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程德培
刘震云的小说总是和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他的许多小说的开头总是和吃有关，比如《新兵连》，“到新兵连的第一顿饭，吃羊排骨”；《单位》开头，“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比如《一地鸡毛》，“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官场》开头，“县委书记到省城开会，就像生产队长进了县城，没人管没人问。四人住一间房子，吃饭到大食堂排除买菜。三天下来，个个嘴里淡出鸟来。”而眼下的这部长篇讲的是关于嘴的另一种功能——说话，依我看，说话这张嘴可能在刘震云的小说史上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比如《一腔废话》，讲的是词不达意的废话是如何成为有意味的言词，比如《手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言不由衷的谎话是如何折射出人的生存困境，《一句顶一万句》则更邪乎，说话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叙事的舞台，不止是历史的舞台更是人生的舞台。通过说话来讲故事，这是刘震云小说的形式，也是他的特色。问题在于，通过“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的百年叙事，延津人如何说话，说什么话，和谁说话成了故事的条件、成了叙事的内容。更多的小说是通过说话来探讨历史的绵延和人生的微妙，《一句顶一万句》不然，它致力于探讨的是关于说话的百年梦呓。
刘震云的能说会道是众人皆知的。胡河清生前那篇有趣的文章，题目就是“王朔、刘震云： 京城两利嘴”。京城有多少张利嘴，我们不清楚。但把刘震云这张利嘴归之于京城则多少有点问题，因为其注册商标明明是“河南延津”。严格地说，刘震云应该是在北京注册的河南名嘴。之所以纠缠注册地与商标的不同，那是因为对刘震云来说，这恰恰隐喻了其大多数作品的结构性地图和密码。恰如陈晓明所指出的，刘震云的作品，“通过乡亲关系或家乡关系，把都市与故乡重叠在一起，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也混淆在一起。所有在都市发生的故事都是关于家乡的故事，都是对故乡的一种隐喻。”《一句顶一万句》由“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分构成，出走和回望既是梦的符号，也是时间的符号，向望和回望，核心是一个“望”字，不同的是时态，一个是未来时，一个是过去时。出和回又是一种行走的姿态，一个是此山往那山，一个是那山朝此山，出出回回构筑了关于家乡的百年记忆。总有一种符号的强力驱使我们去探寻，它剥夺了我们的安宁。归根结底，出走和回望都是来自于不安宁的“种子”。
一
这部长长的言说之书，从交友开始，讲的尽是些人与人如何做朋友。卖豆腐还卖凉粉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十三岁的杨百顺和十四岁的李占奇做朋友，是因为共同喜欢上一个人——罗家庄做醋的罗长礼；杨百顺十六岁之前和剃头的老裴是朋友，尽管相互之间一年也碰不上几面，自打认识之后也没说过几句话，但杨百顺七十岁之后，还常常想起老裴；有三十顷地，家里雇着几十个伙计的老秦和开粮店的老李交朋友，那是因为一个主意大一个没主意；还有剃头的老裴和杀猪的老曾、箍桶铺的老汪和“隆昌号”粮栈的掌柜老廉、三弟杨百顺和同学牛国兴，和贾家庄弹三弦的瞎老贾等等。在作者的精心布局之下，上部“出延津记”呈葫芦串结构。表面上随意说出的一则则故事，张三和李四的交往，王五与阿六的纠葛，贯穿其中的是杨百顺的成长史。自然，这一次成长史又是一部和各色人等交往的历史。一次次交往伴随着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失望又伴随着一次次的希望。其间，生计与奔波、家庭与婚姻、理智与情感、现实与向往都淹没于言说之中。刘震云在解读《故乡面花朵》时曾说：“胡思乱想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原动力，但是光胡思乱想还不行，比如每个人清早起来疯说话，一张开嘴就说话，哪个人一天都得说上两三千句话，晚上他再说梦话，还得加上三十多句。这些话里到底有多少是有用的话，有多少是没有用的话，有多少又是废话和无聊的话？仔细想想，百分之五有用就不错了。”我们的说话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并不由我们的思考来衡量和决定的。所有的言语要求回答，说总是意味着听，意味着有所回应，即使是这种回应是没有着落，哪怕回应的只是沉默。说话不止是对世界的反应，其本身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与人的交流对话，并由说话并期待回应所决定的。刘震云的烦恼在于“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人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保险的”。一旦神退出了叙事，成了空出的舞台，一场话语危机的话剧便开始上演。在没有神的时候讨论神的好处，这很像刘恒的小说题目是一种“虚证”。实际上有神的日子不是没有过，回想当年，我们每天唱着“我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的时候，孤独的我依然是一场空白的梦。有心里话，必须找一个人你才能告诉他。说话是为了找听话，刘震云断定，“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为了强调说话，于是人与话语之间划了一条红线，其实所谓红线并不存在。让语言自己说话，而人却身处其外，这样的简化如此惊人，以致被驱逐的关于无法分享的复杂性只能像影子一样跟在后面。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阐释所造成的缝隙，更容易打开而不容易弥合，它使人觉得通向理解对象的道路异常艰难又变幻莫测。我们活生生的存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语言污染了，都觉得我们说的是心里话，实际上恰恰是“话”背叛了我们的“心”。所有的人物都在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之间不断交换角色，我们总是不断地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建构他人的同时被他人的言辞所建构。任何对话总是被其他对话所打断，一种对话总穿插着其他对话。世事难料，人心也不是铁板一块，如同杨百顺的名字经常在不断地变化，信教改为杨摩西，入赘吴家改为吴摩西，而到了“出延津记”结尾，中年男人问吴摩西叫什么，他思量良久，答：“你就叫我罗长礼吧。”
刘震云的小说内容有时很容易概括，《一句顶一万句》写什么，作者自言，“两个杀人犯以及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但刘震云的故事又很难重复，不断地出走，不停地寻找，话语如滔滔江水，说话一段接一段，说理绕来绕去，神龙见首不见尾。于是说得着说不着话，说得上说不上，过不过心，好话说成坏话，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假话、瞎话、掏心窝的话，一件事扯出十件事都成了涂抹刘震云故事的色彩，演绎事件的动力，用小说中的话说，“事情经常是这样发展的”。吴香香说话上像她娘，但她娘不识字，话虽然多，一半是胡搅蛮缠。吴香香上过三年私塾，话能往理上说，不但能往理上说，偶尔还能抓住事情的骨节，正是因为这样，更能挑出人的毛病。同样讲，方式也不尽相同，蔡宝林讲理是自个儿讲，不让别人讲，好用自个儿的理把别人讲通，老秦讲理自个儿从来不讲，却是让别人讲，本来事情没有那么多纰漏，也让你说得漏洞百出。看得出，这里是说话的天地，不止说的方式各不相同，不同的方式都有着不同的表相和释义。爱说话者喜欢不爱说话者，那是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听话者。吴香香她爹是个闷葫芦，她娘是个快嘴，她爹一天说不上十句话，她娘一天得说上一千句话，不管说得在不在点子上，一千句也把十句给淹了。还有那牛爱香和宋解放的婚姻，牛爱香对牛爱国说：“给你说实话，姐现在结婚，不是为结婚，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话。”说话既是需求也是一种交往方式，既是欲望也是一种交换。一整套自以为是的说话总是企图让我们承认生活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叙事者热衷于彰显叙事契约的经济色彩，供和需、提供和反馈、“自我”和“他者”，说者和听者的相互依存。作为交易的说话是如何让一个个喜欢说话和一个个不爱说话的纠缠在一起，彼此折磨又相互需要，这既是小说的生态又是其结构。不爱说话和沉默不语养育了其对面的能说会道，用小说中的话说：“咱们自个儿说不起话，就不能怪别人有言在先了。”说话是一种需求，像银饰铺的老高“做银饰时，爱边干活边跟主顾说话；不干活时，嘴便是闭上的。边干活边说话，说的并不是银饰，而是街上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也是借说别人的事情，来冲淡做活的寂寞。”听别人说话也是一种需求，例如“遇上雨天，吴摩西不愿在家待着，便到隔壁老高的银饰铺串门。串门不为别的，就为听老高说话。吴摩西嘴笨，本不喜欢多嘴多舌的人，但老高是个例外。别人认为老高是闲磨牙，吴摩西却不这么认为。”更多的时候，这种需求还是一种摩擦和抗争。老韩因为话多，一句句不过脑，句句是虚的；牛书道不爱说话，正是因为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句句过脑子。其实，不爱说话也是一种言语，既是一种秉性也是对嘈杂的无意义的爱说话的一种批评和不满。大多数的时间杨百顺是在这种不满之中成长的。
相比之下，弟弟杨百利是个例外，他甚至可算是这个地方的另类。和其他多话者相比，杨百利那过过嘴瘾的“喷空”则闪耀着叙事的光芒，“所谓喷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有时喷得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里去。”叙事者继续解释说：“这个喷空和小韩的演讲不同，小韩的演讲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和废话，而喷空有具体的人和事，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故事。”能说会道，善于喷空的杨百利，几乎是个具有多重意义的人物： 既是故事中的人物，又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角色。除了开头和结尾之外，喷空的所有行为都是小说的准备。喷空这种说话方式类似虚构的某种功能，是一种没人相信也没人需要相信的东西，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传播宣传意义，而是一种自我满足和宣泄的情绪及态度借以表达的出口。“喷空”总是添枝加叶，更多的时候是无中生有，它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是一种使用的价值而非表达的功用。对杨百利而言，说话已不是传达或表示出某种意思的工具，我们不可避免地是话语的代理人。话语是一种权力，言辞是一种力量，对杨百利来说，“喷空”是一种爱好，这种爱好已不是业余而是一种生活的美学，一种本能的无师自通的美学，是自身价值的展现。为了寻找合适的对练者，他可以随意地改变自己谋生的活计；为了展现其话语的本能，他可以不合时宜地篡改任何聚会的主题，哪怕是自己兄弟的婚宴。“喷空”是杨百利的生活方式，至于这种方式有什么意义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让杨百利来评估“喷空”的价值，那几乎等同于让他跳出自身的影子来观察自己一样，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杨百利是小说中的小说家，故事中的讲故事人，是虚构中的虚构。
在杨百利热衷于“喷空”的背后，暗藏着对日常琐碎生活的不满。从认知的角度说，日常琐碎的日子是真实的存在，是我们每日与之相伴而无法摆脱的生活。比起琐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虚”，所谓“虚”，是句延津话，就像“喷空”一样，叙事者继续翻译说“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与此相通还有牧师老詹的瞎老贾弹三弦唱曲儿，离奇的还在于他从这曲儿里听出了生存的理由。加上县长老史天天能看的锡剧，常年看不上锡剧的老鲁，在脑子里的“走戏”。如果说“喊丧”已稳定为一种职业，舞社火是一年一度相对固定的集体狂欢，各种不同门类的戏曲早已成为人创作的相对固定的程式的对话，那么杨百利的“喷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原创。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因一个“虚”字走到一起来了。“虚”是“实”的对立和反应，“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一种异常在习常中的实现，是对真实生活的加冕和脱冕。这种“虚”的生活关键在于“能脱离眼前的生活”，难怪小说中借用新任县长老史的分析认为，“社火又与一出戏不同，戏中只有几个人在变，现在一百多人都比划着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就不是静不静的事了；如全民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再坚持原来的那个，从此就天下大治了。”我们在阅读中发现，刘震云发展了一种比较分析性的叙事，在分析比较的过程中，他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兜售一种既是民间的又是哲理的，既是说理又是反讽，既是生活中的鸡零狗碎又是形而上的东西。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永恒的抽象思辨，都演绎为叙事中的沉默式的疑虑，变为日常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满腹狐疑。
小说中写到两次社火，对杨摩西来说这社火过得是一“虚”一“实”。那“实”的一年，杨摩西扮阎罗，阎罗就成了另一个英俊的年轻后生。有些憨厚，又有些调皮，有些羞涩，又有些开朗。提肩掀胯、一颦一笑，他不像阎罗，倒像潘安。而那“虚”的一年，在吴香香的支配下，杨摩西只能在人山人海中边卖馒头，“边捎带看上两眼。或者，干脆连这两眼也不看了，埋头卖馒头，就当社火不存在。眼里不存在，心里倒更存在了。白天不看，夜里不由自主，像竹业社的掌柜老鲁一样，社火开始在脑子里走。”看来“虚”的生活是和人的内心维系在一起的捆绑作业。人尽是有想法，有追求的，对残酷冷漠的现实来说，人心经常是多疑的不世之才。“虚”不止是“实”的对立，更是一种解构，是一副转为更加真实可靠的解毒剂。对杨百顺来说，在社戏里扮阎王、和继女巧玲在一起、用竹子编牧师老詹生前设计的教堂，才是真实可靠的；只有死去的老詹和走丢的继女巧玲才是心里永远可以说得着的人。“虚”是心的延伸，是它的手臂和翅膀。我们自然也不会忘记小说中还涉及更“虚”的地方，那就是对主的信仰。老詹在延津传教四十多年，七十岁了，只发展了八个信徒。杨百顺为什么信主，他对老詹自白：“我原来杀猪时，听你说过，信了主，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前两件事我不糊涂，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后一个往哪儿去，这几年愁死我了。”这种自白式的话语有着刘震云一贯的幽默、反讽和嬉戏。杨百顺成了八分之一的信徒，这是事实，而杨百顺是否真的有了宗教的信仰，这是一个问题。对叙事者来说，这块土地因失去了和神的关系而陷入了一种危机，一种无以言对的痛苦和孤独却始终都是萦绕不去的疑虑。有了这种想法的叙事方式是危险的，而且它的危险也正是其迷人之处。
二
阅读小说，有时候你得认真揣摩叙事者的意图和方法，以及他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意图，不然的话很可能会产生诸多不必要的误解。有时候你必须区分小说中哪些人物已摆脱叙事者的控制，成为相对独立的灵与肉，而有些人物则始终还是叙事者意图所牵制的木偶。这种区分很重要，不是为了证明孰优孰劣，而是为了防止阅读成为作者意图的随从和跟班。《一句顶一万句》以不断变化捉对厮杀的对象表达话找话的困境，相信说话为了表意，但事实上我们却生活在言不由衷和词不达意的世界中。说话不仅产生欲望，而且也是因欲望而产生。“人多嘴杂，一人一个长相，一人一个脾气，一人一个路数。”新上任的呼延却是跟另一个县长小韩一样，喜欢讲话，一讲起话来眉飞色舞，两手高举，像挥着粪叉，讲起话来，爱讲一二三点，从一点说到十点，还不停歇。需知，这些滔滔不绝，蹩脚而又没有多少意义的话语是如何充分地把想说话的渴望表达出来。废话自然是没有什么回报的，但是那若隐若现的渴望却是养家糊口必不可少的一份兼职。多话者本质上是独白式，他总是自由述说他想说的话来强制听者的意愿，喜欢有去无回的交易方式。小说的下半卷“回延津记”尽管时代、地点、人物都不同了，但说话的欲望依然如故，因说话而捉对厮杀的模式依然如出一辙。上下两部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杨百顺和牛爱国成一分为二的主角，出故乡和回故乡成就百年轮回的宿命。故乡是远离者梦系绕缠的家园，失去的家园才是真正的故乡。出和回实际上是一种重复、一种翻译，是一种彼此证明的存在。这种以上下两部互为影子、互为正文的结构，在同类长篇确实不多见，因此怀疑其是否构成真正意义的长篇也是有其存在的理由。
“回延津记”继续以说话为主旨。拉拉扯扯、无拘无束，既家长里短又海阔天空，既简易明白又曲里拐弯继续是其言说的方式。牛爱国，自己遇到为难的事情，世上有三个人指望得上： 冯文修、杜青海、陈奎一。“心里忧愁，可以找他们坐一会儿。坐的时候，把忧愁说出来，心里的包袱就卸下许多。赶上忧愁并不具体，漫无边际，想说也无处下嘴，干脆什么都不说，只是坐一会儿，或说些别的，心里也松快许多。”小说作为一种叙事，如何说话自然是叙述者的“原材料”，如今，言说的方式和言说的东西重叠成似是而非的东西，或者说是成了难以区别的叠影。说话既是产品，也是生产；既是商品，也是交往；既是标也是本。料想不到的是，这三位能指望得上的朋友到头来还是一次次的失望。生活的辩证法总是让事情走向反面，它所指望的词语总是从“但是……”开始。如同假话是从否定的角度证明真话存在的可能性，废话只是多余的一面去诉求实话的假定性。叙事者感叹道：“事情想不明白，人的忧愁还少些；事情想明白了，反倒更加忧愁了。啥事看近点，事情倒能想开；看得长，心就更宽不了了。”刘震云小说的上半部，杨百顺生活在延津，故乡的概念是模糊的，一心想的只是离开和出走，而下半部中牛爱国的母亲曹青娥虽然生活在异乡，但故乡则始终是其无法泯灭的记忆。远离的家园才是真正的故乡，如同普鲁斯特所言，失去的天堂才是真正的天堂。
小说的下半部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爱说话的叙事者讲述了一大堆不爱说话的人物。牛爱国姐姐牛爱香的恋人邮递员小张“国字脸，白净，不爱说话，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别人在说，他在听。”谁知这个不爱说话，爱笑的人一肚子坏心眼。牛爱国的老婆庞丽娜不爱说话，牛爱国也不爱说话，这两个不爱说话的人在一起没话说。叙事者分析道，不爱说话和没话说是两回事。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原来这里讲的是两人的婚姻已走到了尽头。与此不同的是，牛爱国不爱说话，陈奎一也不爱说话，因都不爱说话，两个人倒能说到一起。他们在一起，牛爱国能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事，陈奎一能把一件事说成四件事。有话没话原来也和关系、境遇、环境有关，不爱说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种地的老韩“整天和牲口、庄稼打交道，本该不爱说话，但老韩一天得说几千句话。”老曹的老婆“一个跟人吵了一辈子架的人，到了晚年，话突然少了，对人笑眯眯的。”不爱说话自然和不说话是有差异的，但更多的时候，它们又总是在和孤独的沉默打交道。曹青娥不说话是因为生命走到了尽头；子女们也没话说了，不是因为“他们也不好意思说话，或在着急，而是不知话从何说起。”说到底，不说话的沉默是说话的组成部分，如同孤独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样。归根结底，沉默与孤独都是内部导向和外部导向遭遇障碍和排斥的结果。话语遇到心灵的迷宫和碰上交往的迷途，都会打击我们的自我认同。杨百顺在入教时，自以为明白的“从哪来”只是自然层次的出生证明，而他所明白的“我是谁”也只是知道自己的姓名而成为“我”。我们在这些不爱说话或者干脆不说话的人身上听到的故事，或许比整天喋喋不休的话语更生动和更有意味。有时候，话语的确是一种伪装，但它的背后却空无一物。不爱说话或者不说话也是一种声音，它所抑制的无非是我们一生下来就受制于的语言符号，这有点像与反讽产生共鸣的那一刻，接受者丢失了他∕她的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身份的丢失比起我们的日常屈从他人的意思更具戏剧性。在接受的瞬间，很多内容并没有被表达，但其言外之意却能被领会。话语迫使我们不得不以语言所可以处理的方式来感知、拷问、阐释所谓“真实”，同样，话语也迫使通过一套语法组合来传递、表达、翻译我们内心世界来为别人所理解。但我们也经常陷入无法说、不能说和说不清的困境之中。能说和无法说的局限，恰恰就是我的生活的局限。刘震云作品中的生活现实始终是说话及指涉的问题。并不是说话和指涉可以直接地、透明地道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是说，真实世界，我们内心和外部的世界已经被说话和指涉所污染、所穿透。因此有没有翅膀并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在于你会飞，或者是有人说你在飞吗？在已经说出的东西之外，也许我们更看重的是那些没有说出的东西，作品中雄辩的沉默，有意味的省略以及吞吞吐吐的歧义。
太多的批评留意刘震云叙事对象的特征，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有人认为“他从传统小说那里找到了叙事的外壳，在市井百姓、引车卖浆者流那里，在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小说叙事的另一个源泉。”“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有些批评则高度评价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这些过于明晰，句句是结论的评语总让人心存疑虑。孤独是个令人惴惴不安的字眼，如同对死亡的恐惧安放在谁的身上既无大错又含糊不清。在某种意义上说，孤独既是一种自我的维护又是对外来因素的排斥。不能说孤独和交往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硬要把它们安排在一条线上形成因果链的话，那么出错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交往是自我孤立的反面，说话的意义和说话的行为之间本身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就像小说中县长老史告诫杨摩西的“人在干东的时候，都在想西”；中医老胡他爹说的“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还有杨百顺父亲临终前说的“事不拿人话拿人。”“不是人拿话，而是话拿人。”说话具有不可预知的力量，说话的结果又往往不是说话者的本意。何况言词不止是表达，它和接受者总是结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都是有其隐形的听众，言词是一种双面的活动，是讲话人和接受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产品，是我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桥梁，是说话人与接受者共同分享的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