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震云生来就是一位哲学家，形而上的追问从来就是叙事的动力，尽管他从来不用什么专业的术语和概念，尽管他的小说时时处处都流露出对于所谓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厌恶，尽管他的故事永远是关于故土的，和世俗息息相关，永远是普通人的生存叙事，哪怕这些叙事涉足的是日常生活中鸡零狗碎的东西。如果追问丢弃了，词语便会丢失意义。有时候，字词不只是我们想获取的东西，求食或求爱时被呼来唤去的仆人。即使是最小、最不起眼、最被滥用的字词，都是生活的图画： 它们有历史，有多重含义，也有多种用法，它们的背后，总有无数的问号尾随着而不肯离我们而去。“延津人不论更，一论就是错的，源头就在这里。”这里，叙述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追溯源头的意志那么倔强，它始终不肯退出刘震云的叙事舞台。
二元论是刘震云小说叙事的方法论，整部长篇一分为二，出走和回归，既是小说的结构也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而小说的内容也是围绕这一结构行走，话多和话少，有话和没话，虚虚实实。剃头的老裴在要杀娘哥的路上救了杨百顺，而杨百顺在杀赶车老马的路上则又救了来喜，杀人和拯救就这么走到一起来了。还有那具有颇多争议的“一句话”和“一万句话”更是作为彼此对立的东西遭遇了，它们相互揣度，彼此纠缠不休、摩擦不断，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可是“世界性的邂逅”。事物总是以一种悖逆的方式与我们谋面。坚持一方面又要依附另一方面，离开就意味着回归，记忆是为了忘却，只有相互折磨才能使我们想起我们所生活的一切。
把“一句话”和“一万句话”放在一起，的确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它们完全明摆着是两回事，但它们确实又都是构成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矛盾组合。相信过心的话是存在的，但通往“一句话”的道路则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必须聆听一个反讽的故事，内容是“一句话”是如何产生于其反面的，是如何在其自身内部包括曲折、分歧以及所有无谓的尝试，所有这些都涉及故事过程中的东西。那一句顶得上一万句的话在哪里，这多少有点神秘。我们说了无数并非“知心”的话，难道是为了寻找那句解决我们人生难题的福音。那句知心话让我们寻寻觅觅，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它也未必就在灯火阑珊处。那番寻找既是为得某一目标，也是自身的存在价值，来来回回一百年的历史，为得就是那一句顶得上一万句的“知心话”。寻找“一句话”的历史企图诠释其他形形色色的历史。我们认知历史种种信念和意思受到了无情的冲击，那“一句话”已经不是他或她的产物，而他或她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那“一句话”的产物。我们为寻找那“一句话”而活着，而死去，因为有了那“一句话”，我们的生活才有意思，只有找到“一句话”，那天天唠唠叨叨的无数的多余的话才会缄口。“一句知心话”既是一种信仰，又是支配着我们的符号系统。信仰是那种须臾无法离开而又无法把它握在手里的东西。“一句话”作为一种隐藏的东西使人着迷。追寻“一句话”的我们又不得不生活在“一万句话”的重围之中，为了一种幻想就得丢掉一切。我们的精神转向了不可接近的东西，这就让叙事者有一种神奇的空间，让阅读者有了莫名的焦虑。我们始终为一种无名的等待所激励，等待也是一种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句话”是某种东西的标志，但它并不是某种东西本身。“一句话”之所以抵得上“一万句话”，还在于“一句话”的无法显现和难以抵达，“一万句话”体现了言说和世界的关联，“一句话”则是表达言说和世界的距离，为了“一句话”，我们时时生活在“一万句话”的牢笼之中而无法自拔。
我认为，刘震云要我们注意的是话多和话少之间无法沟通的深渊，尽管它们共处于一个世界之中。“一句顶一万句”只有在反讽的意义上才能成立。“一句话”是我们的渴望，其意义不在真实的渴望，而是渴望的真实，尽管我们的生活为“一万句话”所包围，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摆脱那“一万句话”的围剿。让人不能释怀的是那“一句顶一万句”的题目，这是那特殊年代中的特殊话语。熟悉的人自可从中推断出“说”的形而上学意味，不熟悉的人完全可以怀疑其作为小说题目的不确切性。实际上，惯于幽默和嬉戏的刘震云，在不经意之中把那特定含义的“一句话”请下了神坛。当然，这种不经意是来自文学手段的效果，反讽的言语具有交易的特性，在这种交易中，每个参与者挪用对方关于认识、信仰、意图、态度等方面的假设。比喻语会丢失意义，特别是当交际的双方不能共享理解所需要的信息或文化常数时，隐喻便难以接受。根据德勒兹的意见，当我们就语言提出问题时，我们真正开始思考的不是“这是什么意思？”或“谁在说？”而是“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刘震云邀请我们对其小说进行一种对位式的阅读，在这种阅读当中，“一句话”与“一万句话”通过各自的虚与实相互作用，有时候它们的关系是合声，而更多时候只是复调。这种邀请的重要之处不在于让我们重返可以想象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而是把“一句话”请下神坛之后许多洞见和论点如何成为可能。“一句话”和“一万句话”包含了语言的两个方面，它们各自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意义也许针锋相对。“一万句话”很容易理解，因为它是日常和世俗的，是我们相互交往和表达的必然产物。“一句话”则难以捉摸，因为它的意义是无法包含在“一万句话”中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句话”从未出现在“一万句话”中，但是“一万句话”也构成了我们接近“一句话”的唯一途径，它在“一万句话”上留下蛛丝马迹，但绝不会在其中得到揭示。当吴摩西为了那句他始终都不明白的话要离开伤心之地时，当牛爱国要听章楚红那“一句话”在茫茫人海之中四处寻找时，小说的上半部和下半部都结束了，这都是没有结果的结果。我们很难想象“一句话”的出现，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那将是话语的终结，那将是小说的死亡。不是没有“一句话”，而是我们无法阻止那强烈的渴望和追问，“一句话”是隐秘的符号，是永无休止有待破解的密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句话”就是吴摩西要离开伤心之地，也是牛爱国他妈永远无法清楚找回的故乡。
四
刘震云是位经常和我们过不去的小说家，在那失去阅读耐心的时代，他给予我们的却是无法消受洋洋洒洒二百余万字的四大卷“故乡面和花朵”；在这为利所惑为物所困的年头，他让我们领略了满腹心事到头来却是一腔废话的语言奇观。当话语尘土飞扬之时，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家长里短、邻里纠纷、痛苦人生、儿女情长最终都像古老的行星被吸入黑洞那样，在喋喋不休的扰嚷之中土崩瓦解了，而说话自身倒成了最了不起的故事。刘震云的玩笑不大也不小，它是不经意的，又是致命的。他在颂扬说话的同时，又不时地在颠覆说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颂词，而“一万句不顶一句”又是对说话的颠覆。其实，拆除语言的牢笼终将是一桩“失败”的事业。说话既开拓生活的内容，又在生活中开拓说话的疆土。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并不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一种表达“思想”的次生方法；它是人的生活活动的真正范围，是它首先使世界存在。在人所特有的意义说，没有语言便没有“世界”。我们拨弄语言时踌躇满志，结果到头来被语言所操弄，小说家只能栖息在语言里，让语言自己说话，实际上我们谁都管不住说话这张嘴。我们不能张嘴，我们是一张嘴就会犯错的主人和仆人。
一方面是我们无法摆脱说话而生活，另一方面是我们无法容忍没有想法的言说，言不由衷的活法，也许后者是前者的原因，也许两个方面都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说话对刘震云来说意味着，那顶得上“一万句话”的“一句话”是过心的话、知心的话。但生活中，那“一句话”果真那么轻而易举地说出来的话，那么由千言万语所构筑的言语世界早已崩溃而不复存在了。“一句话”和“一万句话”不应有共通之处，但不幸的是它们之间确实是有的，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说话本身。“一句话”是令人神往，但恰恰又是无法实现，至少是难以言说的；“一万句话”无处不在，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一句话”是我们的梦想，而“一万句话”则是我们的现实，现实是我们没有梦想难以勾划出来的东西，反之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万句话”那毫无节制的围城之中，却又时时刻刻寻觅“一句话”那梦寐以求的境地，这既是它们的区别，又是它们不可割舍的联系。我们向往“一句话”，却花了太多时间整日和“一万句话”待在一起。
说到《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作者自己解释说：“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话。”实际上，简单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意向，因为这种意向就是要祛除复杂，正如诚实是为了避免虚伪，坦率是一种想要克服沉默的意向那样，一个不知虚伪或沉默为何物的人是不可能表现得诚实或坦率的。正是这一简单的目的，才造就这部小说的复杂的叙事，一句知心的话成就了刘震云小说“众声喧哗”的语言特征。至于说到人心，那也不是简单一说所能了却的。《人民文学》在发表此部长篇时，编者的留言中这样说：“‘心’完全是中国的，西方文化中讲的不是‘心’而是‘灵魂’。当然，现在中国文学也讲‘灵魂’，但中国人的‘心’大概没有因为知识分子的讲而更新。”我想补充的是，中国人的“心”大概也不会因为我们在刘震云小说中听见的故事而简单了。心是情感、梦想和怀旧的家园，但也是乖僻，难以预料的情绪家园，是生命突然给我们某种意外的地方。心不是一潭死水，也不是固定不变、清澈见底之物。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说法在中国也古已有之。而将“心”与“灵魂”的差异归之为中西话语的区别也不见得有多少意思。需知，那诞生“一句顶一万句”的运动，就是一场以交心的方式触及人们灵魂的浩劫。在这里读者有很多注释的工作可做，而不同的读者也会有不同的诠释。其实小说中也有读者，牛家庄关帝开光连唱三天戏，那本不喜欢听戏的老曹两场听下来，忽然开了窍，不由感叹“戏里说的事，也是世上的事，怎么戏里说的，就比世上的事有意思呢？”戏的感人和有意思自有戏文的道理，但在刘震云看来戏里说的事胜过世上的事还有更进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中国人太孤单太寂寞了，几千年活得都这样。”如同小说中出现的另一句感叹：“可怕的是人没老，心老了。”困扰我们的经常是我们的“心”，我们在难以知晓别人的“心”时，也不见得明白自己的“心”，这也是产生孤独的根源。在被言语困扰的同时，也为“心”所困扰，明明白白的“心”经常是不明白的，要了解它，有时我们必须跳开自身的影子来观察它。
刘震云是一位饶舌聪明的叙事者，他的叙述总是掺和着一种古怪的津津乐道和喋喋不休。俚语、方言、口语，特定社会、区域、职业、阶层的行话和日常用语经由他的转述、“翻译”和解读，阅读者不仅没有障碍，而且浏览之中还饶有兴味。从卖豆腐、赶大车、做醋、喊丧、弹三弦一直到跑长途、修整公路等等，通过一百年的行业变迁，演绎出活生生的变迁史。当然，不变的还是那难以捉摸的人心，还有那难以寻觅，无法说出口的“一句话”。叙事者讲一套往事很过瘾，而其讲述的内容分明是我们现实生活随时可以触摸的东西。读他的小说，我们总有一种感觉，通过文本开拓的现实正在向后消退，而在现实中开拓文本的疆土正在走向前台。刘震云的叙事明白流畅，他所努力追求的是“把大人物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话，转成对身边朋友的饱含深情的话。”但有意思的是，他笔下大量出现的句式却是“也不是……也不是……而是”，“不是……也不是……还是”之类的，此类句式曲里拐弯且非常拧巴。
总之，这是一部关于追问的作品，其魅力不在于追问的答案，而在于过程；这又是一部关于寻找的作品，其最终的目的也不在于我们找到什么，而是在于我们无法阻止我们最终能达到目的的热情、欲望和信念。“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我要想不清楚这一点，也活不到今天。”小说临近结尾时，何玉芬在牛爱国出走前送给他的这句话始终萦绕着整部小说，难怪牛爱国听来，“这话跟妈曹青娥生前说的一样。”也难怪作者在谈及小说时提到流浪和漂泊，离开故土和家族，既是地域的又是精神的缘故。总之，延津是个放大了的故乡，对所有异乡人来说，它几乎是一个无处不在、挥之不去且众说纷纭的地方，它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无论是出走和回归。而那“一句话”又是断了线的风筝，是我们日夜不离的思念，但又永远属于未来时态，它既是逝去的时间又是重现的时间，遗失和重新发现经由它们而格外珍贵。值得指出的是，刘震云以往那狂放恣肆的文笔到了《一句顶一万句》多少有点遏制，与此同时，那些荒诞的色彩也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如同本文一开始所说，吃和说是刘震云小说世界的盛宴和狂欢。巴赫金曾在研究《巨人传》的专著中假设语言自身的根源可能就在食物的分享活动中，并认为这是文化对自己的最初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吃的盛宴中，刘震云探究的是人如何被世界吞食，唯有在说的狂欢中，那位善于言辞的叙事者则战胜了世界，吞食了它而没有被吞食。叙述语流的繁复和过剩，众声喧哗是如何被解约，而叙事的直白又是如何有一种自身的丰富性的，这些都是刘震云创造虚拟世界的方法。通过阅读，我们会对说话的功用有了更多的感叹，我们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说话可以用告知或误导，澄清说话人的想法或者把别人弄得糊涂，展现自己的聪明或者拒绝别人的明白，也可以用来沟通或者增加彼此间的隔膜。最重要的是，小说中的这些说话人都是角色，他们困在故事里，充满着焦虑和孤独，自己也很急于讲故事。
《一句顶一万句》问世一年多来，获得众多的好评。应当承认这些好评绝非溢美之词，但缺乏批评也是一个事实。我这里所说的批评不是眼下那种可以当作新闻，只求吸引眼球而无需大脑的批评。还是《人民文学》编者在留言中所说的：“这是一部‘立人’之作。作者先做了减法，先把小说家和评论家习惯的看人看事的条条框框拆了去。没了这些条框，很多小说家大概就不会写小说了，很多人也不会读小说了，抓了条框，白手描之，刘震云是要‘及物’、要触摸条框下兀自跳动的人心。”这是精彩且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点评，但讲得有点玄，引人深思，但并不全然明晰。小而言之，做了哪些减法，拆除了什么条框，没有细说，大而言之，减法可以做，但总不能让叙事进行负运作，条框可以拆，但不能也不可能全数拆除。就是一部小说史来说，也是不断做减法同时又做加法，同时不断拆除旧的条框而不断确立新的条框的历史。小说的本性如同人性和人心一样总是存在的，叙事的根本模式也是无法拆除的。做减法和拆除某些条框无疑是刘震云的创新，我的疑惑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刘震云有些地方在泼去污水时是否连同婴儿一起丢弃了？这使我想起布罗代尔在论述历史叙事的那段话：“我有时会将许多模式比作一只只的小船。令我感到兴味盎然的是，一旦小船被建造成型，便将它放在水中，看它是否能漂浮起来，然后再让它依我所愿沿时间之流，或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当它们遭遇海难时，总是最为重要的时刻。”我的遗憾是，作为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缺少的正是“遭遇海难”这样一段“最为重要的时刻”。
2010年5月19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