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把农耕文化提升到崇德文化的高度，制造哲学把游牧类型文化提升到崇力文化的高度。生命哲学是崇德文化的又一大支柱。
从存在决定意识角度说，生命哲学产生自农耕文化，制造哲学产生自游牧类型文化。但生命哲学产生后，就把农耕文化提升到了崇德文化的高度，同样，制造哲学也把游牧类型文化提升到了崇力文化的高度。崇德文化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与游牧类型文化是有质的差别的。换言之，生命哲学没出现，农耕文化还是农耕文化，还不是崇德文化，相对农耕文化来说，崇德文化相当于上层建筑，而农耕文化相当于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的设计师，就是生命哲学。崇力文化亦复如是。因此，可以说，生命哲学是崇德文化的灵魂，同样，制造哲学是崇力文化的灵魂。
什么是生命哲学？就是把整个宇宙无不看作是生命的表征、生命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识系统与意志、情感、行为系统。
什么是制造哲学？就是把整个宇宙看作是可制造或可改造物理实体，人的本质力量就在制造或改造物体中体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识系统与意志、情感、行为系统。
落实到某个具体的哲学理论，要判定其属于生命哲学还是制造哲学，情况就比较复杂。就像一些血型决定性格说，在给出血型的基本性格特征后，往往要声明，纯粹的A型、B型、O型、AB型血的性格是极为少见的，往往是混合了两种及以上的血型性格，而看哪一种性格所占成分更多。判定具体的哲学理论的崇德文化或崇力文化的性质，是更为复杂的事，窃以为也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堕入妄生分别的戏论。但从文化比较的基本范畴的高度，提出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性质差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必须补上的一课。因为生命哲学是崇德文化的灵魂，制造哲学是崇力文化的灵魂，对一个人的灵魂没有正确的认识，就谈不上认识了这个人，更谈不上对这个人作适当的价值评判。
多年以来，中国的哲学界已习惯对某哲学理论作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定性，这固然有简单化、公式化、贴标签之嫌，但认为哲学理论与流派只能以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唯物的、物质第一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的、物质派生精神的，还是唯心的、精神第一性的、精神决定物质的）来进行划分、判定，已成思维定式。对生命哲学有所认识后，我发现，“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帽子，套到“生命哲学”的头上，都还太小，因为生命哲学认为“第一性”（宇宙的本源本体）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物质”与“精神”是相互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相互转化的，但不是谁决定谁、谁派生谁的关系。（这将在以后详论。）由此，意识到提出“生命哲学”概念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意识到了与“生命哲学”对待的概念“制造哲学”。
“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概念以及相对显现的特性，是在《还吾庄子》《还吾老子》《心经摸象》《坛经摸象》的写作过程中初具轮廓、逐步完善的。开始是因为非此不能正确理解老孔庄、儒释道的心谛，到话语体系成型以后，才知道，生命哲学对当今与未来世界有大用，因为制造哲学已然盛极而衰，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而在制造哲学的话语体系内是极难认识弊端之所在，因此，病笃乱投医的结果，往往反是加重病症。故而，提出“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概念，不啻是学术意义，更有现实意义；不啻是认识意义，更有作用意义。对哲学作“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划分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
说生命哲学产生于农耕文化，是因为生命哲学的许多理念的形成，来自于对生命（动物、植物、微生物）现象的观察。
举例来说，《老子》提出宇宙的本源、本体是“恒”（本源是从发生角度说的，是历时态的、纵向的；本体是从性质角度说的，是共时态的、横向的），“恒”的作用方式分为“无欲”（无意志，无执着，名之为“无”）与“有欲”（有意志，有执着，名之为“有”），“无”的作用方式可以从天地形成之初，万物并生的状态来认识（无名天地之始）；“有”的作用方式，可以从大地有选择的培育万物（一样的种子，落在地里，有的发芽、生长了，有的坏死、干枯了）来理解（有名万物之母）。这个对“恒”的作用方式的描述，在《老子》哲学系统里相当于基础公理的性质，其他结论，都是从这条“公理”推理（包括类比推理）出来的。而这条“公理”显而易见是对生命现象观察的结果。即“生”是无选择的，“育”才是有选择的。生命个体都可以生，无所谓好的坏的，有益的与有害的，好、坏，有益、有害的标准，都是人根据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给出的，并不是或天、或神给出的宇宙不变的绝对标准。这就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截然不同，而创世说，明确提出世界有个造物者，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反过来，以世界的构造完美、秩序井然、运行合理，来证明一个世界像机器一样非得有人造出来不可，这个造物者就是上帝，或者用世界需要第一推动力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都是制造哲学的典型思维。
更重要的是，生命个体一旦诞生，就要依顺它的个性去展开，所谓培育，就是帮助生命个体依照它的个性去展开它的生命历程。这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制造哲学里，造物者对所造物不满意了，可以改装、甚至可以拆毁，在制造哲学里造物者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在生命哲学里，宇宙的本源本体（或“恒”或“道”或“天”）对某一生命个体（称之为“物”，在东方生命哲学语汇里，“物”首先是指生命体）不满意了，把它按自己的意愿（或者称之为“**”）改造，甚至毁掉重来，是不可以的，是不道德的，是犯罪；宇宙的本源本体如此，遑论声称自己掌握了**的人。本来读佛经，对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把魔波旬降服或消灭，还以对魔波旬的承诺而入涅槃感到不解，明白了生命哲学的要义后，就消除了这一疑问，或者说，明白了这一疑问是受制造哲学思维定式影响而生的。
《老子》又指出，“无”和“有”，“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众妙”就是众生命（个体），“众妙之门”就是所有的生命个体从那里出来的产门。“玄”是“小”的意思，也就是说，《老子》把宇宙的本源设想为极小的一点。这个设想，似乎与宇宙大爆炸论的质点说异曲同工。但仔细分析，两者根据的经验事实是截然不同的。宇宙大爆炸论根据的是物理现象，而“众妙之门”根据的是对生理现象。一颗小小的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一个小小的胚胎，可以长成庞然大物。
《老子》还指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堇。”名之为“天地根”，就是说，“恒”是宇宙的本体。这也是从不同的生命个体内流转的是相同的生命力这一经验得出来的。
《老子》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生”，不能理解为物品制造里的“产生”，而要理解为生命现象中的“化生”。否则的话，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道生一”，“道”产生了“一”以后，“道”还在不在？“道”与“一”是什么关系？“道”与“一”的异同点是什么？“二”、“三”、“万物”也一样。理解为“化生”，“道”化生为“一”；同理，“一”化生为“二”，“二”化生为“三”，“三”化生为“万物”，这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佛经里也多有这样用“生”的，如“种子生芽，芽生枝叶”等，这是对植物生理现象观察所得，带有农耕文化的鲜明特点。所以说，从存在决定意识的思路来看，生命哲学产生于农耕文化。
那么，为什么说制造哲学产生于游牧类型文化呢？
因为游牧类型文化一个共同点，就是迁徙的文化。迁徙的文化，就有与原住民的关系问题。游牧与殖民，都会招致原住民的抵制，发生战争是在所难免的，海盗是对正常的航行的打劫，使用武力更不必说了。商业文化，交易行为，本来是以货易货，不需要武力，但要谋取高额利润，进行不公平交易，甚至进行奴隶买卖，就要打开市场、保护市场、瓜分市场，对武力的依赖程度就逐渐提高。武力的提高，很大程度决定于武器的改进，所谓“船坚炮利”，因此，制造业（佛教称之为“工巧明”）就发展起来了。西方的制造业首先用于武器的制造（运输工具，从军事角度看来，就是武器，其他如辎重，也一样），现代科技依然如此。无线电、原子能、电脑、空间技术、网络，首先是为军事目的而研制的，然后再将一部分技术转为民用。
看清楚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外国人从崇力文化、制造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定位。在“四大发明”提出之前，中国人很少对指南针、火药发明的伟大意义有所认识。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电的利弊》）。这不是中国人比起外国人来特别的蠢，而是在农耕文化的环境中，武器一般用不着。所以，中国历史上，在一场全面战争结束后，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传统，有把全国的武器收缴拢来，铸造大铜人的传统。这在西方崇力文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蠢举。国内的敌人被降服、消灭了，还有国外的敌人呀；今天的敌人被降服、消灭了，还有明天的敌人呀，今天的盟友也会变成敌人的呀！所以，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是升级为核军备竞赛。“化干戈为玉帛”、“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思路，在崇力文化语境中无立锥之地。武器因此成为国力最重要的标志，指南针与火药也就成为伟大的科技发明了。
提出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是好意，出发点是要肯定中国的文明成果、肯定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但在崇力文化的语境中，要正确定位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价值，谈何容易。在中国人看来，在农耕文化的角度看来，中国古代比指南针、火药的发明价值高得多的发明，多得去了。略数一下，就有水利、天文、医学、栽培、丝织、陶瓷、建筑、冶炼、铸造等。
就说水利，不用说像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引流入海，克服大洪水这样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就像都江堰，用一道堰来调节两条河流（内江、外江）在枯水期、洪水期的水位，这样的智慧，也是千古独步。
再说天文，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夏朝（据最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就制订了夏正历（现称“夏历”、“农历”）。农历又习称“阴历”，其实是阴阳合历。以朔日定月，以设闰月（十九年七闰）使阴历年（一年十二个月）与太阳历之回归年（365.2422日）调谐，以太阳历设定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沿用至今、历史最悠久的历法。中国的天文研究，还与医学挂钩，形成了独有的运气学说，预测流行病的发生，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再说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中国医药学体系，是生命哲学的完美体现，是一个功能定义、动态平衡、身心兼理、防治结合、知行统一、传创不悖的有机体系。其经验积累与创新能力，是世界上其他医学体系所无法比拟的。
“养蚕取丝”，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相传始于黄帝的妻子嫘祖，考古发现，在河南荥阳青台遗址中有丝绸碎片，距今约5500年，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织绸的国家。丝绸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是专供一些欧亚国家王公贵族享用的最高档的奢侈品，各国商人长途跋涉，到中国来贩运丝绸，踏出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再说建筑，所谓“秦砖汉瓦”。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砖瓦，用于建筑。砖木建筑，其实是建筑史上一大革命。对比金字塔、罗马神庙这样的垒石建筑，砖木建筑，人工要省得多，所以，不需要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我想，这也是中国没有出现奴隶社会的一个原因。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第一注重的是农事，“民以食为天”，因此，大规模的工程建筑，都要求放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一》）；即便如此，大兴土木，还是统治者的一大失策。秦始皇修长城，是砖砌的长城，抵御外敌像石头长城一样坚固，但为修长城大量调用民夫，结果民夫起义，几年里把秦皇朝推翻了。长城延绵千年，秦皇朝却只有短短十几年，这是一个象征。举目世界，埃及金字塔、罗马神殿还在，当年的埃及民族、罗马民族却早已不复存在。在中国，消灭的只是朝代，在国外，消灭的却是一度非常强盛、横行世界的民族。因此，以砖瓦来代替垒石，反对大兴土木，标志着一种新的建筑文明理念——人本的建筑理念的诞生，不再是以物质来标志文明。物本的建筑理念，文章做在质材上，多少吨重的石块，怎么切割，怎么运输，怎么垒上去，怎么垒得这么高？人本的建筑理念，文章做在人的智慧上，怎么不用一根钉，怎么不用一根梁柱，怎么造拱顶、飞檐，怎么雕饰梁柱、门窗，怎么造成回声效果？砖木建筑方面的技术，中国至少领先西方几百年。
等等，等等……
不说那些大的方面，就是小的发明，如围棋（游戏方面）、筷子（餐具方面）、算盘（计算器方面）、毛笔（文具方面），也是迄今为止于所在领域无出其右的发明，但这些都不能进入西方伟大的科技发明的视野，原因就在，这些发明都是用于安居生活的，与战争无关。
造纸和活字印刷，不是只与“文”有关，怎么也被西方人认同是伟大的科技发明呢？
只要稍知西方近代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有了造纸和印刷术，使保留在基督教经院收藏的羊皮纸手抄本里的知识得到解放，通过纸本的印刷品广为传播。而这些知识中，直接被“大百科全书派”、经验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学者汲取、利用的，就是通过细分研究，可以制造出符合目的要求的机器，成倍提高效率的思路。前面已经说过，制造首先是武器的制造，船坚炮利，给“炮舰政策”、“殖民主义”、瓜分国际市场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样，精神就瓜熟蒂落的变为物质，“知识就是力量”当然毋庸置疑，“文”与“武”也因此无缝对接，造纸术与活字印刷在崇力文化的视野中被奉为神明。
厘清了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存在基础（或者说产生的语境），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
生命哲学认为，宇宙（世界）的本原、本体是最大的生命，具有生命的一切指征。其根本性质，借用物理术语来说，就是一片动力，其实就是生命力。制造哲学认为，宇宙是个物理实体，它或者是上帝创造的，或者是可以被人根据他的意愿改造的。
论述这个问题，先从制造哲学角度说，容易看清楚。
在制造哲学中，不可或缺的就是那个制造者，除了这个制造者以外，其他都是他的制造物。在基督教神学里，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上帝就是那个制造者——造物主，世界、动植物、人类都是他制造出来的。他的权柄来自他的造物主身份，既然他制造了，当然有权使用，使用不灵，有权修理，也有权毁灭。
上帝也是全知全能的，就像人相对机器而言，是全知全能的。因为机器的“智慧”正是人给予的，是人按照自己的智慧制造出来的。所以《旧约·创世记·第一章》中便说：“神（唯一的神，或译为‘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形象，包括身体与精神两个方面。犹如我们把机器人所有的“智慧”称之为“人工智慧”一样，人的智慧，在“上帝”（如果存在）看来，也是一种“神工智慧”。人的智慧（神工智慧）和神的智慧是同质的，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智慧的程度。而且，基督教神学认为，人如果要发展自己的智慧，那就可能闯祸了、犯罪了，使世界大乱，所以，告诫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不要去吃智慧树上的果子。而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后，就把他们逐出伊甸园。因此，人的原罪，来自人要发展自己的智慧。今天美国拍的机器人造反的科幻片，就沿袭了这个“原罪”模式。
仅从这一点来看，基督教的原罪模式似乎和老庄的“反智”倾向是一致的，然究其实，却是南辕北辙。基督教神学反智，反的是人类的“智慧”，并不反上帝的智慧，而且，正是以上帝的智慧来证明反人类智慧的必要性。这种“证明”的温和的表述，就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类的思考归根结底是错误的，是要惹是生非的，是要破坏世界完美的秩序的。所以，这种“反智”，是一种思想的压制，是很专制的。作为反弹，人类一定要宣布“上帝死了”，才能从这种思想专制的话语中解放出来。
而老庄的“反智”，是要人将思维从“知识”“智谋”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提升到“智慧”的高度。而儒释道都认为这种智慧是在“人性”中的，是与生俱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智慧不是可以从外界学得来的，但通常是被后天的“习”（知识、智谋）所遮蔽，需要去发现，去磨垢重光，去见本来面目；所以，这提升，其实是回归。这种思维，从“民主”“专制”的角度去定义，那是绝对的“民主”；从“人本”“神本”角度去定义，那是绝对的“人本”。每个人的本性发现就是“智慧”，就是正确无误的，不需要某个权威来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告诫你什么是错误的，也没有什么权威能做到这一点，还有比这更民主、更人本的理念吗？
如果说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为什么上帝会造出魔鬼，会造出那么多的害虫猛兽？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与灾害？用这样的问题去问热忱传教的中国的基督教徒（外国传教的基督徒我没接触），可以保证，他们说得口燥舌干，你还听得莫名其妙。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释的，用上帝的全知全能是相对人的不全知全能而言，就可以说明。就像人的智力是有局限的，但相对他制造出来的机器是全知全能的。人的全知全能包括他有认识错误、改正缺点的智能，上帝的全知全能如若这样理解，一般人就容易接受了。问题是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也许不肯这样说，他们认为这样说是对上帝的大不敬，是大逆不道的。上帝的全知全能是绝对的，上帝也不可能犯错误、有缺点。所以，只能无视这样的质疑，硬撑着“全知全能”下去。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制造哲学因为非得要有个绝对权威的造物主，所以它的思想方法的专制性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专制的思维方法是其题中之义，不专制，也就没有制造哲学。
前面已经说过，制造哲学是在游牧类型文化的语境中产生的。游牧类型文化，是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赢得战争的胜利，高明的指挥官非常重要，而指挥官要令行禁止，树立绝对权威就非常重要；所以，崇拜英雄、服从权威，实行专制政治，是游牧类型文化的自然要求。这个指挥官形象化为造物主形象，“造物”为“造物者”的绝对权威地位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根据，于是，制造哲学就成型了，它的一系列的推理就变成了宇宙的真理。所以说，制造哲学把游牧类型文化提升到了崇力文化的高度。
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基督教神学似乎不再占有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制造哲学的思维方式，其实一点没有改变。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是为超人的出台制造舆论、扫清道路。尽管尼采被希特勒奉若神明，但他在二战后的西方不仅没有声名狼藉，而且照样被推崇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就因为他的“超人”只不过是“造物主”换了个名称，比起“造物主”来，又多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诗意，就像吟诗饮酒的李白若当上将军，一定比治军严厉的孙武更得士兵的欢心，所以，尼采哲学很对被制造哲学潜移默化的西方哲学家的胃口。“造物主”在现代西方的中庸的也是正统的表述，就是大百科全书派推出的“理性的人”。人类因为拥有理性，就成为万物之灵长，成为宇宙的中心。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按照逻辑思维的规则，进行分析、综合、推理的能力，就是认识真理的能力。宇宙间存在着客观规律，被认识了就是真理，动物不能认识真理，唯有人才能认识真理，所以，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主人地位是理性赋予的。而这种能力，并不是到认识真理就为止了，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恩格斯说过，对一事物有了认识，并不说明已经能完全把握此事物了，只有能复制此事物，才说明完全把握了此事物。因此，理性，不仅是认识能力，更是实践能力，也就是制造能力，理性的人，也就是拥有像上帝一样的制造能力的人。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人的制造能力是无限的。人和上帝的不同，就是人会犯错误，而上帝不会犯错误。但因为上帝不会犯错误只是一个无法证实，却似乎可以被逻辑悖论（前面说的质疑就是一个逻辑悖论）所证伪的命题，而理性的人可以不断地纠正错误，就等于没有错误，所以，理性的人实际和上帝是等价的。因为并不是凡人就是理性的人，所以，人之中只有一部分人才与上帝等价，其他人对少数理性的人应该像对上帝一样顶礼膜拜，所以大百科全书派推出的与基督教神学的神本主义分庭抗礼的人本主义，其实还是神本主义，只不过这个“神”换个名称，不叫“上帝”叫“理性的人”了。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科学”的定义，“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定义，正是西方哲学中通用的概念，就像“几何学”中对“多边形”“圆”“长宽高三维”的定义一样。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并不反对这些定义。按照因明学的理论，只有共同承认这些概念，才可以展开讨论。我们这一代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接受这些概念的，所以，我说明这些概念，自然会提到马恩的著作。但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制造哲学，就可以用“制造哲学”一言以蔽之。“制造哲学”本身有其产生的原因与社会条件，有其适用的方面，有其现实性，也就是存在的合理性，不能一言以蔽之，何况含有制造哲学成分、受到制造哲学思路影响的各种哲学流派、哲学理论。现在分析制造哲学的思维方式，似乎含有贬义，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制造哲学的思维方式，被认为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科学；而生命哲学的思维方式，却被认为是玄学、神秘主义，是伪科学，这就需要清理一下、辨析一下。生命哲学，把握世界的方法不是那么机械，不认为观察、实验、逻辑推理的手段，就可以穷尽对世界的知识，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现在科技的发展，物理学、化学的最新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并不是说生命哲学的道理是“玄之又玄”，无法用逻辑语言来表达。
佛教说的“第一义谛无法言说”，与文字般若是不矛盾的。佛教的义理主要还是通过逻辑语言来弘扬，而不是通过显神通（人所不具有特异功能）来服人。道教也是如此，儒家纯粹说的世间法，更是如此了。儒释道的理论逻辑系统是很完美很严密的。在理论上比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神学）的逻辑系统高的地方，就是清醒地意识到此理论仅是“名言”（概念与推理），名言只能达到自洽，系统里没有自我矛盾地方，是否反映了本质，是不能确定的。而且世界万物是在不停地变化的，适用于此时此地的理论，不一定能适用于彼时彼地，相反的理论也存在其合理性，可以补充正方的理论的不足，因此，对理论（名言）不可执着，“尽信书不如无书”。
故此，佛教因明学明确，理论的讨论，只能在双方共同承认的逻辑基础上展开。故而，佛教辨经，除现量（在经验事实上展开的推理）外，还大量运用了圣言量（在佛菩萨论断的基础上展开的推理，如从“众生皆有佛性”推出“一阐提〔断善根者〕也能成佛”）、比量（类比推理），根据就是引用的“圣言量”与“比量”得到辩论双方的承认。这种规则与西方逻辑学提出的推理的逻辑前提必须为“真”比较起来，显然要合理得多、客观得多。西方的逻辑学把前提的“真”绝对化了，因此，在前提是否为“真”不能确认的情况下，推理就无法展开。而前提是否为“真”恰恰是最难确认的，所以，严格按照西方逻辑学的规则，大多数现象层面上的推理都无法展开，遑论要用逻辑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了。恩格斯说过，今天之前的每一天早晨，太阳都从东方升起，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明天早晨，太阳还是照样从东方升起。这话就说明了西方逻辑学的局限性，在于前提为“真”难以确认。因明学以辩论双方共同承认来解决了推理逻辑前提必须为“真”的问题，也丰富了推理的手段。这样，西方逻辑推理无法深入的形而上的问题，在东方因明学里是讨论的主要方面。波普尔提出的科学哲学，从思想渊源来说，是得益于因明学。把现有的科学结论都视作未被证伪的猜想，就是假定前提为“真”，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科学知识体系与科学哲学体系了。即此可以证明，生命哲学的逻辑体系不是比制造哲学的逻辑体系落后，而是比之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