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与国耻日】●
此时日关东军不到2万，而东北军30万余，半数在关外，厥后，一部分激于爱国义愤，成立东北义勇军，袭击敌军，守土拒日；
一部分撤至关内，蒋调往西北，西安事变后被整编，抗战期间表现一般；
一部分在日本“大东亚共荣”的鼓噪下，叛国投敌，成为伪军。
9月20日，国民政府定“九一八”为国耻日。东北民众纷纷成立抗日义勇武装。
10月，张学良令马占山在黑龙江抗击日军，是为正规军抗战第一枪。
史学界多主张中国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九一八”，所以说抗战其实不止八年，是十四年。
●【“国联”与苏、美态度】●
蒋介石指望“国联”调查“九一八”事变。
苏联怕得罪日本，声明不干涉“满洲事变”。
美国以日本违反《巴黎和约》《九国公约》为由，对其侵占东北之结果不予承认。
“国联”先是“劝告”中日双方停火，撤兵，13国赞成，日本1票反对；继而提出东北主权仍属中国，但地方自治，日本享有某些特权。
1933年2月，国联要求日本从满洲撤退，44国表决，只有日本一国反对。3月，日本干脆退出“国联”，此后愈加肆无忌惮。
●【蒋大权独揽，囚禁胡汉民】●
“九一八”之前半年，蒋介石力主早开国大，制定约法；而一直任立法院长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认为“训政”还没完成，坚执不可。蒋一怒之下，竟将胡软禁。
按：蒋胡之争的是非，姑且不论。蒋介石操纵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五院院长及各部长的人选，都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可见这“国民政府主席”，大权独揽，俨然如同总统；而国民党的“党化司法”，则是一切可以乱来，无所谓的司法。
●【蒋介石再次下野】●
监察院弹劾蒋；支持胡的广东实力派通电倒蒋；汪精卫、孙科、李宗仁与**派参与其事。
宁粤内斗激烈，蒋、孙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粤派谴责蒋“迷信武力”“个人独裁”，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对峙（分庭抗礼，坚持5年）；粤派又分裂出汪精卫，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第三个“四大”……
东北沦陷后，党内外多人猛烈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对此，蒋在日记中哀叹：“中日实力悬殊，仓促应战，必是自取败亡。”
12月中，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因全国要求宁粤息争，一致对外，下野一月余的蒋介石复出，主政南京国民政府。就在当天，日本挑起上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浴血抗战（请阅本书下编第十卷第二章《近现代史事举要》）。
蒋虽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但又以内外患的烈度为转移，变起，决定对日“积极抵抗、预备交涉”，在实际上改变了“不抵抗”。
3月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翌年，蒋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分赴英、美、苏，争取外交支持；积极修建公路、铁路，计划用6年时间训练60个德式装备师，以应对日本。
●【“国际”和中共的态度】●
“一·二八”期间，中共什么态度、作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推翻出卖民族侮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
中共遵命，号召上海工人总罢工，农民“夺取土地”，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当十九路军腹背受敌、含泪撤退之际，中共声称，这是国民党和日本人表演的双簧。
对此，蒋介石也不含糊，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一签定，立即重新策划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初，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国际”斯大林和中共，鉴于昔日与冯合作的教训，孤立之，打击之，甚至策动兵变倒冯。在日、蒋、共三方面的夹击下，8月初，走投无路的冯玉祥，又一次宣布下野。
●【十九路军反蒋】●
11月，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由陈铭枢等领导，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电反蒋。
蒋发重兵“讨逆”。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非但不予援助，还在其行将崩溃之际，“堵住十九路军入粤去路”，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武器，把受gcd影响的部队拉过来。
结果，红军没捞到丝毫“渔翁之利”，却将中央苏区完全暴露在中央军兵锋面前，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
●【伪满洲国】●
1932年2月，日本为使占领东北合法化，趁“一·二八”战火方炽，利用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其“领土”包括东三省（日占关东州除外）、内蒙古东部和热河承德。
苏联率先承认“满洲国”，并与之洽谈让受中东铁路权益——实质上拱手转给了日本。
1934年，“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登基”，年号康德。
今人多因溥仪自述其被日人“裹挟”而同情，但做傀儡固然不自由，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又岂能辞其咎？
●【北方抗日】●
1932—1933年，日伪侵入山海关。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傅作义长城抗战，受挫。赵登禹大刀白刃，令敌丧胆。
蒋介石既怕地方军阀二心，又想消灭红军于未盛，声称对外“委屈求全”，与日签订《塘沽协定》，冀东划为非军事区，只留警察治安，实际上陷于敌手。
冯玉祥率吉鸿昌、佟（tóng）麟阁，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后被迫解散。
中共组织东北抗日民主联军。1936年即任抗联第一路军司令兼政委的杨靖宇，四年后因被日伪军包围，断粮二十余日，顽强杀敌，壮烈牺牲。日军剖开烈士遗体，想看他凭什么严寒中坚持这么多天，胃中只有枯草、树皮、棉絮，军官瞠（chēng）目结舌，医护低头示敬，日军为杨靖宇举行了慰灵祭。
●【“一二·九”运动】●
1935年6月开始，日本华北驻屯军策划汉奸，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等华北五省“自治”，搞成第二个“满洲国”。史称“华北事变”
北平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以燕京、清华为中坚，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义勇军进行曲》战歌唱彻全国。
按：《义》是当年上海电通公司新出品、反映东北民众抗日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国共，无论军民，举国引吭高歌，鼓舞士气，激励斗志。新中国建国时，《义》成为代国歌；“文革”后，正式定为国歌。
●【第五次“围剿”】●
“九一八”与“一·二八”之间，中共趁蒋介石忙乱不暇，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半年后，朱德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蒋介石认为“外患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1933年10月，调兵百万，自任总司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实行保甲制度，堡垒政策，层层紧逼，步步为营，第五次“围剿”井冈山中共苏维埃。
红军政治指导和军事举措错误，与敌硬拼，损失重大，渐次放弃各处的根据地。
这是教科书的说法。应该承认，“拒敌于国门之外”之类口号，确实自不量力，必然失败——但这一错误被夸大了，红军之败亡，更有深层次、带根本性的原因。
●【红军离开根据地的主要原因】●
中共揭竿而起，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本是城市暴动失败后的无奈选择。而要动员世世代代种地为生的农民参加革命，非用非常的手段不可。早期，用杀光富人，夺取其财产，烧光一地的房屋，使无家可归，迫使农户支持革命，青壮农民参军，如前文说到的海陆丰、平江两地的“杀光烧光”政策。
但农民的反抗是显而易见的。随后，中共转变为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上承大革命如湖南的农民运动，下启解放战争的土地改革。
如闽西龙岩、永定（今旅游客家“土楼”处），“开宗明义的工作便是缴枪、杀土豪、烧契（借契、欠条）三种”，因农民对分财主的土地、粮食、财物有顾虑，流亡无产者往往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成为先驱和骨干。
红军的补给，既然依靠对富人的剥夺，井冈山附近，渐渐“民穷财尽”，东向闽西，不久又是一片哭声。到打下漳州，几乎所有店铺的货物，都被“征收”，对根据地的贸易，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要生存，于是到白区去打土豪，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派人专程出击，实施绑架，党内文件称之为“越界吊羊”。
红军内部，则不断肃反，反富农路线，反右倾（如前文已述之处决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搞得人心惶惶；对外，大搞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清查地主富农，或驱逐出境，或就地枪决，没收其一切财产；滥发公债，又动员群众退还到期的公债债券，且屡屡硬性“借谷”，竭泽而渔；强迫“扩红”，将农村男劳动力抽掉80%，等等行为，使根据地开始陷入危机。
苏区老百姓终于丧失了信心，有的地方，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白区。方志敏率领赣东北红军，作为长征的先遣部队，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败，基本上全军覆没。
而在实际人口和土地锐减的情况下，领导者还提出“保卫苏维埃的每寸领土”口号，摆出与敌军决一死战的架势。如1934年4月间，广昌（瑞金北百余公里）保卫战，4万红军主力，损失5000，敌伤亡仅2400；8月，又一战，我减员2000，敌仅折损1000。
以后，中共武装曾几次努力，企图收复重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再也没有这个可能了。
●【红军转移——长征】●
1934年夏秋始，红二、一、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被迫作逃跑式的转移，一年后改称“长征”——有研究者称，蒋介石为全国真正统一，计深谋远，虽称“围剿”，故意豁开西南、西北缺口，放红军一马。
各省军阀为保实力，大多放纵红军过境。如粤予“借道”；桂“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滇“追而不堵”。
蒋介石借跟踪尾追之机，向地方军阀控制的西南、西北，渗透中央军势力。
与红军主力转战同时，若干南方根据地，坚持展开游击战争，境况极为艰苦。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遵义会议，原为检讨湘江之战（1934年11月，红军损失过半）的失败，后开成纠正政治军事路线错误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时，中共中央因为长征，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络多时，没有了干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秦邦宪）主动检讨了责任。
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洛甫）为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周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一重大改组，因与共产国际失联，既未请示，事后也没及时报告，而此时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团长，正是王明（陈绍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
1935年6月，先前各自出发长征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等统率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北部的懋功会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8.6万人，此时包括伤病员，仅存约1万人，红四方面军兵力是其六七倍之多，装备更不能比。中央增补后者领导人入政治局，周恩来将军事指挥负责者一职让给张国焘，并将两路红军混编。
会师后的红军，向何处去？张闻天、毛泽东主张北上，向川、陕、甘，以打通苏联；张国焘一方面质疑，未经国际批准的改组后中央，究竟合不合法；一方面主张向西，或暂时向南——因为苏联曾多次表示，希望红军朝四川发展，不要太往北，成为日本进攻苏联和外蒙的借口，而且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堵截，自然条件也不如南下可达的四川。
●【两部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
毛泽东努力说服张国焘，南下与少数民族打交道非常困难。
张国焘却以军事负责者身份，命令部队南行。
毛泽东拉出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半夜悄然出走，一口气跑出100多里。
两部红军分裂。随即，张国焘公开否认离开的中共中央的合法性，自立中共中央。
实际上，北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兵力，十倍于中央红军，毛泽东处境危险。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幸而，9月中，中央红军在甘肃哈达铺镇（今属宕昌）捡到一张旧《大公报》，得知陕北有根据地，国民党鞭长兵薄，于是号称“北上抗日”，确定以陕北为长征的目的地。
10月，中共中央与不到6000人的红军，抵达陕北，终于站定。
又一个幸而，共产国际因电讯不通，委派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林育英，穿越沙漠，于11月来到陕北，传达国际的最新指示：鉴于蒋介石在“华北事变”中似乎愿意抗日的态度，而日本对于华北和满蒙显示出野心勃勃，中共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不反对接近苏蒙边境。
●【张国焘“归正”】●
由此，中共中央不仅“名正”，而且“言顺”。
名正——林育英虽然承担的使命只是传达文件，但毕竟是共产国际委派来的。中共中央当然向他报告了遵义会议对于领导机构的重大变动，林育英也当然默认了
言顺——这支红军离开张国焘，向北方发展，与共产国际改变了的指示不谋而合，由此可见我们是正确的。
毛泽东抓住时机，电告张国焘，中央已与国际恢复联系（实际上只是来了个林，通讯联系尚未接上），劝他不要“自弃于党”。
张自立“中央”木已成舟，不甘示弱。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毛泽东又请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出面，向张国焘说明北上方针正确，“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实际上没有此使命）。
至此，张国焘不能不妥协，不再以“中央”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