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屈指一算，从第一篇文稿变成铅字起，已过去二十多年了。发表的字数，也超过了一百万。对此，我能发出怎样的感叹呢？不要说二十年前我对此想也不敢想，就是十年前，我也觉得这一目标十分遥远，简直高不可攀。而今，却让我稀里糊涂地攀到这一层次上。我是个很容易感到满足的人，我常常在心里宽慰自己，你对得起自己了，你对得起所有关心你、支持你、寄希望于你的人了。但是，我此刻却没有听见心里响起这样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理由对自己这样说，然而我的情感却不肯苟同，这又是怎么啦？
我一直认为，走上文学道路，是个历史的误会。虽然从小学到初中，我的语文成绩在同班同级中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我的兴趣却在数理化方面，更严格地说，是在纯数学方面。读了《十万个为什么》数学分册后，我就觉得我这一生的使命应该是解开哥德巴赫猜想或费尔马大定理。毕业分配到市郊农场时，我带了一旅行包的书下乡，里面最多的是数学书。后来发现农村不需要数学，我才改攻文学。搞文学创作的初衷，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具体地说，就是为了找一条调回上海的路。尽管当时并不能看清搞创作与调回上海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努力总比不努力好，在那个年纪还不能甘心将自己交给命运去安排，总幻想着自己的努力可能造成或改变自己的境遇。这样的起步，就决定着我的文学观念是十分功利的，在后面的十多年里，我觉得最费力的，就是要摆脱这种功利性。促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剧变的第一个因素，是1976年上半年遭受的一次“无妄之灾”。在这以前，尽管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成熟、很世故，其实还是非常单纯的。因此，我经受了一次精神的地震。这次地震，对于我来说，烈度要数倍于“文革”初期。我好不容易通过不断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确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又在一夜之间被颠覆。我到那时方明白（当然，真正地想明白要在这件事过去的数年之后），我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确定的价值观，就无法活得心安理得的人。明白了这一点，我更感到庆幸，因为那次地震完全可能把我的精神生命从此窒息了。把我的精神生命从那次灾难中拯救出来的，正是文学。在那段日子里，我发现自己具备两种目光。一种目光是现实的，我必须对付现实的种种矛盾。另一种目光是超现实的。在这种目光里，历有的一切都只是我的一段经历，一种情感体验，一场人生的活剧。我在这场戏中只是一个角色。其余的人也都不过是一个角色。他们卖力地表演着，只是为了日后在我的作品里争取成为一个艺术典型。我总有一天要把这一切写出来的，因此我要仔细地观察，用心地体验。作如是想，我便超脱了，我便得救了。由此，我才明白，我已别无选择，文学已经成为我生命的支柱。在信仰发生动摇的时候，它即为信仰的代偿品。或者说，它就是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审美价值的基点，正是立在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关怀之上。
所以，从此之后，我是将文学当作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来对待的。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开始入了门。入门的标志，是我对文学的美有所感悟。由于这是感悟所得，故而在这篇后记里我很难用三言两语把它说清楚。我只能说，有一天，我忽然惊讶地发现，有一些作家，他们在落笔之前考虑得很多，考虑到了作品的历史价值，伦理价值，政治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甚至心理学方面的意义以及轰动效应等，却唯独忽视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也许他们认为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审美价值存在，作品的审美价值就是上述这些价值的集合、叠加，至多再加上一条“娱乐性”或“可读性”。而在我的文学观念里，审美价值与上述诸价值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一张皮上当然毛越密越柔软越好，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文学作品其实不能向人证明什么，而只能让人感悟到什么。要让别人能有所感悟，必须自己先真的有感悟，然后还要设法将这种感悟表达出来。我开始搞创作，学的是“证明文学”那一套操作法（技巧），要将路子转到“感悟文学”这边来，是非常困难，也非常寂寞的。因为文学刊物编辑部与这些刊物培养的读者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未来的作者），由于认知的惯性（或称为审美定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是以“证明文学”的那一套标准来要求作品。同时，也因为我的作品正处于蜕变过程中，就像刚蜕壳的蛇还缺乏游动的活力。转轨之艰难与寂寞，还因为我顽固地拒绝从国外现代派作品中去照搬照抄它们的形式。尽管我对这些作品的形式很喜欢，觉得它们很合我的心意，但我认为文学的灵魂就在于它的独创性，从内容到形式，应该只有独创才有意义，才能获得存在的理由。当然，我们无法割断历史，我们只有在继承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有新的创造。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都无法避免模仿。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作有意的浅表的模仿的借口。倘以这种模仿作为取得文坛知名度的一种自觉手段，那么，我认为，在他享誉文坛的那一天，也正是他文学生命终结的时刻。如前所述，我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学生命，我希望它能保持到我咽气的那一刻，甚至希望它能超越我的自然生命；所以，我把由模仿而成名视为陷阱。由于上面这几种原因，1978年以后，我发表作品就变得困难起来。直到今天，还不能说这种困难已成过去。困难表现在我用心用力写的那些作品上。哪些作品，我越是有想法，有追求，字斟句酌，
反复修改，发表起来就越是困难。往往要“东方不亮西方亮”，“南征北战”，辗转三四个编辑部，历时两三年之久，才得以同读者见面。而沉默了一段时日后，怕被文坛与读者忘记，我有时也要炮制一篇应景之作。写成后又感觉甜俗得很，搁在抽屉里不敢拿出去。终于耐不住寂寞，投了出去，没想到一枪命中，还能混个头条。我不是个淡于名利的人，更不是个喜欢孤独的人，那段日子里，我内心思想斗争之激烈，读者应该可以想见。奇怪的是，支撑我走过那一段最困难时期的，却是我的一位搞音乐的朋友说过的几句话。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对他的话却念念不忘。他说，我不担心今后是否能出名，担心的是今后如果出了名，能不能拿得出好东西来，能不能名实相符。他还说，基础一定要打好，路子一定要正。就像学小提琴，不怕不会拉，只怕一上来学歪了，指法不对，以后要纠正就非常困难，比从头学起更难。他又说，交响乐是作曲者的主观意志强加予人，轻音乐是取悦于人。所以不懂音乐的人，很容易就接受轻音乐，要懂得交响乐就难。交响乐不一定好听，但伟大。每当我有改弦更张之意时，想起他这几句话，就觉得惭愧，就警觉起来。后来，我看到韩愈在一篇文章中说：“小惭小好，大惭大好”（他自己觉得哪些文章较好，只有些小遗憾的，别人的反应只说是“小好”；他自己认为哪些文章较差，感到很惭愧，别人则称之为“大好”），更感到在古代名人中找到了一位同道，心里也就踏实多了。我就这样熬了过来，熬出了七八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与一部长篇小说《正常人》。今天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差不多都承载着一段退稿史。我感到安慰的是，这些小说在两三年乃至四五年以后还能发得出，而直到今天，它们还能供人阅读、观赏。如果读者觉得这些小说并没有因为所记内容早已时过境迁而丧失了存在价值，这便是对我的最大褒奖。这说明我以前走过的路，方向还是对头的。至于我能沿着这条路达到怎样的高度，便要看我今后的努力了。
很希望听到来自你们的反馈信息。只请你们怎么想怎么说，不要照顾我的情绪、面子、自尊心，等等。在文学小道上攀登，需要声援，也需要棒喝般的批评，归根结底，需要真诚。我可以保证说，作品中流露的一切都是真诚的，我希望得到真诚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