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座的有人心里想，我说的事情有点客里空，和各位的实际情况关系不大。”看来传真是律师出身，擅长在辩论中发挥；没有人与他抬杠，他只能自拉自唱，“我想稍许说明一下。”
“我注意到，进入以观念消费为主的时代以后，资本的流动性非常大。而且，有了股票、期货等交易后，资本中虚拟资本的含量大大增高，这就造成了企业经营的大起大落。航空母舰级的跨国公司，可以一夜之间宣告破产；而像李嘉诚、比尔·盖茨那样白手起家，也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变成世界首富。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现在往往是富不过一代。对已经很富有的人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千方百计要保住已有的财富 ，而商场永远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保住财富最好的办法是继续发展。但发展又像登山，行百里而半九十，越往上前进一步越难。但对想富起来或者还不够富的人来说，这是个大利好。因为发展的空间相当大，可能性非常多；历史造成的市场垄断，已经不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却往往会变成原来走在前面的人的包袱。现在的市场竞争，我觉得有点与历史上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方式反向而行。历史上农业民族的争夺是占地为王，有了土地，就有了生产资源，就有了一切。而游牧民族则是随草而动，这块地上的草给放牧的牛羊吃完了，就搬一块地方过日子，哪里有草场，就在哪里搭帐篷，但随时准备迁移，从不打算在一个地方永远住下去。历史上，是农业民族终究战胜了游牧民族，或者说同化了游牧民族。这至少在中国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向。所以，我说的‘历史’还是用的中国的标尺。从世界范围来说，这话就很难说了。欧美的资本主义是靠殖民主义完成其原始积累的。殖民主义由来已久，古希腊、古罗马的时代就实行殖民政策，原因是本国的出产不够丰富，要养活那么多人口，生活水平只能很低。殖民主义和游牧民族的迁移动因有相似之处。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多数是自然条件不够好的。种田养不活，就外出打工、经商，像山西、温州，都是这种情况。我曾去过浙江衢州，遇见一位姓孔的市领导，是孔子后裔。我问他目前衢州经济发展的情况，他说，在整个浙江省里算是靠后的。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城市经济要发展，交通便利很重要。扬州与镇江，历史上扬州的地位要比镇江高出一头，但到近代，镇 江通了火车，扬州只通公路，镇江的经济就一下子排到扬州前面去了，维持了几十年。而衢州，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它在古代是交通要道，商家汇集之地。所以宋政权南渡后，建都 杭州，而把孔庙放到了衢州，可见它在南宋的重要地位。现代也是铁路、公路、水路汇集的交通枢纽，是理想的商业中心所在地，为什么这里的经济发展不如近邻温州呢?孔先生回答说，正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例很好，是平原、丘陵地带，种田收成不错，老百姓就不想辛辛苦苦地出门经营。而温州多数是山区，地薄人穷，穷则思变，全国各地到处跑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经商的温州人，现在，跑到国外，连还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也有了经商的温州人，浓厚的经商意识，使温州的经济飞起来了。我们衢州要经济发展，首先要改变老百姓的观念。
“他的这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想，也许现代的商业活动，骨子里正带着殖民主义、游牧民族的遗传基因。上海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许市场就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而画地为牢、垄断经营，则是农业文明在市场中的反映，与市场要求流通的本性是相违背的。那些不可一世的垄断霸主、实业巨头，其实只是刚由茹毛饮血的游牧民转变过来的农民而已，他们一样经不起更年轻的游牧铁骑的冲击。在他们顾惜那些坛坛罐罐的时候，说明他们的锐气已经磨灭，筋骨已经衰老，离开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已不远了。
“一百多年前，欧洲的冒险家毫不顾忌中华帝国这个历史悠久、文明丰厚的庞然大物，强行打开我国的大门，把他们的产品、理念、文化加到我们头上，迫使我们接受。一百多年过去了，老师教会了学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习老师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要在他们的巨大的影子面前 自惭形秽，不敢作非分之想呢?现代精神，应该是对任何权威都用理性去检验一下，包括提倡现代精神的西方权威本身。应该是敢想敢说敢做。只有想得到而做不到的，没有想不到而做得到的。而且，眼高才能手高，一个人志向多高，是决定他能走多远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的时代环境，又要求创事业者有充分的想象力，特别对中国人来说，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务实，把踏实苦干与想象力丰富对立起来，想象力丰富就是好高骛远，造成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力严重缺乏，从商搞实业的话，也错失了许多良机。
“所以，我谈‘食’，先从到国际大都市黄金地段去开窗口式的顶尖中国餐馆说起。对在座各位来说，也许你今天的条件做不到，但五年、十年以后，说不定你就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而如果从现在起种种作为，都是向着这一目标靠拢，那么，你干的每一件小事， 都会有大手笔的气度。即使你最终没来得及实现你的梦想，但一个一生怀着梦想的人，他就是幸福的。”
我觉得传真这段话比他的宏伟蓝图更精彩。比起他的逻辑思辨、经济头脑来，他的喜欢做白日梦的个性也许更本质，以上这段话，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按照他的推论，他的一生无疑是幸福的。特别是他能把他的白日梦编得煞有介事，用来贩卖换钱，还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他当然是更加幸福了。福至心灵，这样的人也许是刀枪不入的。
我忽然想到，尼采为什么把他理想的超人精神，定为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尼采在传播他的超人学说时，是否觉得自己像个醺醺然的阿波罗?
也许现时中国正需要多一点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