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躯瘦削、黑眼睛的珠宝商仍然站在商店门口，站立的姿势也同昨天下午一模一样。当我走进书店的时候，他那副好像把我看透的眼色也同昨天一样。书店里没有任何变化。墙角的小书桌上仍然亮着那盏灯，昨天我见到的那个穿着类似小山羊皮的黑色衣服、头发灰黄的女郎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向我走过来，脸上仍然挂着昨天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您想——”她刚说了两个字就停住了，银色的指甲在身边一曲一伸地抓挠着。她脸上的笑容非常勉强，简直不像在笑，而是在做怪相；只不过她自己认为是在微笑而已。
“我又来了。”我用轻快的语调唧唧喳喳地喊道，一面朝她扬了扬手中的纸烟，“盖格先生今天在家吧？”
“对——对不起，我想没在。他没在家，对不起。等我想想——您是想要……”
我把墨镜摘掉，用它轻轻敲打着左腕的内侧。如果一个人体重一百九十磅而又能表现得一派风流潇洒的样子，那正是我这时努力的目标。
“我上次提到的几本初版书，只不过是装装门面，”我悄没声地说，“我得小心着点儿。我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他早就想要了。”
银色的手指甲梳理了一下一只带着黑耳环的小耳朵上面的浅金色头发。“啊，你是个推销员，”她说，“那好——你可以明天再来。我想明天他会在的。”
“别装蒜了，”我说，“我也是干这行的。”
她的眼睛眯缝起来，直到只剩下一线μ绿色的闪光，就像é林深处树影掩映中的水潭的波影一样。她用指甲掐着手掌心，盯着我，连呼吸也停了下来。
“怎么，盖格先生生病了吗？我可以到他家去找他，”我不耐烦地说，“我可没有时间一趟趟地老跑。”
“你——你——”她的嗓子哽住了。我还以为她马上就要晕倒，一个马趴摔在地上呢。她的整个身体瑟瑟发抖，一张脸就像一张又酥又脆的馅饼皮一样裂成八瓣。但是她还是把裂开的几部分又重新拼在一起，只不过很费力气，就像纯靠意志力量把一件非常沉重的东西举起来一样。她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嘴角、眼角都弯曲得很不像样子。
“没有，”她′了口气说，“他没生病。他不在城里。你去他家——也没有用。你明天——能——再来一次吗？”
我张开嘴，正准备说什么，忽然隔扇上的门开了一英尺宽的一条缝。昨天那个身材颀长、皮肤黝黑、穿着紧身皮上衣的漂亮小伙子往外探了探头。他的脸色苍白，紧抿着嘴唇。他看到了我，连忙把门关上，但就在这一开一关之间，我已经瞥见里间地上摆着几只木箱，箱子里垫着报纸，每只箱子都松松地装着一些书。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正在忙着装箱。盖格先生的一部分财产正在向外转移呢。
门关上以后，我又把墨镜戴上，摸了摸帽檐。“那么就明天再说吧。我很愿意给你一张名片，但是，你也知道，干这行的……”
“我知道，干这一行……”她又打了个哆嗦，涂着唇膏的嘴唇发出一声轻轻咂吮的声音。我走出书店，顺着大马路往西走到一个拐角，再沿着横街向北走，直到转回到书店后门的一条小巷里。一辆车厢圈着铁丝网、但没有任何标记的黑色小卡车正停在书店外面，车尾对着书店的后门。那个身穿崭新的工作服的人在把一只木箱掀到车厢里。我又走回到大马路上，在盖格书店旁边的一个街区上找到一辆出租汽车。这辆汽车停在一个消防龙头旁边。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正在方向盘后面读一本惊险杂志。我把头探进车窗里，叫他看了看手中的一元钞票：“追一辆车，干不干？”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警察？”
“私人侦探。”
他满脸笑容地说：“我就爱干这个，杰克。”他把杂志插在反光镜后面，让我上了汽车。我们绕到街区后面，停在盖格书店对面的一条巷子里，仍然停在一个消防龙头旁边。
停在盖格书店后面的卡车大概一共装了一打木箱，这时那个穿工作服的人把车厢的铁丝门关好，钩上后挡板，坐到方向盘后面。
“跟着他。”我对司机说。
穿工作服的人发动了马达，往小巷前后看了一眼，很快就把车子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他向左一拐绕出了这条巷子。我们也依法照办。我看到这辆卡车向东转弯，开到福兰克林大街上，就吩咐我的司机叫他靠近一些。他没有，也许没能把车驶近。等我们的汽车开上福兰克林大街，这辆卡车已经把我们甩到两个街区后面了。然后汽车又驶入葡萄树大街，驶过葡萄树大街以后上了西大道。在驶入西大道以前，我们一直看得到前面的卡车。但是这以后却只看到卡车两眼；这条街车辆太多，我的这位愣头愣脑的司机又跟得太远了一些。我正在一点儿不客气地向他指明这一点，远远开在前边的卡车又转弯向北驶去。卡车拐进的这条街叫布里塔尼广场路。等我们的汽车也进了布里塔尼广场路的时候，已经看不见这辆小卡车的影子了。
我的司机隔着车厢里的横玻璃向我说了句什么，叫我不要着急；我们的汽车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缓缓驶上山坡，在每一个矮树丛后面寻找那辆失踪的卡车。两个街区以后，布里塔尼广场路向东弯过去，在一块空地上同兰德尔广场路会合起来。就在这块空地上伫立着一幢白色公寓，前门开在兰德尔广场路上，地下车库对着布里塔尼广场路。在我们的汽车驶过这幢建筑物时，我的愣头愣脑的小司机宽慰我说，卡车不会开得太远；就在这个时候我向楼房下面车库的拱门里看了一眼，正好看到我们追踪的汽车倒进去，后门已经又打开了。
我们把车开到公寓楼的正门，我下了汽车。门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电话台。一张木头书桌靠墙放着，桌子旁边是一个镀金的分格信插。我看了看信插上的姓名。一个名叫约瑟夫·布罗迪的人住在四○五号房间。斯特恩伍德将军曾经给了一个叫乔①·布罗迪的人五千元，为不叫他再同卡门鬼混，叫他另外找个女孩子去开心。可能这里住着的就是这位乔·布罗迪。我敢打赌准是这么回事。
我绕过一段短墙，走到铺着花砖的楼梯口和自动电梯的入口处。电梯的顶盖同地板在一个水平面上。电梯升降通道旁边也有一扇门，写着“车房”字样。我打开这扇门，沿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到了地下室。电梯的门开着，那个穿着新工作服的人正气′吁吁地往里面摞箱子。我在他旁边站定，点了一根纸烟，看着他。他不喜欢我这么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我说：“别超重啊，伙计。这架电梯只能载半吨重的东西；这些箱子运到哪儿去？”
“布罗迪，四○五号。”他嘟囔了一句，“你是管理人吗？”
“嗯。看起来可真捞了一大笔。”
他用白眼珠·了我一眼。“都是装的书，”他没有好气地说，“每箱一百磅重，真不轻，我七十五磅就够背的了。”
“留点儿神，别超重。”我说。
他往电梯里装了六只箱子，走进去，关上电梯门。我顺着楼梯走回门厅，走到大街上；那辆出租汽车又把我载回市区我的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我多给了那个小伙子不少钱，他给了我一张折了角的业务名片；这次我把名片带回屋里，没有顺手扔在电梯入口处盛着沙子的陶瓷桶里。
我在七层楼靠后街的一面有一间半房子。前半间一分为二，是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我只在门口写上自己的名字，此外没有写什么；而且只是写在接待室的门上。这一小间屋子的门我总是不上锁，为了万一在我出去的时候有主顾上门，而他又愿意坐下来等着我的话。
真有一个主顾在等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