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的北京城，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里，有一个青年才俊 – 他愿意别人这样叫他。”一根烟抽过了一半，袁导才开口。“他从全国最有名的那所大学毕业，学历史，欧洲历史。如果可以分得更细一点，他的专业是东欧历史。”
“哎，说好了，讲自己的故事，怎么又 ……”小郭的女友嚷了起来。沁园瞪了她一眼，把她那半截抗议瞪了回去。
“未到三十岁，他就已经发表了许多篇论文，在国内国际的期刊上。三十出头，当别人还为副高职称打破脑袋的时候，他已经顺利晋升正高，成了博士生导师。
“他进社科院的第三年，认识了一位外文所的女孩子，学法国文学的。他见她的第一面，头脑还来不及形成任何想法的时候，心就咕咚一声头重脚轻地栽了进去，一下子栽进了深渊谷底 – 他猜想她也是。三个月后，他们就结了婚。一年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女儿。
“那时的北京，还来不及精彩热闹起来。他们住的，是院里分配的宿舍楼，厕所厨房在屋外的走廊里。半夜起来上厕所，得从热乎乎的被窝里钻出来，披上冰冷的大衣，走到屋外。他的母亲从乡下来帮他们带女儿，一家四口住在一个用布帘子隔成两块的小房间里，夜里每一个动静听起来都惊天动地。她的事业很不顺，晋职进修，每一个关口都是逾越不过的沟坎。她很灰心。‘憋死了，快憋死了。’这是那几年里她最经常说的一句话。
“后来她决定去法国留学。他其实不想让她走，可是他知道如果她不走，她也许会患上忧郁症。那阵子她失眠得厉害，神情举止都有些恍惚。于是他放了她。她把女儿留给了他。他的母亲有事回了老家，他又舍不得让女儿跟奶奶到乡下，于是他就成了女儿的爹，女儿的妈，还有女儿的奶奶。他知道哪一种痱子粉用起来最省钱也最有效，哪一种奶粉保存期长又合女儿的口味，他背得出女儿托儿所老师和小儿科医生的电话。女儿开始说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会在人前叫他‘妈妈’。
“过了一年，她写信来要他去法国探亲。他其实是不想去的，因为他太喜欢他的专业了，他舍不得放弃。他心里有杆秤，一头摆着她，一头摆着事业，他实在分不出，哪一头比哪一头更重。最后终于让他选择去法国的，是女儿。女儿快四岁了，依旧一时清醒，一时糊涂。清醒的时候，她管他叫爸，糊涂的时候，她管他叫妈。
“就这样，他带着女儿，来到了巴黎。他的英文不错，却完全不懂法语。他不认识街上的路标，也看不懂商店里的商品标记，甚至听不懂女儿幼儿园老师最简单的一句问候。在巴黎他尽失了他的聪明睿智灵气，在巴黎，他成了一个有眼的瞎子有耳的聋子，一个嚅嚅喏喏无所适从的地地道道乡下人。
“后来，她给他找到了一家语言学校。早上送完女儿去幼儿园，他就去那里学半天法语。下午接女儿回家之前，他去美丽城温州老板开的小百货店里搬运货物，挣回几个小钱补贴家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念他的书他的学生。‘憋死了，快憋死了。’物换星移，这句话现在成了他的口头禅。
“后来，她毕业了，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找到了一份中法文翻译的职位。女儿也进了小学。而只有他，依旧在语言学校和美丽城中间往返。他的法语长进了一些，刚够他问得清楚路，大致看得懂货物商标，还有大选期间各党候选人的名字。
“有一天，她下班回家时，带回来一张中文剪报 – 是当地一家华人旅行社招聘导游的广告。她说你一肚子的欧洲历史，正好可以找个出口，省得憋坏了。他想了想，面有难色 – 他脸皮太薄，做不了这种为一块钱小费半个百分点的折扣看人眼色跟人磨牙的事。她斜了他一眼，说饿肚子的人顾不得脸皮，我不能总养你一辈子。她的这句话象一把钝刀子，扎进了他的心。他不能往外拔，更不能往深里插 – 这两样的疼他都受不了。所以这把刀就在他心里存留了很多年。
“就是因为她的这句话，他成了一名导游。第一年的日子真象是走了一趟炼狱：为十五分钟的耽搁而拒绝开车的司机，为三块欧元的门票打死不肯下车的游客，用看垃圾那样的眼光看他的边境巡查官，为一个订房的小错误而叉腰破口大骂的旅店老板 …… 他的脸皮象洋葱，这些人走过他眼前，一层一层地撕着，撕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光秃秃的核。不知从哪一天起，那个核结了痂，成了石头成了铁，不知冷热，也不识痛痒 – 他就适应了。
“他在旅行社里跑的是长线，最短七天，最长两周。两趟行程中间的间歇，他哪儿也不去，只在家陪妻子和女儿。他给她们做最好的饭食，带他们出去郊游购物，他把每一个在家的日子，过得象一个盛典 - 是为了弥补他不在家时的亏欠。有一天，洗澡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鬓角出现了第一缕白头发。他恍然大悟：他一生的雄心壮志，到这时已经变成了女儿的成绩单，和妻子脸上越来越难得的笑颜。人生大抵如此，他毕竟拥有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圆了 – 不是圆满的圆，而是团圆的圆。他往后的日子，大概也就是绕着这个圆心来回转悠罢了。
“可是，老天爷不肯。老天爷还有话要说。
“有一回，他走的是一个七天的旅程。可是不知怎的，他告诉了妻子他要走九天。后来他无数次回想起来，总觉得那个无意间犯下的口误，有着一种宿命般的惊心和无可更改。
“临回家的前一天，他才猛然想起他把日子告诉错了，但他不想更正了 – 他想给她一个惊喜。他算好了到家那天正好是情人节，路过荷兰的时候，他在一家有名的钻石工厂里给她买了一枚钻戒 - 她跟他结婚这么多年，竟然一直没有戴过戒指。这枚戒指他用了最大的导游折扣之后，还耗费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他想象着她看到这件礼物时的惊喜表情，心里竟然有了一丝初恋时的温柔悸动。
“走到家门口，他迫不及待地掏出钥匙开门。妻子穿着睡衣从屋里冲出来，一脸的惊诧和惶乱。惊诧是他意料之中的，惶乱却是陌生的 – 他从未在她脸上见过这种表情。他急急地摸出裤兜里的那个戒指盒子，她却没有看。她把他死死地堵在门口，恳求他先不要进去。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接近于绝望的哀求。她返身回屋将门反锁上，他站在门外等候，心里飞过一千种设想 – 哪一种也不是后来他看见的情景。五分钟后，她开了门。她已经穿上了外衣。屋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头发蓬乱领带系歪了的男人 – 是她公司的老板。
“她没有说话，她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低头流泪。‘我只是，太寂寞了。’这是她后来唯一的解释。
“那晚他一直醒着，他无法合眼。他的眼睛里埋了一颗沙砾，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揉出来，除非他剜掉眼珠子。他知道，他唯一能够合眼的方法，就是离开这个家。
“可是，离开家就是离开女儿。女儿是他的心。眼睛和心，他不能两全了，他只能挑一样。最后，他决定剜心。在他职业导游的生涯里，他阅人无数。他见过了许多没有了心还在世上行走的人。他们能活下去，他想他大概也能活下去。
“于是就到了那个夜晚。那天他们办完了离婚手续，回家和女儿吃最后一顿三个人的晚餐。女人从小是跟他长大的，女儿和他不象是父女，反而更象是母女。那顿晚饭吃得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妻子不说话，是因为妻子没有话。女儿不说话，却是因为女儿有太多的话。女儿的眼睛里藏了大大一汪的泪，女儿知道她一开口，眼睛就盛不住泪了。女儿读中学了，女儿不想在他面前哭。
“吃完饭，女儿送他下楼。这是巴黎最冷的一个夜了，漆黑，路灯很黄，云很厚。云上面压的不是雨，而是雪 – 是那种湿黏肥厚的雪，正等着风把云吹开一个口子，好急急地重重地坠落到地上。女儿望着他，还是不说话。他打开车门，说妞你听妈妈的话，爸爸周末来看你。女儿突然转身抱住了路灯柱子。女儿抱得非常紧，灯柱在她手里发出一阵凄厉的呻吟。女儿仿佛是一个溺水的人，死死抓住一根漂木不放。‘爸爸啊。’女儿喊了一声。女儿的这句话其实不是话，更象是一股气流，一股混杂了多种情绪的气流 – 绝望，哀怨，愤怒，凄惶 …… 这股气流在巴黎的寒夜中横冲直撞，把一切胆敢阻挡它的东西击打得粉碎。他在马路边上蹲了下来，捂住了耳朵，他觉得他已经砸得粉身碎骨。他怕是熬不过，这个夜晚了。”
袁导又掏出了一根烟，塞进嘴里。打火机没气了，他打了几次也打不着火。沁园拿出自己的，替他点着了烟。
“其实，你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沁园象哥们那样拍了拍他的肩膀：“后来那个导游成为全欧洲知名的华人导游，只要是他带团，全车就不会有一个空位置。许多人为了等他的团，不惜错过一个季节。”
“那他为什么不回国呢？他不是原本就不愿意出国的吗？”小郭的女友问。
袁导沉默了，五官静止不动，喉结却微微地抖了几抖，仿佛在忍受一次艰难的审讯。回答是半晌之后来的，只有两个字：
“女儿。”
有人嘤嘤的哭了起来 – 是那个红衫女子。红衫女子哭得非常突然，象一场没有风云雷电预示引领的暴雨。众人看惯了她的泼辣，没想到她一哭，就把自己哭成了一个单薄女子的样子。大家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听任她窸窸窣窣地把一小包手纸糟践完。
“有一个男孩，七岁的时候死了娘，十四岁的时候死了爹。”红衫女子抽抽噎噎地说。
“不是不讲别人的故 ……”小郭刚说了半句，就被他女朋友踩了一脚，便把后半截话缩了回去。
“男孩是老大，底下有三个弟妹。他爹一死，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爹是机电厂的工人，工伤事故死的，厂里就发给他家每月十五块钱的抚恤金。十五块钱养四口人，男孩得把每一分钱掰成好几瓣花。他停了学，每天去煤场拉煤渣卖，到菜市场捡臭鱼烂菜叶回来煮给弟妹吃。他只有一条裤子，脏得非洗不可的时候，他就坐在被子里等到风把裤子吹干才下地。
“他隔壁住着一家人，是他爹那个厂子里的同事，见他家可怜，就常常接济他。那家有个女儿，读书是个笨脑子，手却是巧，能绣花。孩子的肚兜帽子，女人的手绢鞋面，她都能绣。绣了就卖给左邻右舍，卖回几个小钱，也不往家里拿，都偷偷塞给他。她学校里读的书，也带给他看。她比他大两岁，她的作业，他都能帮她改错。她心里暗暗替他可惜：她是个猪脑子，倒有书读。他脑子油光水灵，却读不起书。
“初中毕业，她就顶替她妈进了工厂做收发员。拿了工资，她给家里一半，另外一半，她跟家里说是自己留着零花，其实，都给了他。下班回家，她还绣花，吃了晚饭就绣，一直绣到深夜，绣得眼睛酸麻直流眼泪水。绣品卖掉的钱，她还是给了他。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只是喜欢他，喜欢他的机灵，喜欢他的忠厚，她见不得他被穷日子逼到角落的样子。
“就这样过了几年，世道变了，日子开始过得热闹起来。他成年了，顶了他爹的职，在厂里挣三十二元的工资。可是他不甘心。有一天，他约她出去到城外的小树林见面。他从来没有约她出去过，她心里七上八下慌得不知如何是好。那天她洗了身子，换了衣服，光光鲜鲜地去了。他见了她，什么也没说，就噗通一声跪了下来，把她吓了一大跳。
“‘姐，我求你一件事，你答应了我才起来。’他这些年一直管她叫姐。她扯他起来，怎么也扯不动，倒把自己也扯得摔了一跤。她就只好答应了他。
“‘姐，听说南方挣钱容易，人去了就没有空手回来的。我想去闯一闯，总不能一辈子过这种**日子。’他说了一句粗话，她没觉得粗，只觉得他象个男人了。‘家里就交给你了。现在，你是他们的姐，等我回来，你就是他们的嫂。’
“她被他一句话说得哭了。她明白过来，其实她这些年一直就在等这样一句话，只是她没想到，这句话是以这样的方式说出来的。她眼泪汪汪地看着他，说我怎么信你呢？都说那边开放，你到时候还不知道会带个什么人回来呢。
“他嚯地站了起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还没容她看清楚，他已经在手背上拉了一下 – 原来是一把刀。血象蚯蚓一样在他的手背凸爬出来，然后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她吓坏了，连忙从兜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手绢，替他包伤。哪里包得住啊？血很快就把手绢渗透了。她只好脱下身上的外套，用袖子在伤口上打了厚厚一个结子，才算止住了。
“‘姐，这就是记号。我要是对不起你，你就指着这个记号骂我。’
“那天他就在那片小树林里干了她。他没做过这种事，她也没有。他对女人的所有了解，都是拉煤渣听矿工闲聊时捡来的二手货。而她，连二手货也没捡过。他弄得她很疼，可是那疼里边却有快活。她舍不下那样的快活。她知道她是他的人了。卖血讨饭，她也要把他的弟妹都养大。
“后来他就真的去了南方。偶尔写信回来，只问弟妹的情况，很少说自己的事。隔几个月寄一回钱，也是小数目。她不知道他在那边混得怎么样。一直到第三年过年的时候，他突然回来了。他是开着一辆小轿车回来的。他没回自己的家，先进了她的家。他进门就给她跪下了 – 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给她下跪。‘姐，我有钱娶你了。’他说。
“过完年他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一个月后他就带着她去了南方。到了南方她才知道，他已经把家业做得那么大。当然，那只是她的眼界。在他看来，一切还在起步。‘刚刚开始啊，’是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即使是当他的家业大得她已经数不过来位数的时候。
“很快，她就生了一个女儿。他对她对女儿都很好。他不仅对她们好，他把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伺候得很是妥贴。老丈人，老丈母娘，小姨子，大舅子，所有的人谈起他来，脸上都有光。他给她买一切贵重的物品，她缺的东西，她还没开口，他就已经添上了。她省惯了，刚开始时，她很不习惯他这样糟践钱。后来，她就知道了好货和次货的区别，她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钱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他在家的时候也越来越少。‘应酬。’他说。她知道成功的男人免不了各样的应酬，可是她还是宁愿他多呆在家里陪陪她和女儿。‘刚刚开始，一切还刚刚开始呢，有多少事要做啊。’他总是这样说。有一回，她帮他洗衣服，偶然看见他手机里奇奇怪怪的短信息。再后来，这样的短信息开始发到了她的手机上 – 是叫她让位的。她质问他，他就笑，说我这个身家的男人要是没几个女人叮着，就太不正常了。放心吧，我总是对得起你的。她就信了他 – 这么些年，他说什么她都信。她只是学会了疯狂的玩麻将，疯狂的购物，疯狂的做健身做美容，疯狂地做一切贵妇人们都做的事，来充填他不在家的那些空虚。
“他们都渐渐地老了。她看不见自己的变化，却看见他的肚子渐渐鼓起来，头发也渐渐稀少。有时他睡在她边上，会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发怔。‘怎么就过去了呢？’他说。她知道他说的是年轻的日子。‘这份家业，就是没个儿子。’他叹气。她生女儿的时候，是难产，动过手术，再也不能生育了。‘这个年代，女儿也一样的。’她安慰他。‘怎么能，一样呢？’他说。
“后来有一天，他很早就回了家。她很惊讶，因为他很少这么早下班。他说他要送她一样东西，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她说家里什么都不缺，哪样东西也不再是惊喜了。他呵呵地笑，说这件一定是。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两个蓝色的信封，说这是两张旅游票，我和你，去欧洲的，给你做寿。她这才想起，很快就是她的生日了。她都忘了，他却记得。她其实出过很多趟国，都是他替她订的票。他让她去香港，去星马泰，去夏威夷，去巴黎伦敦杜拜，去一切美景和购物天堂。但是没有一次，是他和她一起去的。那天她很感动。她觉得无论世道怎么变换，无论他的钱滚成怎么大的一个雪球，他还是那个多年前管她叫姐，为了让她信他不惜在自己身上动刀的小男孩。那晚他们睡在一起，做了那件事 – 他们已经很久不做那件事了。
“临出发的前两天，他突然中午回家 – 他从不在中午回家。他喝了很多酒，脚步有些颤悠。他虽然常在外边应酬，但他从不在白天工作时间喝酒 – 他是一位敬业的好老板，他得给员工做榜样。他不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甚至懒得拿烟灰缸，直接把烟蒂扔在了他向来很在意的楠木地板上。她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哭了。他说他不能和她一起去欧洲了，她不肯。她怀了孕，医生说是个男胎。他要是和她去了欧洲，她就要去做掉它。她说到做到。
“她傻了，一时没听明白这么多个他她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她才渐渐明白过来。咚的一声，太阳从天上掉了下来，把地砸了天大的一个坑。她孤零零地掉在了坑底。她伸出手来，没有人接她，一个人也没有。包括他。
“她看见他噗通一声跪了下来 – 这是他一辈子里第三次给她下跪。‘姐’，他叫了她一声。他多少年没这样叫过她了。‘咱们离了吧。你永远是我姐，我会象养我亲姐一样的养你 ……’”
红衫女子的话再次被哭泣打断。红衫女子那天就象一头撒了盐的水母，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渗流着泪水。世上再厚再多的手绢，也擦不干这样的眼泪。
“不过，那还不是那个女人最倒霉的夜晚。今天才是。因为今天，是她四十五岁的生日。”红衫女子说。
听完这个故事，一屋的人都无话。窸窸窣窣，有人在找手纸，鼻息声开始滞重。没有人能给这样的黑暗找到出口。没人敢试。
“我也来讲一个故事吧。”半晌，才有人开口 - 是徐老师。“这个故事，你听了，说不定心里就好受一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