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家四代女人激荡情感史的深处
王红旗
施玮，是一位有独特个性的旅美华文女作家。她从20世纪80年代末在《诗刊》发表诗歌，至今有诗集《大地上雪浴的女人》《被召唤的灵魂》《歌中雅歌》，宗教诗剧《创世纪》，长篇小说《柔情无限》《逐出伊甸园》《红墙白玉兰》，以及圣经中的女人系列诗体小说等等。丰盈的作品蕴含着她对人类社会未来、对女**与命运的独特解读。尤其是，她倡导“灵性写作”的创作理念，把“疼痛的感知”锐化为“灵性”、“灵鉴洞照”的书写经验，以历史与问题意识关照社会现实，探索当代信仰危机的“人类病症”的社会原因与心理情绪，寻找人类灵魂深处的“同构性”密码，试图构筑起疗救的大厦的写作实践，在世界华文女性文学文坛上，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位置。
她创作于1996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柔情无限》，经过精心修改更名为《世家美眷》，如今第三次再版。这不仅是施玮给世界华文文坛带来的惊喜，如果从这部家族史小说以女性生存命运为中心的价值而言，我更感觉到出版家关注女性文学的别一种慧眼。但是，我认为叫《陆家的女人们》可能更为贴切。因为，小说的叙述者“我”作为陆家的第四代女人，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口述历史，是一部讲述陆氏家族四代女人，如何忍受、挣扎与反抗封建男权性政治压迫、绽放出灵魂的本源生命与自我尊严的心灵史。
小说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蕴含着施玮反思与救赎的理性批判。讲述者“我”，敢于“说出真相”，敢于还原历史，敢于撕裂男权文化体系以天经地义的方式、以爱的名誉包裹与尘封已久的性政治之网，敢于唤醒活在自己家族史“中心”的女人们的真实灵魂，敢于用心去触摸那一段伤痛、耻辱、却闪烁着生命本色之光的心灵地带。这是一种女性自我生命“我不能忍受我自己”的哲学追溯。正如施玮在解释“灵性文学”内涵时所言：“首先，是为了我自己灵性的苏醒，文学写作是我对自己挖掘的一种方式，是载我渡向彼岸的船。其次，是希望灵性文学能够把人心中那颗模糊的，被淹没的，甚至是被人有意识忽略的灵魂唤醒。”这部小说唤醒的应该是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男权文化从未正视过的女性内在灵魂光彩，是女性被囿于“家（家族、家庭）” 的樊篱内生成的另一种自我生存智慧。
小说的讲述者“我”，对陆氏家族的第一代曾祖母形象的生命遭际诉说的扼腕叹息，对第二代女人祖母陆文荫内心那个不可战胜的自我的高山仰止，都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女性内在生命的本质力量。她们虽然经历了诸多改朝换代的社会革命，甚至一次次的女性解放运动，但是，革命仿佛都是男人的革命，女性解放运动也没能给予其经验资源。因此，她们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身份，即便在解放后获得了所谓的社会身份，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文化观念的影响，由于都生活在封建男权家庭伦理秩序还在延续着的家族大院，由于自我的“被解放”而自我意识的未觉醒，她们的家庭观念、日常生活方式与情感角色等等生存现状，与封建社会家族妇女相比并没有太大改观。更无从改变或摆脱男权文化性政治的歧视、伤害与侵犯。
陆氏家族的第一代女人形象陆夫人，她常常押着自己懦弱的丈夫进书房，仿佛是一位强势的主妇。她与自己的状元公爹陆老太爷性**生出自己的儿子，她嫉妒、仇恨与凌辱府里年轻漂亮的丫鬟秋水，是因为陆老太爷对秋水的女色垂涎加骚扰。陆夫人临死前对秋水盛气凌人地问话，揭开了她与公爹之间的感情秘密。但是，最终她怀揣对男权文化命定的性角色的坚不可摧的信念与傲慢，走向死亡，走向那个“认命意识”的慢慢长夜里。因为，按照封建男权家族的伦理秩序,公爹陆老太爷是陆家的最高“家长”，可以向任何家族里的女人以各种手段行施“最高统治者”的性政治强权。而陆夫人在封建男权家族里的一种本源的、悲惨的性体验心理，已经长期内化为一种女人的“自我意识”，即女人生来就是女人，就是为男人传宗接代、为男人性欲服务的工具。是一位被男权文化彻底“异化”的女人。
丫鬟秋水是个想追求幸福爱情的女子，她不能忍受被陆老太爷性骚扰，不甘心嫁给陆老爷做妾，在新婚前夜，把贞操献给与之偷偷相爱的琴师廖玉青之后，两人逃出陆家。但是，她到了廖家之后才发现原来廖玉青已有妻子与儿子。她仍然没逃出做小的命运。也就是说，只要封建男权家族/家庭的伦理秩序还存在，只要男人封建传统的性别观念不改变，无论地位高下的男人都可能以爱的名誉占有女人的性，进而占有这个女人，而女人往往认为这就是男人的爱。秋水的悲剧在于渴望爱却不懂得什么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真正的爱。从女性历史处境来看，家族/家庭是女人遭遇性政治强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时间最长的私密场所。而且，这种性政治强权是超越种族的、阶级的，是在家庭日常生活最深处的。就这点而言，整个人类的男权文化体系有着惊人的同构性。
尤其值得探究的是，陆氏家族的第二代女人形象陆文荫、陆文芯。“我”的祖母陆文荫，她在九十二岁寻找爱情的生命长河里，渴望得到男人的真爱，疯狂地与自己爱的男人做爱。但是，所有被她爱过的或恨过的男人，都让她尝尽爱与性、灵与肉分裂的耻辱体验。她美丽光华的容颜，风情万种的体韵，燃烧着真诚的性与爱，满足了男人的审美欲、性欲与征服欲。但是，她无论如何努力终生也没有真正被爱过，没能真正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她有女人独特的生存智慧，无论是对婚姻还是对爱情，她总能主动出击，巧于周旋，从容而退。但是，由于她的自私和嫉妒，把自己的丈夫骗回国有送到监狱，在非常时期为不受牵连与丈夫离婚。为把情人廖思城拴在自己身边，撮合其女儿与之结婚。她品阅社会与家庭日常情感生活里各色变换身份地位的男人，意识到“因爱而性”只是女人一厢情愿，男人是靠不住的靠山。因此，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陆家大院她少年时代的绣房，弥留之际的灵魂，放弃一生对所有男人偶像的膜拜，脸上带着不屑与微笑平静安详地寿终正寝。她朦胧女性自我意识与她顽强的“本我”生命“超越了人们存活的形式，超越了自我的认知，超越了失败与成功，甚至超越了美与善。她存活着。在生活昏暗的悲伤深处，保留着纯粹的光明；在死亡漆黑的绝望之上翱翔着永恒的辉煌。”
“我”的姨祖母陆文芯和姐姐陆文荫不一样。她因不满意的婚姻与丈夫的弟弟王福义相爱，抗战时期，王福义冒死把她赤裸裸的怀着孕的身体从日本人的刀下救走。文革时期，在她遭遇革委会主任王虎柱的强暴跳楼自杀后，王福义又陪她一同走向了死亡，多么凄美感人的爱情。而王福义的一句“她是我的”，击碎了所有女人对男人最美好的向往。但是，她跳下楼时身穿象征着与王福义爱情的绿色旗袍，就是以生命反抗以阶级的、性政治的压迫，以死来捍卫爱情，绽放出混沌生活里生命的本色美丽。这是她的灵魂，把情感生活的“疼痛的感知”净化为“灵性”，滋养的生命能量一点一点地拱而破壁，化蝶的飞翔。
陆氏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女人，主要是以“我”的姑姑方美彬、姨表姑王静梅和“我”为代表的。与前几辈女人相比，她们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以及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力。她们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越来越觉醒，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情感方式，甚至建构自己想要的爱情理想生活。她们可以选择结婚而建立“丁克”家庭，拒绝做母亲，也可以选择独身生活方式拥抱爱情，拒绝做妻子，还可以选择即拥抱婚姻又拥抱爱情的“情人”。但是，她们追逐钱权的欲望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热衷于享乐快感的情感生活方式，甚至失去道德伦理底线的钱权**易，却迎合了旧男权性政治文化的“变相”，新男权文化“潜规则”的等级制，对女性的强权与歧视。比如，陆文荫的女儿方美彬，为了大学毕业能够留在城市，却与母亲的情夫廖思城结婚，廖思城却把她的年轻貌美当成陆文荫的“替身”。当廖思城官势已去，她不想过平常的家庭生活，主动提出离婚而与当时在军管会有权力的王军结婚。陆文芯的女儿王静梅，在文革中，她竟然为了自己的所谓前程，告发相依为命的母亲“私藏金条”。她为了优厚的物质生活却出卖自己的身体，与年龄能做自己父亲的美国老头结婚，达到目的后一走了之。
如果说前几辈女人可以用生命的代价渴望得到男人的爱，但是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话。这辈的女人不仅无视家庭血缘亲情，而且决不谈爱情。男人在不谈爱情的婚姻里合法得到了最想要的女人的性，女人在不谈爱情的婚姻里以合法的性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丰厚物质。这样以婚姻的名誉比傍大款的“情人”身份“物化”得更彻底，被美其名曰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社会时尚。而“我”陆文荫的孙女方佳瑜，与陆家前几代女人的情爱观都不一样。她不仅摆脱了对男人的物质与精神依赖，而且有强烈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对于男人是“想走就走，想爱就爱”，感情自由的游曳，甚至还有“**”前卫幻想。但是，她还是回到并不满意的婚姻里。其实，这种纷杂的女性情感心理状态，真实反映了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与心灵成长的艰难。因为，当下社会的男权性别意识仍渗透在各个文化层面，“精英男性仍占据着社会文化和物质财富的中心，牢牢掌控欲望制高点和话语中心权，居高临下，霸视一切，欲望在倾斜的关系中无限地膨胀。” 当代女性在这样的生存文化处境里被物化和自我物化，而失去自我生命的尊严。
如果从小说描述的家族历史的更深处、女性个体灵魂的更深层来考察的话，真正的女性自我主体觉醒，在陆氏家族第一代、第二代女人曾祖母与祖母意识里，是一个“裂开的空白”，而在陆氏家族第三代、第四代女人姑妈们与“我”辈的意识里，却形成了一个“集体性的空虚”。那么，现实社会女性觉醒了的自我，是真实的、理想的女性主体自我吗？女性自我主体生成的文化经验到底是什么？施玮作为一个女作家、女性意识“觉醒者”，发现了女性在理直气壮的表象之下失去“耻辱感”和“尊严感”，在内心里却深藏着迷途的灵魂疼痛，孤独与寂寞。
从小说塑造女性形象的整体结构而言，也许是距离产生“真相”，“我”的奶奶陆文荫是这部小说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其性格的矛盾、复杂的丰富性不仅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有同质性。而且，陆文荫形象对当代世界华文文学就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但是，讲述者“我”作为一个线索人物是成功的，而作为陆氏家族的第四代女人形象，对人物的性格内力与灵魂归宿的指向是不明确的。这一点施玮在她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里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是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做一番评述的。
施玮在《放逐伊甸》里，把一批“60年代”出生的诗人、准诗人，在改革大潮时期坚守自我理想“失重”“焦虑”的群体生命，以宗教信仰的精神“洞照”这群人物灵台深处的真实声音，使其内在精神得以深化、变化与成长，并在绝望的“死亡”中获得重生。这部小说里的李亚与戴航的爱情，赵溟与王玲的婚姻，就是陆氏家族第四代女人情感故事新的演义。而且，施玮的说法证明了我的判断。她说小说《放逐伊甸》里的女性现实生存状态，就是当时写《世家美娟》时真实的生活背景。其实，我在施玮的诗歌全集《歌中雅歌》里，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她在诗歌《以诗为证》写道：“我最痛心的是‘真理’仿佛已经死亡，对光明的追求变得遥不可及。” 但是“那一份对爱和真理的‘相信’仍然在我的肉体生活之外存活着。” 我认为，这就是《世家美眷》文本之外的那位讲述者“我”的灵魂真相。
而且，施玮与现实生活中的“我”，和那位讲述者“我”继续讲述着“我们”生活现实的故事。她在长篇小说《红墙白玉兰》里，继续从更深的心理层面开拓女性自我灵魂的成长与觉醒。小说用“红墙”隐喻女性求纯粹爱情、人格完善与心灵成长的“天路”，以红墙上的每一块砖隐喻人性的自私、欲望、贪婪、嫉妒、仇恨等等。因为自我的种种行为，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上去，最后砌成了一道不可逾越命运之墙。小说用“白玉兰”象征真爱的宽容。当爱作为“占有”的情欲转化为博爱与圣爱的时候，那一堵红墙就会轰然坍塌。小说用“红杉树”象征女性人格独立和理想之爱的永恒存在。小说精彩描写在于，当女主人公秦小小与丈夫刘如海、恋人杨修平之间的“红墙”崩塌之后，三个灵魂灿烂如炬，相互温暖照亮，每个生命都得到了救赎。男女两性的心灵得到了共同的成长。
因此，《世家美娟》《逐出伊甸园》《红墙白玉兰》，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陆氏家族四代女人的故事。同时，我也认为，这三部小说是施玮三十年创作分量比较重的“女性命运三部曲”。是她把女性意识、宗教意识与人类意识融合在一起，以诗学思维的想象之翼，以“灵性写作”的创作实验，书写女性“生存→精神→灵魂”，以反思女性命运达到对男权性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尖锐批判。而且，她小说中的一个个女性形象，犹如一个个活生生的有“灵性”、“神性”的人类精神发起者，在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处都燃起了一支支火炬，构筑成一个精神通过的巨型仪式，正在飞向真正觉醒的“信仰”极地。正如小说《世家美眷》结尾诗：“死去的祖先们，一个个在遥远的地方，逸若霞烟/被他们说过的话，都像金色的不死鸟，永无倦意地飘翔/它们飞越重重时光不染一丝霜尘，进出于我们的思想。”成就人性的美善、人类不可轻视的光耀与尊严。
是以为序。
2013.3.29于北京海淀世纪城寓所
王红旗简介：
王红旗，编审，研究员。现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中国女性文化》《中国女性文学》学刊主编。《中国网·中国女性文化论坛》主持人。从事女性文学与文化艺术研究近三十年。发表诗歌与女性文学艺术评论30万字。
主要社会兼职：担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常务委员。
主要科研成果：著有《爱与梦的讲述》，主编《中国女性在演说》《中国女性在对话》《中国女性在行动》《中国女性在追梦》丛书，两次荣获全国妇联、中国出版协会全国优秀妇女图书奖，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化》学刊，荣获第三届女性文学特别奖，还主编有《巅峰之道——中国女奥运冠军成长奥秘》《世界女性文学》等著作。本人曾获国际女性发展支持奖。本人负责的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基地”荣获“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主持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专项“科研基地—科技创新平台—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主持教育部“十一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性别的颜色——海内外当代女性文学形象研究”。主持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北京妇女生活方式专题，参与北京市妇联庆祝建国六十周年项目：《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北京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撰写“北京女性文化教育三十年”一章；参与“庆祝建国６０周年百种重点图书项目共和国文学６０年”，撰写“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新世纪十年”一节。
报道本人的专题：《４０岁，女人的出口——在路上》，《中国妇女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一位如荷的女人为“中国时代新女性”文化形象立标》，《北京２００８世界的封面》，２００６年第９期；《女性文化研究的一面红旗》，《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９日，《王红旗：知天命的“常青藤” 》，《中国妇女报》，２０１１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