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一般城市居民的心理特点，又除去中国南方人群的心理特点，上海人身上还能剩下什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素质呢？
我想来想去还有一点，就是文化创造能力。
凡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反过来说，凡人群必有文化创造能力。但这是从广义上说的。从狭义上说，个人与个人，人群与人群，时代与时代，文化创造能力的强弱高下自有很大的不同。这里说的文化创造能力，是指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都具有明显创意的行为指向。这些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没有明显的借鉴与继承关系，在同时代中也往往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不为其它地区的人所认同。倘联系到中华民族是个背有沉重的历史包袱的民族，是个拒斥创新，习惯于“代圣人立言”的民族，以往的许多文化上的革新运动常常打着复古的旗号，那么，上海人这种敢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在我所看到的表现上海人这种文化创造能力的现象中，外滩的“情人墙”是最为典型的。前不久，赵忠祥在《正大综艺》中还提到了“情人墙”，但“情人墙”在今日上海已是历史的余响。然而，在文化史上，“情人墙”的意义将永葆其青春。我与同时代的上海人都曾做过“情人墙”上的一块砖。只有置身到这样的情境中，才深感到上海人文化创造能力之伟大。
产生“情人墙”有这样两条客观原因：一是上海人生存空间的狭小。上海人普遍住房条件窘迫，两代人或三代人同住一室习以为常。男女青年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如果上对方家里去，就必须在那些家人的目光关注下呢喃低语、眉目传情，其尴尬可以想像。没奈何只能到户外去。公园除了盛夏，晚上一般都不开门。夜公园开放期间，黑灯瞎火的地方也经常有纠察、联防队员来巡逻，以保证公共场所不受污染。那时又没有咖啡馆、酒吧、舞厅可泡，故而情侣们大量涉足的活动场所只有马路，于是“荡马路”就成了谈情说爱的代名词。情侣们荡马路自然愿意荡到人迹稀少、灯光昏暗的所在，这样又引出了第二个条件，社会治安情况较差。到冷僻角落容易遭到抢劫或流氓阿飞的侮辱，或者纠察过分热心的保护，不管情侣们是奋力反抗还是拔脚逃走，结果总是留下一段心有余悸的记忆，因此上海的情侣们不约而同地要找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众志成城，外滩“情人墙”就慢慢地自然形成了。
这里的安全是不言而喻的，而隐蔽却是上海人用心灵共同搭建出来的。客观条件也有一些。趴在防洪墙上，脸朝着黑黝黝的黄浦江水，局外人，包括赵忠祥在内的许多外地观摩者，只能看到背影，给熟人认出的概率少了许多。但重要的是一种集体的心心相印，一种共同参与创造适合生存（谈情说爱乃生存一大内容）氛围的勇敢精神。初到外滩“情人墙”里占一个位置，大多数人心理上还不能习惯，尽管知道左邻右舍都忙着自家的事务，无暇旁顾，到底心怀鬼胎，作茧自缚。经过几次锻炼，才能达到旁若无人的境界，专心致志地在情感天地里遨游，随心所欲，耳鬓厮磨，相濡以沫。
“情人墙”是上海人在寸草不生的水泥地上，用精神造出来的一片浓荫如被的大森林，让热恋中的情侣得以圆其仲夏夜之梦。点石成金，化陈腐为神奇，我觉得怎样赞美“情人墙”都不为过。
以上是我写于一九九二年底，发表于一九九三年五、六月间的《话说上海人》一文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我为外滩“情人墙”命名，并发掘出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外滩“情人墙”现象，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中渐成规模的，文革结束以后却越来越兴盛。引起我对这一现象关注的，是八十年代初，与北京来的两位编辑的对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位是工人出版社的牛志强，另一位叫刘孝存。他们问我往外滩去怎么走，我提出陪他们到外滩去观光，他们说白天不去要晚上去。我说晚上江边没什么灯，墨幢幢的大楼无景可看。他们说，我们不去看大楼，大楼以前我们来上海看过，我们去看人。尔后他们嬉笑着问我，听说到了晚上，外滩防洪墙旁都被一对对男女占满了，相互之间插不进一个拳头去，是不是这样？我说，这有点夸张，但也差不多。他们不禁大惊小怪地问：“那可怎么谈对象呢？”我一时被他们问得茫然起来，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这个在上海人看来十分自然的现象在外地人（哪怕来自首都北京）心目中却是很怪异的，足以吸引他们兴致勃勃地去参观、验证。以后，我对此事留了心，发现并非这两位文化人特别好奇，大多数外地人对此都有浓厚的兴趣，其兴趣恐怕不亚于日后人们蜂拥去看穿比基尼泳装的健美表演。只差没把它编成顺口溜，例如可编成：“上海一大怪，处对象江边挨个排。”
赵忠祥提到“情人墙”应该是在一九九二年，当时《正大综艺》轮流到各地做节目，这话是在以上海为话题的节目中说的。内容与牛哥和刘哥的意思差不多，也是曾由人推荐，到外滩去观过这道独特的风景，但话中肯定没有说过“情人墙”这三个字。因为当初我在撰写这段文字时，在怎样给这一文化景观命名的问题上颇费过一番踌躇。无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般都只说到“外滩”去。我在一九八七年写作《正常人》下部队时，也只是这样写道：“我和小岑在外滩散步。防洪墙边被一对对情侣占得几乎没有空隙。平时我不上这儿来，它使一个超过晚恋年龄的单身汉感受到世俗幸福的巨大的压力。”“情人墙”还没有被命名，而我对“情人墙”之文化意义的看法，那时已大致形成。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参加《人民文学》社召开的部分省市青年作者座谈会，会上，我便以对此现象的看法作了一个发言。一方面，要转换角度，站在外地人的立场上，可以从上海人熟视无睹的现象中看出新意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观察不能停留在猎奇的层次，要从特异性中看出内在的合理性，看出深层的意义。那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转变文学观念”，我以此来表达我认为文学的观察与一般的观察的不同。到我写作《话说上海人》时，可以说是上海人在经济新旧转轨中信心跌到最低点的时期。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证明“上海人特别有文化创造能力”的意义就凸现了出来。它被我选来作为说明上海人的文化性格特质的第一个事例，命名就不能回避了。命名一定要响亮、上口；之所以选用“墙”而不用“堤”，除了“墙”比“堤”响亮外，还因为有“巴黎公社墙”与“哭墙”这些名胜在，容易引起联想。但到底叫“情人墙”还是叫“情侣墙”，却叫我颇伤脑筋。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在引用的那段文字中，我只说“情侣”，没一词说“情人”，因为“情人”在上海话中有婚外恋人的意思，而“情侣”指的是合法、正当的恋爱伙伴。但“情侣墙”太书面化，上海人的口语中没有“情侣”这词眼。经反复推敲，决定用“情人墙”，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得到了普遍认可。
一九九五年我应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在《话说上海人》的基础上，写成《上海人》一书，这段文字，也扩充为书中一节，名为《伟大的“情人墙”》。“情人墙”还需打引号，因为它还刚出炉不久，有待社会认可。这节文字，后来单篇为一些杂志转载，报刊上“情人墙”的提法渐渐多起来，后来电视台又拍了专题片，“情人墙”成了一个大家习称的词汇。据马尚龙说，作家出版社的女编辑张懿玲曾把我送给他的《上海人》一书借去，供赵忠祥在写作《人·岁月·生活》提及“情人墙”时参考，至今书还没还他。我一直没空把《人·岁月·生活》找来读，但若有这本书为“情人墙”扬名，为上海人叫好，我当然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