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可以抽一支烟吗？”龚献在问我，他的目光里好像有一种忧郁的成分。
我怔了一下，没有马上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抽烟。还有，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见过有人向我说过一声“对不起”。当然我也无须向别人“对不起”。在这个世上，人人都像乌眼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要么是油篓里的鸡蛋——一身滑，让你摸不住抓不牢；要么是一身硬刺，像刺猬那样叫你挨都挨不上，让你无从下嘴。这一声“对不起”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人生。
我迟疑地点点头。他用左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是兵团小卖部卖的那种廉价的纸烟，外壳已经揉得很皱了。他抽出一支，然后又去摸火柴，我半跪着，替他挡住从荒野里吹来的风，橙红色的火光活泼地闪了一下，烟雾弥漫起来。龚献的脸变得朦胧了。
他在想什么呢？他的父亲、母亲？他曾经爱过他们吗？现在，他还爱着他们吗？而这爱，给他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在烟雾消散的刹那，我看见清洌的月光在他眼底战栗，仿佛荒漠中的一泓泉眼。
“小学一年级时，班上有一个女孩子跟我很好，我俩是同桌。”他慢慢躺倒，未受伤的那只手，捏着半截正在燃烧的香烟。
我期待地望着他，可是他不再吭声，烟蒂上的那一点火星，悄悄地向下爬着。
我转过脸，顺着他的视线抬起头来仰望星空，星星密而稠，仿佛沙粒般的在旋转，在碰撞，我觉得有一颗星落到我的眼睛里去了——真怪，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相信我们看见的星光并不新鲜，它们也许是昨日的，也许是去年的，然而它们却无所不至，人世竟靠这古老的一线微光所维系：往事与未来，前生与来世，生生死死，永无休止……
“她长得跟你很像。”他依然望着星星。
我明白了。
突然，他哆嗦了一下，原来烟蒂烧着了手指。
他把烟蒂扔了，深深地吸了口气：
“开学时，她穿一条小小的白裙子，尖尖的下颏，瞳仁很黑很深，笑起来像两个弯弯的小月亮。开始我想向她表示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可是怎么也做不到，她那么活泼那么可爱，叫我无法忽视她的存在。起先我们在一起做功课，后来我们在一起玩，再后来放了学我跟她上她家里去，再后来我大着胆子把她领到我家来……”
“你们还在一起演戏，你演小白兔，她演小蜜蜂；你演王子，她演公主；她会唱歌，嗓子又甜又嫩；她会跳舞，腰又细又软；她脚上穿白色的小皮鞋，头上系玫瑰色的蝴蝶结。她是太阳底下的一朵花，蓝天上的一只鸟，空气里飞来飞去的小天使。”我突然打断了他，一口气数落下来，像绕口令。
他似乎愣住了一下，随即宽厚地笑了：“啊，你怎么知道？”
语调里有着傻乎乎的天真，好像并不在乎我的刻薄和讥讽。
我也笑了，冷冷的没有出声。这些天来，我已隐约听到，他出身于干部家庭。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
你们的星光光辉灿烂，我的星渺小黯淡；你们的光亮遮掩了一切，也使你们自己变成瞎子；而我——在广袤的昏暗中，卑微地注视着一切，没有什么能逃过我的眼睛。
忽然间我又感到一丝歉疚，对他，好像不应该这样，我太过分了。
“一个学期还没结束，她随全家迁到西北去了。”龚献继续他的故事，“我实在不明白她家为什么要搬迁，问她，她也说不清楚，只说妈妈的工作调了。他妈妈我是认识的，非常温柔美丽，是艺术院校舞蹈系的一名教师，跟我妈妈在一个单位。分别前我俩去儿童公园玩跷跷木，她坐在木板的一边，我坐在另一边。她轻，我重，我一压，她就下不来了，我大叫：‘你使劲，使劲呀！’她急得两脚乱蹬，粉红色的喇叭裙被风吹得哗哗直往上兜，却只是徒劳，跷跷板纹丝不动。我从下仰望她，看着她挣扎，觉得她好像是被一阵风吹离了枝体的一朵花，那么细小纤弱，孤立无援。这种感觉突然给我带来了离别在即的痛苦。想到我还将在这样的乐园里玩耍，而她却不得不到寂寞寒冷、举目无亲的地方去，我感到很悲伤，同时也还有一种负疚之情在心里隐隐升起，好像她的离去也有我的过错似的。
“她走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甚至连一丝预感也没有，虽说早已知道她要离开北京，可没想到这么快。那天她突然缺课，放了学我就直奔她家，可她家里空荡荡的，地上一派狼藉。她走了，白粉墙上有她刻下的字迹:北京，再见！
“我本来还想把我的一颗有红心的玻璃弹子，一把真正能削铁如泥的小刀，还有一只当时看来非常稀罕的带磁性的铅笔盒送给她，然而竟没有来得及！
“这以后我再也没得到过她的消息，她像一只闪光的气泡，刚刚轻盈地飘起来，就不见了，消失得那么彻底，连一丝痕迹也不曾留下。
“她曾经说过要给我写信。我不能忽视这个诺言。于是我就设想着已经收到了她的信，写起回信来。我一连写了好几封，写不出的字都注上了拼音。这些信因为没法邮寄，我只好把它们锁在一只小箱子里。
“直到四年后，我突然在北京的街上见到了她。”
他猝然而止，我感到惊讶，不无同情地问：“时隔那么久，你是怎么认出来的？她也认出了你？这意外的重逢，一定使你们很高兴吧？”
他沉着脸，半天没出声。
过了好一会，他才又开口道：“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正用宽皮带抽人。我当然不会想到那抽人的姑娘会是她。那一天我刚从监牢里出来，我觉得太阳特别刺眼，就沿着皇城根慢慢走，走到转角处，忽见一伙人在打倒走资派。而挨打的正是我爸爸——当时，我来不及思索，就上前一把抓住了为首的那一个。捏着她的手腕一拧，皮带掉了，那张脸转过来，突然间我觉得那么熟悉。她似乎也愣了一下，睁大黑黑的弯月一样的眼睛把我打量了几秒钟，‘你是……’我嗫嚅着松开了手。她却突然狂笑起来：‘哈哈，龚献，你这走资派的孝子贤孙！你们也有这一天！’我还在犯疑，只听她又说：‘哼，认不出姑奶奶了？姑奶奶却认得你，烧成了灰也认得！你娘老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得我们全家家破人亡。如今姑奶奶杀回北京造反来啦！’
“说罢她就振臂高呼：‘打倒龚××！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扶着墙才勉强站稳。口号声丝丝的刺耳，好像是一把锯子在锯我的心。它把我心里最珍贵的一角狠狠地锯掉了。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那个跷跷板上的小姑娘永远不会回来了……我童年时代的女友，她……死了。”
“龚献！”
“嗯？”
“嗯……”我不知道应该同情他还是同情那个小姑娘。我伸手摸了摸他那硬扎扎的头发，像小时候妈妈爱抚我时那样。这时我感到，有一种母爱从心底升起。我想我应该帮助他。他说那一段时期他心里乱极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母还没有被揪出来，他们常在暗地里嘀咕，说中国要坏在江青这个女人身上了。他相信父母的话，联合一帮共命运的小兄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联动”，驾着摩托跟踪江青的轿车，在大街上风驰电掣，何等英武，何等威风！真是将门虎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为捍卫父辈开创的红色江山他竟又加入了暗杀红色女皇的敢死队，锒铛入狱后每天悲壮地高唱国际歌，把大小便撒在床上。他以为自己会英勇就义，却从未害怕和动摇过。
可是这位童年时代的女友的出现，把一切都弄乱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像发了疯一样地造反，造反，人变得不像人自己了。究竟是一种什么魔力，使八亿人为之颠狂呢？然而这一切我是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才小学四年级。不久学校不怎么上课了。我经常钻来钻去看大字报，看批斗会。当我看到那些真理的化身，那些大大小小道貌岸然的官们弯下伟岸的腰，低下尊贵的头时，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像闪电似的传遍我的全身。要是我有钱，要是妈妈不阻挠，我也要买绿军装，买宽皮带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也要用皮带抽人！一切侮辱我们、鄙视我们，把我们推在不幸的泥坑里还踏上一只脚的正人君子们——我统统都要抽，一个也不饶恕！
有一天，我跟妈妈去上海，南京路上人山人海，妈妈怕我挤丢了，一直拉着我的手。忽然，她站住了，两眼直直地望着从街心缓缓驶来载人游街的一辆大卡车。我说：“妈妈，你怎么了？快走呀！”她不理会，拉我的那只手松开了。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卡车上的高音喇叭在高呼口号。
妈妈举起右手，也跟着喊起来。我更加不解：“妈妈，妈妈！”
妈妈朝卡车指了指：“看见了吗？站在中间的那个，戴大高帽子的，当初整你爸爸最凶。这人阴险，做好了圈套让你爸爸钻。要不是他，我们一家还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事出后，还逼我跟你爸爸离婚……嘿嘿，想不到他也有这一天！”
妈妈说着竟笑起来，笑声那么响那么古怪，好像是乌云缝里泻下的一溜阳光，亮得邪艳。
这意外的发现使妈妈忘了到上海来要买办的事。在一种奇特的兴奋中，我们母女俩夹在群众队里，跟着那辆大卡车朝前走去，一直走到外滩，嗓子都喊哑了。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造反有理！口号是公允的，任人叫喊，谁都可以从中找到与之共鸣的一个微妙的颤音。
那个女孩——那个在跷跷板上飘舞着粉红色裙裾的小姑娘并没有死，对我、对妈妈，对苦难岁月中的芸芸众生来说，她无处不在；她已衍化成一个不死的精灵，在我们泱泱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游荡。
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那女孩有一个曾经是舞蹈家的妈妈。舞蹈家爱艺术胜过自己的生命，偏偏出身资产阶级，嫁个丈夫，政治上又有点问题，登台演出是不能想象的了，调到艺术院校当一名教师，也算是体面的出路。就这样，她还是时时害怕会丢掉这个位置，因有自知之明，不得不对领导巴结着点儿，见到院里的人事科长，当然要赔个笑脸，有事没事，也得去汇报思想，谈谈心什么的。人事科长就是龚献的妈妈。一个偶然的机会，龚献的父亲认识了这位舞蹈家——确切地说，是迷上了，虽说老头子不是没见过漂亮的女人，可是舞蹈家这样的腰肢和大腿，像这样的腰腿所织出的诗的韵律，却并不常见。
对于人事科长的丈夫，整个艺术院校都在他管辖之下的这么一个官儿，舞蹈家自然不敢怠慢，不敢怠慢又不甘堕落，这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
战斗持续的时间不算很久，战线也拉得不宽，问题是有什么能逃得过人事科长灵敏的嗅觉呢？
先是一丝蛛丝马迹，渐渐地，事情明晰起来。不过在女人——尽管是在这样一个有着高度党性、原则性的女人的想象中，男人总是好的，而祸水永远是女人。人事科长不能设想与自己当着高官的丈夫离婚，却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下属当作羔羊一样宰割——这件事她做起来游刃有余。
于是舞蹈教师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了公职，全家下放到大西北。
事情到此打上了句号。很简单，一切就在人事科长眉头一皱之间决定了:决定了舞蹈教师的命运，她的丈夫和她孩子的命运，政治的、事业的、还有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尊严的人存在于世的权利……一切的一切，连加一个逗号的犹豫也不可能。
作为真理的化身，党的形象，龚献的父亲工作繁忙，日理万机，还有更多人的命运在等待着他安排，他是庄严的、显赫的、正确的和神圣的，为一个女人付出代价不是他的义务。他没有余暇去干扰妻子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