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祖母信神拜佛吗？）
信，信观世音。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她也照拜不误。她把观音画像夹在毛主席像背后，明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暗里拜观音。我那时吓得要死，只怕出事，一家都做反革命。
（喔，怪不得你有很浓重的宿命色彩。）
是的，不过不光我，现在的小青年大多相信命运。我留心过，我以前也曾经为我的迷信思想太重而苦闷过，特别在入团前。后来我发现差不多都这样，用扑克牌算命，看手相，女的男的都喜欢，但都说是玩玩。有次单位里到苏州去团活动，到了西园里，好些人都去磕头，还有的买了香，他们也说是玩的。我没去，不是因为自己是团支委。这样求神拜佛是没用的，要有用，祖母代我磕的头早够了。
（你的唯心主义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了。）
这话什么意思？讽刺我吗？
（不，我是说，你的宿命观点已经在关键时刻影响你的选择了。）
……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并不甘心情愿服从命运。
我感到命运的压力，也许比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要**，要入骨，不过我不是立刻乖乖投降。那天，我站在楼梯口，还是拒绝他的邀请。这时，他的一个朋友从楼梯上下来了，个子高高的，但人长得很文气，一件图案很别致的羊毛衫上佩一枚“财经学院”的校微。我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朋友。他趁机说：“你不要看我在单位里垃圾，我白相的人档子都是很高的。今天我请的都是大学生。”他那朋友说：“档子怎么能用是不是大学生来划分呢？”他说：“那是客观现实。”他那朋友说：“不，一个人的金钱、地位、名誉，甚至包括知识，都是身外之物。衡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内在品质。”他说：“你说的是真理，但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还是看重你说的身外之物，包括我。我就因为你是名牌大学高材生而请你，否则，中学同班同学那么多，我总不见得人人都请。”他那朋友笑了，说：“你这是请客还是逐客，有你这样吹捧人的吗？”他说：“我是大老粗，不会说话，你来请吧，她是我的徒弟，看你有没有本事请她光临!”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简直无法推脱。我不能说我有事，因为我是换了衣服上馆子来吃酒的。我又想，这回跟电影院里不同。总不见得当着那几个大学生朋友的面，要跟我动手动脚，或者要跟我纠缠不清。假如他不识相，那我起身就走，正好省得他今后藕断丝连的。
他们把我领到二楼一个很隐蔽的小房间里。在正厅的西南角上，要往下走几级楼梯。房间里可以摆两桌酒。一桌是他的，一桌看样子是一家老小在一起吃团聚饭，中间有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大概是吃寿酒。这里最大的好处是闹中取静，与外面纷纷扰扰的楼面上的酒席好像隔了一道幕，因此也不是—般人能把酒席定到这儿来的。狠劲跟一个服务员很熟，看来是通过他的关系。“新雅”的广东菜味道的确不错，那是在外面别的地方很少能吃到的。蚝油牛肉、戈渣、炒生肠，我都是头一回听说，看来他的几个大学生朋友也跟我一样。他好像是老资格，一边吃一边介绍。但是，除了这个话题，其他方面他基本上插不上嘴。那几个大学生都很会说。我记得一个是复旦大学学国际政治的，一个是政治学院专攻经济合同法的研究生，一个是交通大学学企业管理的，一个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助教，却又在研究什么系统工程，还有就是那个财经学院的。好像还有一个是上海师大的，对，连我和他一共八个人，那天他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是信口开河，新闻历史，天上地下，什么都吹。我记得不是交通大学就是财政学院的那个，说他要开一家商店，不卖任何东西，就只有卡片，跟图书馆一样，让人来查。他的店就向各家卖各种东西的店发卡片，要那些店把卖的商品登记到卡片上去，然后把卡片寄还给他。他说可以直接利用邮局的明信片做卡片。他还有一整套编码的办法。反正你要买什么东西，一时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你就可以到那家店里去查卡片。顾客查是免费的，商店向他的店提供卡片，每月还要付十元钱，但这对商店是毛毛雨。上海至少有一万家商店，他的店每月就可以收入十万元。他的主意一说，立刻有的驳斥，有的支持，有的补充，争得好热闹，像真的一样。我倒希望真有那么一家店，现在买东西太费时间了。要的东西没有，不要的到处都是。最近连眼镜店、老虎灶都在卖服装，而烟杂店本来卖信纸信封邮票的，现在都没有了。不过，我知道这些大学生谁也不会退学去开这样的店，哪怕他说每月有十万元收入，他也不会干，他们就只能说说。我记得还有人对狠劲介绍国外一种经济理论，叫什么原则，譬如说生产窗帘的公司，经理就不光想窗帘，要想我这企业生产的是与光线有关的产品。他们要狠劲做沙发不光想着沙发，要想我是生产与舒适有关的产品。我听不出这条原则对狠劲实际有什么用，但他听着津津有味，连连点头，我还很少看到他这副恭恭敬敬的样子，我想笑，我觉得他是强盗扮秀才。
从他们的话里，我听出狠劲在沙发上市面做得不小，好像不仅仅是为了造房子、结婚积点钱，而且还要发展。他们都推崇狠劲的实干精神和魄力，而我却开始为他担心起来。那些大学生说话是不负责任的，老实讲，话说过也忘记了，而且是他出钱请客，总要说他几句好话。而他要是头脑发昏，被几张钞票迷住，又去旷工的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队里这回是仁至义尽了，小董顶住了多少压力。他再屡教不改，小董也没法再帮他说话。队里上上下下都会骂他忘恩负义。我觉得应该提醒提醒他。
所以那天晚上酒席散了以后，他提出要送我到车站，我没拒绝。
路上，我问他，为什么要请这些大学生吃饭？
他说，这是他们的例会。每星期六晚上聚一聚。七个人轮流做主席，地点就由那个主席定，然后写信通知大家，钱都由他赞助。
“为什么？每星期总要五六十元钱呢！”
“这个小意思。我花五六十元买他们的脑袋，还是合算的。”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不懂他说些什么。
他说：“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就是财富，主意就是金钱。我文化水平有限，现在要攻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最主要是没有时间。我现在的时间能换钱。后来我那个财政学院的同学就帮我出了这个点子。这些人就是我的智囊团。他们专职就是看书，效率要比我高得多。他们收集来信息，吃进去，消化以后，再到饭桌上来吐给我听，或许我就能派用处。只要一条有实用价值，这些饭钱的几倍就在了。这对我们双方都实惠。他们知识分子，肚里墨水多，油水不多，听到有吃，总是愿意‘光临指教’的。”
他说得很得意，还有意给我卖弄些新名词。我看他是被那些大学生灌糊涂了，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对我笑笑：“你放心，我不会再旷工了，但也不会真的安安心心去做泥水匠。我做沙发，钱是要的，靠工资这几只老洋怎么过日子？但不光是为钞票。我在那方面有发展前途。我现在比过去更加成熟了。老实对你说吧——我从来不把你当外人——我到支部办公室找老许吵，就吃准他们开除不了我。我知道小董心里是向我的，他是了解我的，但他有好多话别人不听，他是少数派。只有我自己出头，吵得一塌糊涂，再由他出来收拾残局。队里其他头头多数是缩货，我从骨子里看不起他们。我一伸伞，把老许茶杯一扫掉，他们就一个个溜走了。所以你说队里帮我造房我感激吗？感激的，但有的人我就是不感激。凡是对我没有真正同情心的，想通过这件事来教育我的，我一概都是口头感激，心里不感激。我看不起他们。我文化不高，但我能力要比他们强得多。我完全可以领导他们，我当领导，可以叫他们服服帖帖。现在我在队里发挥不出，我就到社会上去发挥。而且一到社会上，发现队里真是坐井观天了。反正今后是有本事人吃香的时代，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所以我是信心十足的。”
我没想到他有那么大的抱负，但是，我有个问题一直迷惑不解，他怎么会从副组长突然一下子跌下来呢？
他说：“那时，我太幼稚了。七四届有百分之五提前晋级，论技术我是比武第一名，又是组长，我想自己是十拿九稳的。谁知道后来头头各要照顾自己的关系，摆不平，就把我挤掉了。我气极了，看透了，再也不愿为这些人卖命。我要坚决彻底地掼纱帽。我就趁一次单个在屋里砌墙，用泥刀对准左手大拇指上狠狠一下，立刻指甲爆烈，血像龙头里的水一样喷出来。马上送我进医院。我说是砖头砸的，但其实泥刀斩是看得出的。病假一个半月，队里头头没一个人上过门——那时小董还不是队长——我寒心呀，人情淡如水、薄如纸。我上班去，把我换了个组，副组长自然革去了。我无官一身轻，横下来跟那几个头头捣蛋……”
我听了这话，觉得心被揪紧了。
他又说：“我今天请你来，是让你看看，我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值得不值得你爱？”
我心里一跳，忙间：“怎么，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他笑笑：“你总算猜到了。”
我又气又慌，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同学？”
“我知道你的事情多了!”他起初不肯漏底，后来才告诉我，他妹妹跟我那同学在一个单位工作，他还从这同学那里打听到我许多情况。
我痛骂他。但是我心里却对他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他在我身上花了多少心思?而这个人，又真不像我以前那么认为的粗野。我对他的肚皮功夫有了认识。
我说：“我的朋友是在部队里的，你就不怕破坏军婚捉进去吗?”
他说：“你这话去吓吓老百姓。军婚，军婚，结婚才算，恋爱自由。老实说，真要有这罪名捉我进去倒好了，放出来你还不死心塌地跟我？”
你听他那种怪话。那天晚上他是开了大油锅，一根根油条拚命汆出来。他已经不像在人民公园那天，还发狠，信心动摇了。那晚他是信心十足，软硬兼施，一定要我答应同他谈朋友。我最终没有答应，跳上电车逃走了。在车上我向站头上瞥了一眼，他笑微微地向我招手，弄得我招也不是，不招也不是。那晚我才真正怕他了。
你想要说我是爱他了吗？不，不是爱他，是怕他。那时我也稀里糊涂以为是爱他了，其实是怕他。
后来我就收到了那个副排长的回信。大概是在那天晚上的一星期后。信上说，你一定是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但我是第一回谈朋友，缺乏经验——他也说缺乏经验，对女同志的心理不够体贴，考虑不周。现在，我已向领导提出，今年坚决要求复员。我们抓紧筹备的话，明年元旦就可以结婚。
接着，他又谈了筹备婚事的一些事，诸如房子、家具、费用等等，一本正经的，就好像我上回去信无非是急着要嫁给他。
在所有的信中，这封是那位党员同志写的最不革命的一封信。他在开头还用了“亲爱的”，我看他是下了狠心的，“的”字最后一笔把纸也勾破了。我不懂笔迹字，但我能感觉到、想象出他的心情。他硬着头皮要讨好我。他连讨好也不会。他这人是没有感情的。没有感情也不能全怪他。我对他也没有感情。看了他干巴巴的信，我的回信怎么能热起来？这样像文件似的写几封信，又怎么会爱？但他不管爱不爱，就是要同我结婚，连团长也不要了。真可怕！要是他干脆要团长不要老婆，我还佩服他，虽然断了，我心里对他还有几分尊敬，几分歉意，他总算有个追求。现在，这样的男人只有叫我恶心。
我刚收到信，阿爸也收到了他的信。他就把我叫去，责问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么大的事不跟他商量？我真恨极了，那个家伙太卑鄙了，想叫阿爸来压我。我干脆就把事挑明了，坚决要跟他断。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我真是度日如年。那段日子我不愿去回想。反正叫我很伤心。阿爸为了对得起侄子，也就是对得起哥哥，就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我的话他根本就不想听。还说爱我呢，我觉得自己是个孤儿。
那时我是这样想的。
后来，军军上我家来了。那个副排长很懂打人民战争，又写信给他妹妹，他妹妹就跟军军闹。军军来找我，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把他所有的信都摊给军军看。军军开始还跟我解释，但听我点到他的虚伪，他不是为了爱情，军军没话了。军军又去找阿爸，说，这件事就不要再逼小妹了。我真心实意地希望她幸福。我不能让她为了我去与一个跟她性格不合的人结婚。这样我要痛苦一辈子的。我哪怕一辈子不结婚，也不希望她的恋爱是悲剧。这事是由我引起的，都是我不好。当初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但我承认内心深处有自私的动机。这事就看在我的面上到此为止，我向叔叔、婶婶和小妹道歉。
他这话是当着我面说的。我忍不住哭了。这才像个男子汉。我甚至想象，我和军军都跟人调换工作到外地去。到那里就没人知道我们是堂兄妹。我们就结婚。我们上代与上上代都没有傻瓜、精神病，我们的孩子就会是呆子？我们也可以不要孩子。两个人和和睦睦快快活活过一辈子还不够吗？有几个孩子到你老了能给你带来安慰？这一切不是办不到，但我知道，它们是不现实的。办得到但不现实，有时候我觉得人真是说不清楚。
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不算太难。但阿爸给我规定了一条，今后我谈朋友，一定要征得父母的同意。
这条就是针对他的。
就为这一条，我今天觉得阿爸还是为我好，我对不起他。但那时，我恨他。我认为他对我管得那么紧是毫无道理的，是心理变态。是因为他失去了两个儿子，就对我横竖看不顺眼。是折磨我，惩罚我，让我尝尝违抗他的意志的苦果。他压迫我，我就反抗，他反而促使我跟狠劲接近了。
所以做人本身是个大难题，也许根本就不可解，就像平面几何里用尺规三等分任意角。站在阿爸的立场上，他不说这一条，我就会一辈子以为他自私，不爱我，爱他兄弟和侄子胜过爱自己的亲生女儿；他说了，客观上又促使我反抗，而且要是我跟狠劲真的很幸福的话，我也会恨他一辈子。事实上，他也可能看错人。他对狠劲的看法就不完全对，也可以说是错的。问题是我也看错了，我才不怎么计较他的看法。要是我没看错呢？他看错了人，但出发点还是好的，可作为女儿，也可能一辈子误解他。这是我看他，他看自己呢？别人看我呢？我看我自己呢？人就这样，一辈子在做莫名其妙的事，在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好像每件事都有个目的，其实可能恰恰相反。我看穿了，这样活着不是太累了吗？达到目的是碰巧，吃力不讨好是经常的，做人的意思呢？
（出现这样的想法是正常的。你以为只有你才看透了，其实差不多青年都有这样的困惑，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这是对天真、乐观的人生观的一次否定，活下去，差不多人就会进入一个否定之否定。这个否定之否定则会产生明显的差异，有的甚至有天壤之别。但是，不论高下，它们都是比较稳固的，成为世界观的一块基石。现在，你的人生观还像水一样波动，还没有凝固。）
你说的名词我都知道，“否定”、“否定之否定”、“世界观”、“人生观”，但真正的意思，我还捉摸不到。我是说，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我还没把握。
（是没信心，你不太相信。）
对，就是不太相信。我说的我都感觉到了，我能举出好多例子。你说的我感觉不到，理论上也许对，但感觉不强。你当然要否定我的说法，不然你怎么劝我呢？
（你不要尽想着我是来劝你的。当然，你怎么想是你的自由，你的“感觉”，强求不了。但即使你心理上有抵触情绪，我还是有把握一定能说服你，因为像你这样去死是反自然的。）
什么叫反自然？
（以后再讨论吧。我想先听完你的曲折的经历。后来你就瞒着父母和他偷偷地好上了？）
是的。
（再后来呢？）
到了去年的11月3日，离我第一次到他家去整整一年。那天是星期六，我病假在家里。感冒，发了两天烧，那天刚退下去，人很软。下午，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姆妈那时不在上海。四川的大哥结婚多年，老婆才有了孩子。要临产了，他写信来，希望姆妈到四川去做做帮手，因为他丈母娘身体不好，浑身是病，帮不了忙。他请阿爸姆妈一起到四川去，也可以去看看风景。阿爸说他不去，又把大哥骂了一顿，但心里还希望姆妈去的，姆妈就去了。阿爸他整天不在家，早上练身体，上午和下午打牌，日程排得满满的，不到吃饭时间不回家。姆妈一走，早上就由我把早中两顿的饭莱烧好，晚上下班回来我再烧晚饭。我生病的那两天，他也不愿意烧，就到个体户摊上买点馄饨、生煎馒头来当饭，打牌还是不脱班的。那天我身体好了点．就起来烧了点粥，买了点咸蛋、酱菜。睡了两天，睡得脑壳发痛，不想再睡，想看书手边又没有，很无聊。一个人，嘴里淡淡的，有点苦，我真想姆妈，也想他。但他不知道我生病。我们那时基本上是一星期见次面，多数跟那几个大学生在一起
吃吃谈谈，到八点钟以后，他再跟我单独荡会儿马路。我对家里就说我在外面读书。我那时在读区工大预科班，每星期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我对家里就说三个晚上。平时他在工地上，我在队部，我们没机会见面。那天是周末，要到晚上见不到我他才知道。我不高兴先打电话通知他。我想他来，但要我打电话叫他，我还不愿跨出这一步。
我呆坐在自己的小间里。
我可先要把我家住的房子给你介绍一下，否则下面发生的事就说不清楚。
我家住在上海市中心的大楼房子里。初听起来，好像很吓人的，档子好像很高的。住在我们那里的人，有的也喜欢在不知道底细的人面前摆摆架子，其实那大楼房子多数是绣花枕头一包草。听人说，那些大楼原来是资本家造来做公司写字间的。旧上海市中心的地皮价钱贵得不得了，有些公司资金本来不十分雄厚，买下地皮，搭起屋架，装潢好外表后，手头所剩无几，内部装修就马马虎虎了。解放后，最高级的大楼做了政府机关，次一级的变成企业、事业单位，那些最次的就分配做居民住房。经过几十年，大楼里人越来越多，房间越隔越小，种种毛病，就像一件多年的旧布衫，一个地方破个洞，处处地方都破，补都补不及。
我们大楼像其它这样的大楼一样。中间一条走廊，两边都是房间。当初为了节省铜板，走廊造得很狭。现在，两边的住家又把煤气灶、小菜橱、扫帚拖把、畚箕竹篮、盛旧鞋爿的纸箱、废品站不收又舍不得丢掉的破烂等等，都堆积在走廊里，使本来很狭的走廊又至少减去一半宽度。这还不算，走廊四面都被厚墙包围，比夹在两只大饼里的油条还要见不到太阳。据说大楼做写字间时，走廊里是终日点灯的。现在，可以说百分之百的大楼里没有那种“冤大头”公用灯，都换成了吊在自家煤气灶上八瓦或者十五支光的小灯。这不能怪住大楼的人小气，没有集体主义精神。住这样不称心的房子，房租却是最高的，比一般石库门房子要高出一倍左右，再要负担昂贵的电费，小工资开销不起。所以，整条走廊白天都是黑洞洞的，靠楼梯口或者哪家开着的门里漏进一点可怜巴巴的光。只有傍晚到晚上七点之前是走廊的黄金时代。那时，家家门口亮着小灯，灶上发出蓝火，油锅爆响，人声更响，嘻嘻哈哈，叽叽喳喳。但即使那个时候，也有美中不足。灶前都站着人，狭窄的
过道又狭了一半，最狭处简直要从屁股的夹缝里，侧着身体像嵌榫头一样挤过去。七点以后，走廊里更黑暗了，只有煤气灶上绿豆一样的火苗。不过走廊的可怕，对我们大楼住家倒无所谓。我们从小就暗惯了，像瞎子一样，闭着眼睛可以摸到自己家门口。我们讲笑话，这条走廊比贴在门口的“随手关门，谨防小偷”的印刷宣传标语更有用。大楼里假如发生重大盗窃案，只要在大楼居民和经常出入大楼的人里排疑点，十有八九可以破案，外来生手偷到东西也搬不走。对大楼住家来说，最头痛的还是用水和排泄。原来设计是写字间，一层楼一个盥洗室，也可以对付。改成居民住宅，一层楼至少十户人家，合用一个公用放水处与公用厕所，上班前下班后的高峰时间，只看见人挤人，怎么能没有矛盾？而且我们这种旧大楼一般都没有自备水箱和水泵，靠自来水公司的自然管压，到最迫切需要用水的时候，三层楼以上水龙头打开只有眼泪水似的一滴一滴往下滴，等得人难过，他们说，像鸦片瘾上来一样痛苦。用抽水马桶的狼狈与冲突，就不宜细说了。五六十年代，上海居民住宅里能用抽水马桶，是算高级与时髦的。搬进大楼的人，哪怕公用厕所再紧张，也不肯在室内另置一只马桶。况且室内又小，二十平方算大的，一家人吃、睡都在里面，实在也腾不出地方来放马桶。不过也有的人家熬不过，终于倒退回去用马桶。结果往往离倒桶站特别远，因为环卫部门还是习惯认为大楼居民是不用马桶的。而且这些人家还要照样摊付公用抽水马桶的水费，又造成了邻里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