气，还幸福得脸色黑里透红。
还有个比较奇特的例子，发生在哨所军医志翔身上，当他得知他要去的哨所通信困难时，就事先写了数封交给在山下的战友，让战友每月帮他发一封，其中包括关于妻子晋级的，关于孩子教育的，还有给父母贺寿的内容。他的家里一直没有察觉，直到后来妻子进藏探亲才知道真相。
更有甚者，一位叫许光富的副指导员，在封山的半年时间里，给妻子写了一封长达7万5千字的信，妻子收到后，读了7个晚上才读完。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进入吉尼斯记录？
现在，都市里已很少有人写信了。听邮局的同志说，现在写信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打工仔，一类是士兵。打工仔还有可能买个磁卡往家打电话，而士兵，尤其是边关的士兵，写信仍是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仍是他们情感世界最重要的支撑。
1990年我在采访西藏女军人时，得知她们感到最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艰难，工作辛苦，不是寒冷缺氧，而是精神的寂寞，感情的寂寞。只要一进藏，基本就不能和家里联系了。特别是做了母亲的女军人，把幼小的孩子丢在内地，常常因为想孩子而痛哭，哭得撕心裂肺，也不能打一个电话。有的女军人为了缓解思念之情，就在探亲的时候，把孩子说的话和哭声笑声录下来，带回到西藏，在失眠的夜里一遍遍的放出来听，边听边流泪。可以说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令很多人难以在西藏坚持下去。
后来有了卫星电话。那个电话有很大的回音，你讲一句，必须停顿一下，等电话里回响一次你的声音，你再讲下句。很慢很慢。即使如此，也很难打通。通常要拨无数次才能通一次。那个时候在西藏的邮电局里，用以打长途电话机，最先坏的总是重拨键，因为人们要一遍一遍的按它，直到按通为止。
1998年我和一些作家办笔会到亚东时，我在亚东的街上给儿子打电话。电话通了后，我刚讲两句就断了，以后无论我怎么拨都不再通了。想着儿子在那边着急的样子，真恨不能对着老天喊两嗓子。可是一看旁边还有好些人在等着呢，我只好放弃。那次我深深体会到，电话对于在西藏工作的人来说，多么重要。我毕竟才呆十几二十天，打不通也就罢了。人家是长年累月啊。
当然那个时候，内地的电话也不甚普及，不是家家都有。特别是一些年轻军官，成家不久，家里没电话。或者家在农村，连周边都没有电话。为了能通上一次电话，他们想了种种办法。比如先写信，约好时间，约好地点，在亲戚家等，或者在村长家等，然后再由西藏这边打过去。打电话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一位连长告诉我，他曾和妻子约好，中秋节打电话。可是到了中秋那天，连里有事，他怎么都走不开。他妻子一大早就去亲戚家等了，从早等到晚，到吃晚饭时间还没等到，实在不好意思坐下去了，只好离开。等他忙完工作赶紧跑去打，妻子已经走了。他就跟亲戚说第二天再打。第二天妻子又来等，他总算有了时间。可是线路不好，怎么都拨不通，他妻子在那边等得忧心如焚，他在这边拨得忧心如焚。天快黑时总算拨通了，他妻子喂了一声，就开始止不住的哭，一直哭到他放电话。
有很多军人告诉我，他们打电话，听到最多的，是妻子的哭泣。
由于通信联络的落后，造成了许多夫妻间恋人间的误解，还有家人的担心和惊吓。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些部队与上级的联系都很困难，只能靠电报。我曾采访过一个炮团，团里只有内部电话，没有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给工作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自从1997年兰西拉光缆工程完工后，这一切就改变了。西藏终于也有了光纤电话，也有了移动电话。所以那年我和施放采访兰西拉光缆工程时，真的很激动。只有经历了过去，才会对今天的变迁有深刻的感受。
人们把兰西拉光缆线称之为西藏的第三条生命线，我想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条生命线是川藏、青藏公路，1954年开通；第二条生命线是格拉输油管道，1976年开通。）它们的确赋予了西藏高原以新的生命。
现在的西藏，不仅到处可以看到直拨电话，还有了移动电话。不止是大城市，只要不太偏远的地方，都可以通电话了。连孤岛墨脱，都可以通手机了。有了光纤，上网也渐渐普及，你可以通过座机上网，也可以通过无限网卡上网。今年6月我们班了个业余作者培训班，西藏军区来了好几个作者，几乎个个带着手提电脑。其中冉启培的手提电脑就可以上网，比我这个呆在大城市的人还先进，后来我还是在他的帮助下，才安了无线上网卡的。
真是今非昔比，变化巨大啊。
不过，在一些边防连队，边远哨所，打电话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曾在《我在天堂等你》里写到过一个情节：欧晓峰请假外出去县城，就为所有战友带电话，这是真实的事情。在那些偏远连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不管花费降得多么低，不管自己在内地的家有多少电话，他们想和家里通电话依然不容易。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事，一个战士去县城，其他战士就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他拿着写满电话号码的纸条和需要告诉家里的事情，一个一个的打，逢父亲接电话就叫爸爸，逢母亲接电话就叫妈妈，哪怕这爸爸妈妈从未见过。
那样的情形，我想起来就想落泪。
什么时候，哨所的声音，也能万水千山传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