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奥茨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她的作品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各个侧面，而且由于她出身贫寒，促使她对美国社会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奇境》的思想倾向异常鲜明，它的内容和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美国。据《美国现代史纲》记载，“1937年的危机以最大的力量冲击美国。它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尚未医治好1929 — 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创伤的这种情况下来临的……国内共有八百万以上的失业工人，劳动与资本间进行着大规模的阶级战斗。”引自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的《美国现代史纲》第349 — 35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6月出版。小说第一卷“赞歌变奏”一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展现出1929年冬天纽约尤凡尔镇的一片萧索的景象，天气“寒冷刺骨”，“凶猛逼人的雨水，从阴霾翻腾的十二月的天空倾泻而下”，“一幅圣诞节的横幅在寒风中颤抖着”，“似乎马上要被撕成两半”。接着发生了威拉德·哈特家那件骇人听闻的“四重凶杀一自杀案”。威拉德·哈特是个体格健壮、精力旺盛、手脚勤快的男人，三十五岁。除了卖力干活外，他还喜欢打猎和参加摩托车比赛。他干过各种营生：在他父母的一个破败的农场里养过猪和鸡，和人合伙办过贮木场，在五桥路上合股经营过餐车式饭店，最后是离开尤凡尔镇七哩的小加油站。尽管他努力去做，可是每件事情都弄得一败涂地。生活的煎熬使得他在妻子儿女面前“脸上老是挂着一种于心有愧的表情”，“经常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根”。十四岁的杰西在家里经常听到“抵押”这个字眼。他每星期有三天放学后到别人的店里干些杂活，用来补贴家用。可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小加油站还是倒闭了，悲剧还是发生了。威拉德·哈特家悲剧的本身，就是当时美国经济萧条的血淋淋的写照。但是厄运并不单单落在威拉德·哈特一家的头上。好心的布伦南太太是杰西的邻居，是她在车子里抱着被枪打伤的杰西上医院，救了杰西的命，她还打算收留杰西。可是她家的农场已经卖给一个外地人，布伦南家也已经一无所有了。就是杰西外祖父的农场里，也是一幅破败不堪的景象。虽说是在阳光熠熠的白天，在杰西眼里，农场看起来“很阴暗”，好象“阴曹地府”一般。老人总是孤独地、慢吞吞地跟在马后面犁着地。这些在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眼中呈现的景象，已经足够说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萧条的广度、深度和它的严重影响了。
在小说第二卷“激情成陈迹”里，也有不少对美国社会弊端的揭露。其中以特里克带杰西和海伦去参观病理学动物实验场的一段揭露得最为集中和深入，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一些自称为“在政治上是诚实的”研究医学的人，模仿四十年代初核化学家、核物理学家曾扮演过的戏剧性的角色，热衷于生化研究、反辐射研究，和对抗细菌云阵的探索。他们在羊身上搞“生殖力试验”，把辐射性物质放到羊身上看看会不会产生突变，把某种物质放到羊的颈静脉里看看出生的羊羔会怎么样。为了进行残酷的实验，他们把狗的声带割掉，用火射进猴子的喉部，使它们发不出声音来。试验场里到处是血迹，腐臭和焦肉的味道。室内地板上血迹斑斑，干了的血一大片一大片的。试验场活像一个屠宰场，可能比屠宰场还要残忍。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试验的性质和目的。这些研究医学的人，眼巴巴地要在这项耗资百万的研究项目中赚大钱。他们为这一点辩护说，不管他们干还是不干，“那一边”也同样地在干，因此这不涉及道德问题，他们不过是跟着历史的必然性随波逐流而已。特里克露骨地说:“最理想的实验材料是人，可是在这个国家里是不可能的。我们太文明了。”显然，他们研究的最终对象是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战争服务。而从时间上看，这又和美国的侵朝战争大致吻合。这是对美国某些科学研究的性质和目的有力揭露和批判。
小说的第三卷“混沌美国”着重揭露了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活动，以及它对美国社会的严重危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国内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秩序混乱，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人们对现实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满与反抗。一部分青少年为了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往往采取种种消极颓废的手段。这样，嬉皮活动就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出现了。从谢莉给杰西的几封来信，可以看出嬉皮活动的概貌。这些颓废派悲观厌世，否定一切。他们认为:书是死的，历史是死的，唯有感情支配着一切;人不需要识字、读书;世界上没有必要了解任何人;回想过去，忘却自己，才能获得自由。他们甚至说“日月是不存在的，那是报纸的发明，因为每版报纸的顶端都得有个日期。”他们实行群居，过着堕落的**。谢莉成了年龄几乎比她大一倍的诺埃尔的“恋物”，成了许多嬉皮士的“恋物”。她在信里说，诺埃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第三个了”。有一次她甚至被诺埃尔浑身上下涂上红条条和红圈圈，被赤条条地牵着在海滩上到处转。他们还偷窃、行乞、吸毒，无所不为。当杰西在多伦多海西恩达旅馆找到谢莉的时候，她刚好吸毒之后麻醉了七、八天，早一天才醒过来。她第二次出走才一年时间，已经把自己糟蹋得形容枯槁，脸色发黄，眼睛深陷，瘦得象一个九岁或者十岁的孩子。甚至到这个时候，谢莉还坚持爱诺埃尔，相信诺埃尔;而把救她回家的亲生父亲看作“魔鬼”。谢莉堕落了，但是她的堕落只是千万个嬉皮士中的一个典型。书里也反映了嬉皮活动的广度。如谢莉第一次私逃，被关在托莱多克林顿街监狱里，同牢房的女孩和她年纪相仿，有白人，有黑人，也有混血儿;她们有的犯了偷窃罪，有的犯了流窜罪，有的因为私逃而被抓了进来。她们“彼此象是姐妹，监狱被称作‘家’”。她们在监狱里都很自然，象是几个母亲（指女看守）的一群女儿。许多家长对孩子的失踪毫不在意，他们接到监狱的通知，就是不去认领。谢莉第二次出走后，杰西不停地往警察局打电话，警察局的人说他们在找她，他们“在追寻上千个象谢莉那样的女孩子”。从谢莉的信里，以及杰西在海西恩达旅馆里所看到的，到处都有嬉皮活动，他们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人。他们是美国社会的产物，但是反过来他们又破坏了家庭生活，扰乱了社会治安。他们也最终葬送了自己。在小说里，作者从道德的立场上批判了谢莉，从她本来并不堕落的立场上批判了美国社会。谢莉的堕落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而且是美国社会的悲剧。
在第三卷里，有两处简略地写到反战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绝大部分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多岁的少年男女也成群结队。他们手里举着“停止越南战争! ” “停止杀戮! ”的标语牌。他们有几千人之多。他们“面色苍白，狂热，神气活现，准备闹它一番”。而年纪和杰西相仿的中年人，或年纪比他更老的人，则站在警察线后面观看。杰西曾对游行队伍产生了一种憎恶的感情，他厌恶那种混乱状态，厌恶游行的人群。这里说明了不同年龄的美国人对待越南战争的不同态度。
以上各点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社会从表面上看，仍然具有秩序；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内在的聚合力，正处在解体的过程中。奥茨对美国社会这一矛盾的揭露，笔触锋利，发人深省，使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
奥茨是个尊重文学传统的作家，对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狄更斯、德莱塞、斯坦培克等十分推崇，受他们的影响很深；同时她也深受现代派作家如乔伊斯、福克纳、劳伦斯等人的心理分析的影响。奥茨是探索和实践“心理现实主义”，同时也大量采用“意识流”表现手法，不断革新自己艺术及其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奇境》中，奥茨常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手段，力图真实地显示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从而深入到人物意识的奥秘中去。在小说第一卷第一章里，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描写杰西跳跃式的联想。从他父亲在拂晓前独自外出，圣诞节假前学校的集会，邻居迈克·布伦南家出卖了农田，家里早餐桌上的争吵，杰西对父亲的爱，父亲事事一败涂地，直到加油站关闭，他的思想在这中间来回跳跃。又如第二卷第八章，作者花了近两万字的笔墨，把杰西一天一夜里的工作和思想活动穿插起来叙述。从查房、急诊，想到海伦的怀孕反应、卡迪博士给海伦的信、他过去和安妮·玛丽的关系、他对工作的抱负，一下子又跳到特里克身上，最后又是海伦的临产。这些联想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跳跃性和散漫性。奥茨擅长具体细致的描写，叙述的语气好象她自己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如杰西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在一次手术之前，收到一封盖着纽约、洛克波特的邮戳的信时的心理描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先是“感到懊丧”，怕这封信会带来彼德森医生死亡的消息，他“把信夹在邮件里”，不敢在手术前拆开;可是他还是“默默地想着那一小叠邮件”，接着“老是看着那个信封，看着那个纽约、洛克波特的邮戳”；但是他觉得还是“应该在这场危险的手术以后看”，那时“把信带到厕所里去看”；于是他把邮件留在外科医生休息室里。在手术做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又“害怕手术就要结束。外面，那封信在等着他;但是在这既狭窄又寒冷的房间里，他是安全的”。手术结束以后，他回到外科医生休息室，“捡起那封信，闭上了眼睛”，心里想：“如果彼德森医生死了那怎么办呢?”“他不敢看那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而是很快地把信拆开，粗手粗脚地抽出一张打开时沙沙作响的厚纸”，“站在那里又急又怕地读着”。等他弄清楚是洛克波特市一位律师寄来的正式财务报告书，通知他:他的外祖父威廉· H ·谢勒遗赠给他某些资产和投资，总额为六十万美元时，他回忆起过去的一段生活，由于激动而“开始发抖”了。这就把杰西在拆开这封内容不知，然而对他关系十分重大的信件时的焦急不安、想拆而又不敢拆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生动实在。类似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本书里还有不少。这种心理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本文刊载于《杭州大学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198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