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简史——唐】●
唐代，科举考试成为朝廷制度，鼓励民众读书，定期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使知识分子出头有日，乖乖被笼络而不去造反。史载唐太宗见新科进士次第而入，喜不自胜：“天下英雄入吾彀（gòu，圈套、机关）中矣。”
但就在唐诗中，有“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样的感叹（“赚”字点睛）。
直到晚清，比如龚自珍，21岁新婚时，豪迈作词曰“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实际上却青灯黄卷，始终不懈，三次乡试失败，五次会试落第，年近40，才中了个三甲，10年后，喊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yīn）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假如考不中呢，也是唐代，黄巢《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终于造反去了。洪秀全也这号货色，但瞧他那些狗屁不通的诗，比黄巢差得远，可见这家伙考不上秀才一点不冤。
●【——宋】●
武则天曾“殿试”。宋初殿试成定制。是不是皇帝亲自把关，这才放心？不仅于此，更显示皇帝是最有学问的，最能代表正确。
宋太祖为防臣下结成朋党，还专门发布诏书，说国家开科取士，是为朝廷选拔人才，士子中举后怎么可以向考官私人谢恩？今后科举及第者一律不准拜会主考官，不得称考官为恩师、庭师，也不得自称门生、学生。
可是，对新进仕途者，谢恩拜会是结交高官的极好机会，主考官们也很乐意培植亲信网罗势力。恩师、门生之谊之称，不仅禁而不绝，到后来竟是愈演愈烈。其实感谢师恩，我认为没什么不好，皇帝老儿不高兴，随他去。
●【——元】●
元代前小半停过科举，中叶恢复，开科取士毕竟是好办法。
但元代将人分作四等，科举也有差别：蒙古人、色目人考题容易，录取列“右榜”，派官高一等；汉人、南人考题难些，列“左榜”，派官也低。
●【——明】●
洪武三十年（1398）科举，录取进士52，全部南方人，北方举子大哗。帝另派官重新阅卷，认为评分没有偏差。大怒，亲自复阅，取61，全部北方人，并处分主考与阅卷官。
朱元璋何尝不知文化的地域差异，但为消除元朝以来的南北隔阂，故意为之。以后，就分南、北榜，规定录取名额。仁宣时，分南、北、中榜，各占55%、35%、10%。
南、北榜以淮河为界，中榜是云、贵、川、桂四省——因蒙古攻宋时，军队曾经过当地，影响语言，虽地属南方省份，讲的却是北方话，故算中榜——以及凤阳府等三府、三州。凤阳是皇帝老家，搭在中榜可占些便宜。
明代考取进士，省份前三名是南直隶3400、浙江2900、江西2690；城市排序则苏州、吉安、绍兴。
●【——清】●
清代只在顺治时，曾有两次科举考试，分汉榜和满蒙榜，除此而外，因担心满、蒙旗人从文废武，被汉族同化，也为表示不与汉人挤夺入仕门径，只设一榜，为汉族知识分子出路，还规定旗人如应科举考试，非但无任何优先，而且不得入鼎甲。
实际上，满蒙汉旗人，只要凭军功血统，便可做官，不识字都无所谓，汉人才必须科举出身。
●【江南尤其苏州之科举】●
明清两代，江南文风甚盛，苏州尤其，可以科举成果例证：清代科举112届，鼎甲336名，其中名列前茅的是：江苏117（内状元49），浙江76（20），安徽20（9）；其他如江西18、山东14、湖南13、湖北12、广东11、福建10、顺天9、直隶8、满洲6、河南5、广西5、汉军4、贵州3、四川3、陕西2（注：满洲、汉军非地名，系八旗军籍子弟者）。
又据钱仲联先生统计，中国科举史上，共产生551状元，苏州一郡，乃有50人之众；就清代论，占全国状元1/4弱（按：一说约1/6），举国无有。
●【满族状元崇绮】●
1865年（同治四年），原大学士赛尚阿子崇绮，因父战败于太平军被革职，发愤读书，循科举台阶，一步步考将上去，直至殿试。八大臣阅卷，卷上着八个“〇”。东西太后大惊，将头三名试纸卷起，入筒，令十岁的同治摸，三次抽出，皆崇绮，天意也。遂成为清朝惟一旗人状元。
几年后，崇绮女儿为皇后，同治死，未百日，殉节（一说慈禧逼死）。庚子乱起，崇绮与荣禄出京；媳被八国联军奸污，自尽；子充苦力，归知，挖大坑活埋诸子，挖小坑自缢于坑边；其母率其余家人自杀。崇绮年古稀，闻噩耗，叹绝后，伤心搓绳。荣禄见，慰。崇瞪目：“都是因为你！”荣去，崇绮自缢。崇斥荣者，因荣策划立溥儁为“大阿哥”事，自己被戏弄，感到知识道德受污，临死前犹愤愤也。
●【开科几年一次？】●
唐代科举一般每年一次。宋初，一或两年一次。
宋英宗时，确立三年一次，以后成为定例，称为“常科”，或“正科”。
如逢皇帝登基、太后大寿、战争凯旋等，可另加一次“恩科”。
若这类庆典正好在正科的年份，则正科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清代恩科约占全部112次的1/5。
●【明清考八股】●
明、清科举制度趋于完善。考试的选题，全部出自“四书”“五经”，文章内容代圣贤立言，必然空洞乏味。
其实，“五经”在唐代已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宋代定“四书”之名后，主要考“四书”；元代规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出题、答题依据。
考题出多了，怕重复，就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抠出一言半语；刻薄的还有所谓“截搭题”，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太便当了，就出成“习之不亦”，搅你脑筋，更坏的是截下前一章末句最后几字，搭上下一章首句开头几字，拼粘在一起，作为考题，你说恶不恶！
●【何为八股文】●
应试文章规定八段格式，必须先用两句“破题”开头，再以“承题”阐明，以“起讲”为议论之始，然后是文章主体——分为“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段，每段实际上由两股对偶排比的文句组成，四段共八股，每股少则四句，多可二十句，由规定的虚词起承转合连接，所以叫做八股文；最后“收结”。
有人以为“八股”是从“破题”“承题”“起讲”“收结”的八段，非。
试看一段仿八股文的东西：“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衷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仿佛文采斐然，属对有致，节奏铿锵，抑扬动听，实质上叠床架屋，言之无物，等于什么也没说。
八股文还规定书写格式，尊词要另起一行，并“抬头”（高一字位，按：今人写请柬、开信封、发通知，称谓对方“抬头”，即示尊意），如“朝”“奏”抬一头，“皇帝”“上谕”抬两头，帝王庙号抬三头，疏忽者重罚；还规定字数，顺治时定为550字，乾隆后增至700字。
现代高考作文规定800字以上，其实很没道理，“凫（fú）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文章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规定字数，如戴着镣铐跳舞，文思难受。
●【公正的“敲门砖”】●
考八股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阅卷评分“公正”的方便，有点像现代“标准化试卷”的是非题、选择题（这两种题因为可以瞎蒙，有人称之为“客观题”，这名词不知怎么想出来的），用电脑也能判卷批分。
鲁迅说过，“八股原是愚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弄成‘一股一股’的格式，阅卷就便当了；“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
八股文这东西，除了用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外，可以说毫无用处。
●【“四书”“五经”与八股之害】●
科举考试从县试开始，就重八股；乡试以上，头场考试专考“四书”义三篇、“五经”义四篇。虽然第二场、第三场还考应用文体写作，考经史、时务、策论，乾隆中又加了做一首五言八韵的“试帖诗”，总共十多篇，但若头场卷子做得不好，尤其考“四书”的那三篇，后面的看都不必看了。
“四书”加“五经”，光字数就43万余，而且其中多佶（jí）屈聱（áo）牙的文句，足以把你读死。许多人从小死记硬背半通不通的经文，牺牲快乐的童年，何其痛苦；长大皓首穷经，研习时文（应试的八股范文），摇头晃脑，迂腐冬烘，直至葬送一生。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坑，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
清代名医徐大椿（字灵胎，与曹雪芹同时）制“道情”曲：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摆头摇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注：“三通”指唐杜祐《通典》、宋郑樵《通志》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史”或说指“二十四史”之前四史，我疑指类似“三通”的几部书，比如，唐刘知幾的《史通》、明朱明镐的《史纠》、清汪辉祖的《史姓韵编》或后来乾嘉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八股取士，弊大于利】●
国家以八股取士，惟一的“好处”，是让知识分子接受思维与办事的规矩训练，一旦做了官，可以按部就班，终身奉圣贤为楷模，一切照规则办公事。
但事实是：明清500多年中，科举出身的英才，远不能与唐宋相比。而真正的俊彦，例如左宗棠，屡次会试，一再落第，倒是在平定太平军的机遇中，显示出才干；袁世凯连生员都没考上，硬是凭着过人的行政办事和机智应变的能力，成为清末第一大臣。
再有蒲松龄，县试、府试、院试都考第一，15岁即成为生员，但此后就一无长进。他不死心，作过一副联子：“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但结果，连他一手辅导的孙子都中了进士，老先生自己，却一次又一次乡试失利，69岁时写长诗《历下行》，哀叹“怨毒至终身，安能遽忘却”；两年后，也仅成为贡生，再四年，去世了。
自然，如果他真的科场得意，恐怕也就没有《聊斋志异》。明代的徐霞客也是这种情况，他若做了官，哪来这么多辰光旅游、写游记？
●【清末先废八股，继罢科举】●
戊戌变法后，曾废八股，旋又恢复；庚子后，正式废除。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接受袁世凯、张之洞等奏议，宣布废止科举。故中国最后两次科举考试，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之提前一年的正科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之恩科（翌年慈禧七十大寿），此年份都是指秋天的乡试，第二年春天，还有会试、殿试，故1904年（光绪三十年）的春试为最后一考。
因顺天贡院毁于庚子之乱，最后两届会试，都在河南贡院开封举行。殿试当然在北京，考虑路程，比往常推迟一个月。
●【罢科举后，还赏赐功名】●
许多人不知道，清末，科举制度废止后，清廷还曾赏赐功名奖励留学生，如詹天佑工科进士、严復文科进士。又曾由学部主持，唐绍仪为主考，詹天佑、严復副主考，考归国留学生，分文、法、工、商、医、农等科，奖给功名。
此外，大学各科毕业，奖进士；大学预科、优级师范毕业，奖举人；中学、初级师范毕业，奖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奖廪生、增生、附生等。民间戏称大学生进士，中学生举人，小学生秀才，不无缘由也。
●【科举之得四】●
科举制度之得，主要是统治阶级网罗了知识分子，国家机构管理有人，难怪科举废止后，朝廷仍需由吏部主持的考试，选拔人才，分派官职，此其一。
其二，羁縻（jī mí）读书人，争取做官，不去造反，使社会稳定，知识为生产所用。君不见清廷废止科举后，士人一变为断梗飘萍，有志青年另谋前途，不入学堂，即投新军（尤其湖北新军），学生与新军，成了推翻大清王朝的两股重要力量。当然，也有不少人出国留学，罢科举的当年，留学国外的就多达1000人。
得之三，举国上下尊重知识，读书成风。启蒙读物之一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读书的榜样随手可举：勤奋如匡衡“凿壁”，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刻苦孙敬“悬梁”，苏秦“刺股”——头发扯断，大腿出血，这两个太痛苦，场面也吓人，还是“噀（xùn）面”（含一口冷水，仰脸喷）比较好受，炎夏尤佳，寒冬太冷；美妙如“红袖添香夜读书”“雪夜闭门读禁书”，喜极则“金榜题名得意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晓”。
还有够刺激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按：眼下，我看还可以加上“书中自有学硕博，书中自有科处局……”）每念一句，前面都要加三个“读”字，“读读读，书中自有……”你读读看，就知道其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了。读读读，这么多人读书识字，读读读，这么多人通文知礼，比四周都老粗、环顾皆白丁总好吧。
得之四，中国古代，县级以下的管理，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广大知识分子，一辈子接受儒家理念熏陶，即使始终没有入仕，或是做了官后回乡，不少人都成为地方缙绅，保卫本族本地的利益，与政权人物交道斡（wò）旋，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他们对政府，既支持，又制约；对百姓，享有特权，也办实事。
●【科举之失三】●
科举之失，一是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摒弃科学，无视逻辑，几乎所有的人材，都挤上“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既不务实，又不营生。
孔子所强调所重视的素质教育，自科举考试兴起，便成了应试教育。许多人书读不好，却妄自尊大，大事做不来，小事不屑为，“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失之二，是科举考试与官僚体制的激励机制，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重守成，轻创新，尤其当西风东渐，甚至强敌威胁中国时，许多人依然躺在号称数千年根基的文化温床上，无动于衷，不思进取。
与此同时，向中国学去许多文化文明但始终没引进科举制度的日本，知识分子竞学西学以出人头地，开放通商既无障碍，明治维新水到渠成。
●【今日之“科举”】●
我认为，科举比起从前的察举、中正，毕竟合理而进步——有的朝代为限制高干子弟，还为父兄官四品以上的举子专设增加难度的“官卷”，目的是让下层读书人有更多进身机会。
现世高考的形式，报考国家公务员的制度，其实与科举如出一辙，虽说不无缺点，因为没有更好办法替代，仍应该算是个好办法，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考试制度】●
唐代科举可自荐，也可请人推举，称“公荐”——送上代表作，名曰“行卷”（白居易拜见顾况，顾戏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赞“道得个语，居亦易也”）；再送，称“温卷”。
武则天时，为防考官舞弊，曾将试卷“弥封”（糊名），仅写上编号，入宋成为定制。
宋太祖下诏废止“公荐”。
宋真宗时，考虑到笔迹可以辨识，或做暗记，始用“誉录”，即由书吏或雇人将考生的墨卷抄成朱卷，再呈考官阅选。
誊录似乎没空子好钻，其实不然，文字上仍可秘密约定，比如首句或末句用某词，试帖诗中写入某一句，只要买通考官，甚至假手胥吏就行。
●【赴考士子“七似”】●
考试制度愈到后来愈严。士子提着考篮（内装食物炊具，自己烧水煮饭），挟着铺盖（夜间冷），入试场须搜检，上穷发际，下及膝踵，脱衣赤脚，斯文扫地（金代入考场令沐浴，更换公家衣衫）。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袜单层，鞋薄底；考篮格眼剔透，馒头须切开，笔管要镂空，片纸不许携入。考试时发现作弊，当场逐出，轻则革去功名，枷示，杖责，重则监禁，充军，斩决。
从遗存的实物看，确实有暗藏“夹带”者，如在鞋底挖洞塞入小开本“四书”“五经”，于衣服内抄蝇头小楷，录猜题预作“时文”722篇计52万字（超过“四书”“五经”总和，一件衣服写这么多字，要多少工夫）。
蒲松龄形容秀才赴试有“七似”：初入场，赤足提篮，似乞丐；闻点名，官呵隶骂，似囚犯；进号舍，伸颈露脚，似秋末之冷蜂；考毕出，精神恍惚，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期望考中，雀跃蠢动，又怕黜落，坐立不安，似被系之猢狲；报喜人经过，无我，神情猝变，嗒（tà）然若死，似中毒之苍蝇；名落孙山，心灰意败，大骂考官有眼无珠，恨不得将笔墨砚台烧光踏碎，投入浊流，从此披发入山，谁若劝我再考，定当操戈逐之——然而，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似破巢之鸠，衔枝重筑，下一回仍赴试矣。
●【营私之严惩——周家科场案例】●
若是考官营私，须受重罚，甚至下属舞弊，他只不过是失察，也严惩不贷：降级，革职，流放，正法，无一例外。朝廷对此，大多打击过宽，处分过严。
但若国家缺钱用，捐监生功名，卖候补官职（清代可花钱捐到候补京官五品郎中、外官四品道员，但举人以上的出身却不可捐得），那是皇帝缺钱，朝廷受贿，自当别论。
且举一寻常科场案例：鲁迅祖父周福清，进士出身，官七品，丁忧在家，子生员。甲午之战前一年（1893年）浙江乡试，主考恰是22年前同榜殷某。船至苏州，周为儿子用吉及同乡子弟打通关节，令陶仆往送一信，内两纸，一写五人姓名，约定考卷文字暗号，一书“银一万两”，为许诺事成后致谢金额。信送到，殷正与知府王某坐谈，当然不会即启，说你回去吧。不料陶粗人，嚷这信关系银钱，怎不打个回条？殷窘，交王拆，露馅。
朝廷通缉，周投案，花银钱打通关节，因未遂，且自首，判斩监候，后改“牢固监禁”（无期徒刑），囚半年，即闻用吉革去生员，积郁成疾，35岁卒；后减刑，于庚子年出狱，三年后病故。
周家败落时，用吉子树人仅13岁，随母避难鲁镇，饱尝世态炎凉，造就一代文豪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