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十二周年。随着近来**总书记在中央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广为传播，延安又一次走进人们的视线。
当时的延安处于怎样的情景呢？
延安，东南面是清凉山，耸立着巍峨的宝塔；西面是凤凰山。在众山环抱之中，一股清澈的延河水淌淌流经整个小城。
延安，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全城人口大多由军队官兵组成，还有一些党政机关人员，成分单调。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奔赴这个革命圣地，怀着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气概，克服千难万险扑向这个光明之地。
延河水边，时时有男女青年结伴漫步的倒影；土窑洞里，处处有各方鸿儒谈笑的喧哗。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们纵情地欢笑歌唱，延河上空那湛蓝的天空中吹拂的清新之风，激荡着他们新鲜、好奇和激动的心情。
但时过不久，浪漫主义的理想毕竟面对的是中国最贫瘠荒凉的黄土地，还有愚昧不堪的当地老农。虽然知识分子的到来，被gcd与老百姓当作宝贝一样尊崇供养着，享受着优厚的供给待遇，却还是端着碗吃着小米饭骂着娘。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看不起军队老干部并叫他们为“土包子”，更看不起当地的老农民，同时对gcd的等级分配供给制极为不满，要求绝对平均主义和平等。
于是在延河边的聚谈沙龙场所——延安文化俱乐部，这帮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的文人开始高谈阔论、讥笑嘲讽，“一肚子的不合时宜”，颇有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气势，纷纷抨击当时在延安看到听到的的许多不合理现象。虽然在军队干部和老百姓看来，延安给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足够好，但这些自命不凡的文化人似乎并不因此心满意足、感恩戴德。
1942年，抗日战争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了关键的转折期，形势日趋复杂多变。为了巩固自身，净化与加强革命干部队伍，毛泽东及时发起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作为指导文件，主张“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此时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情绪，时时以小说、杂文、壁报等公诸于文，引起了贺龙、**等高级将军的震怒，并向毛泽东反映，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42年3月，真值早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犀利的批判杂文，文学家直接对延安革命队伍里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这些杂文包括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萧军《论“终身大事”》、草明《希特勒的自画像》等等，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延安当时多狂狷之士，王实味以其性情乖戾极为突出。他3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等专门暴露延安的文章，将自己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在多次批斗与劝慰中，性格孤傲的他拒不认错。由于王实味早年同情托派，与托派分子往来的旧事又被重提，康生把他定性为托派，他落入了“**集团”的深渊。在被关押了将近四年后，直到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时，跟随大部队转移，为减轻负担，当时王实味连同另外一百多位“可疑分子”被边区公安保卫部门秘密处死。他的妻子刘莹直到1978年才知道他已不在人世，奔走十三年，终于1991年中央为王实味平反昭雪。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有些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方法。对延安文人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强烈不满和激进情绪，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文艺观点问题被放大升格为政治立场问题。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开始把整风运动初期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本单位本部门领导问题，转变为把整风运动放置在本单位领导掌控之下的“纠偏”阶段。由于将文艺观点问题放到政治立场与阶级斗争上去考察对待，文化艺术界就被卷入了整风运动之中，成为整个整风运动的重要部分。
经过1942年早春的一系列风波，gcd已意识到了党着手改造知识分子、创建新文化艺术体系的时刻。
于是1942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
中国文艺的春天终于真正到来了！
注：本文写作时参阅了“延安学”研究专家朱鸿召博士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延河边的文人们》两部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