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局长平静地说：“有些人大概会认为我们是子。他们想，有个家伙杀了他老婆，然后打电话找到我，说：‘喂，警官，我这里有件小小的谋杀，家里乱哄哄的。而我手上有五百美元，却打发不出去。’我就说：‘好，一切维持状，我带条毯子马上来。’”
“没这么糟吧。”
“你今晚到塔利家想要做什么？”
“他知道一些弗罗伦斯·阿尔莫死亡的内情。她的父母雇他继续追查，但他从没告诉他们结果。”
“那你认为他会告诉你？”韦伯局长讥讽地问。
“我总得试试。”
“还是因为德加莫刁难你，所以你要报复一下？”
“有可能是其中一小部分因。”
韦伯局长轻蔑地说：“塔利，那个贼眉鼠眼的勒索者，而且不止一次了，最好就是想办法甩掉他。我告诉你他有什么，一只从弗罗伦斯·阿尔莫脚上偷来的鞋。”
“一只鞋？”
他微微一笑，“就是一只鞋。后来发现藏在他的屋里。那是一只绿色天鹅绒的轻便舞鞋，鞋跟处嵌着几粒小石头。是在好莱坞一个专做舞台用鞋的人那里定做的。你怎么不问问我，这舞鞋有什么重要的？”
“那舞鞋有什么重要呢，局长？”
“她有两双，一模一样，是同时定做的。似乎没什么不寻常。有可能是预备着的，怕磨坏了，或者哪头牛喝醉酒，踩到女士的脚了。”他停下来，笑了一下，“其中一双似乎从没穿过。”
“我理出点头绪了。”我说。
他往后仰，拍着椅子扶手，等待着。
“从屋子侧门到车库是条粗糙的水泥路，非常粗糙。假如她没有走那条路，是被抱去的，抱她的人帮她穿上鞋——那双没有穿过的鞋。”
“还有呢？”
“假如克里斯跑去打电话给医生时塔利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因此拿走了那只没穿过的鞋，把它作为弗罗伦斯·阿尔莫被谋杀的证据。”
韦伯局长点点头，“如果他把它留在地，让警方发现，那是证据。而他却拿走了，只能证明他是个无耻之徒。”
“有没有替弗罗伦斯·阿尔莫的血液做过一氧化碳测试？”
他把两手平伸放在桌上，看着它们，“做过。”他说，“血液中是有一氧化碳，而且调查此案的警察也没有不同意见。没有暴力的痕迹。他们认为阿尔莫没有谋杀他老婆。他们可能是错的。我认为那次调查做得有点马虎。”
我问：“是负责的？”
“你应该知道的。”
“警察到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只鞋不见了？”
“警察到的时候，鞋还在。你应该记得，阿尔莫接到克里斯的电话后就回到了家里，之后警察才去的。我们所知道的关于那只失踪鞋子的事，都是从塔利那儿来的。有可能他是从屋子里拿到那只没穿过的鞋子。侧门没锁，女佣在睡觉。关键是他不太可能知道有一只没穿过的鞋可以拿。但我不会因此就把他排除在外。他是个狡猾的坏蛋。但我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我的怀疑。”
我们坐在那里四目相对，思考着。
韦伯局长慢慢地说：“除非我们能够假设阿尔莫的护士与塔利勾结，图谋敲诈阿尔莫。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这样做，但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他们不会这样做。什么理由让你认为淹死在山上的那女人是这个护士？”
“有两点，单独看都不说明什么，但连在一起却很能说明问题。有个长相、动作都很像德加莫的粗鲁汉子，几星期前曾上山去，出示哈维兰德的照片，那照片里的人看起来有点像穆里尔·切斯。头发、眉毛都不一样，但是很像。没有人给他帮什么忙。他说他名叫德·索托，是洛杉矶的警察。洛杉矶没有叫德·索托的警察。当穆里尔·切斯听到是他，她吓坏了。如果他就是德加莫，一切就很清楚了。另一个理由是在切斯家木屋里的糖粉盒子里，藏着一条带一颗心的脚链。是在穆里尔·切斯死了、她丈夫被捕后发现的。那颗心背后刻着：“给米尔德里德，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全心全意爱你的阿尔。”
“也有可能是别的阿尔和哈维兰德。”
“你不是真的这么认为吧，局长。”
他往前凑了凑，手指在空中一点，“你到底想说明什么？”
“我的结论是，金斯利的老婆并没有杀克里斯。他的死跟阿尔莫的生意有关，还有哈维兰德，也可能跟阿尔莫有关。金斯利老婆失踪，是因为发生的某些事把她吓坏了。她也许知情，也许不知情，但她没有杀人。如果我能证明这一点，就有五百美元等着我去拿，这值得试一试。”
他点头，“当然。让我了解你的动机，我会帮助你。我们还没找到那女人，时间也不多了。但我不能叫我的手下去帮你。”
“我听到你管德加莫叫阿尔。但我想的是阿尔莫医师，他的名字就是阿尔伯特。”
韦伯局长看着他的大拇指，“可是他没跟那女人结过婚。德加莫结过。我告诉你，那女人把他搞得服服帖帖的，他身上的很多恶习都是从她那儿来的。”
我坐着一动不动，隔了半晌才说：“我开始看到先我不知道的东西了。她是怎样的女人？”
“聪明，温和，但不是好女人。对男人有一套，能叫他们跪在她的脚下。如果你说她坏话，德加莫那大傻瓜会马上把你的头拧下来。她跟他离了婚，但对男方而言那并有结束。”
“他知道她死了吗？”
韦伯局长静坐了一会儿才说：“从他的谈话看，他不知道。但如果那的确是同一个人的话，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在山上没找到她——据我们所知。”我起身靠着桌子，“喂，局长，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吧？”
“没有，绝对没有。有些男人是这样，有些女人就有本事把男人变成那样。如果你以为德加莫上山去找她，是为了要她好看，那你就错了。”
“我从没有那样想，”我说，“如果德加莫对山上很熟的话，倒是有这种可能性。杀死那女人的凶手应该对那里很熟悉。”
“这事就我们两人知道，希望你保密。”
我点头，但不是保证。我再说了句晚安，就离开了。他看着我走出房间，神情有些哀伤。
我的克莱斯勒停在大楼旁的警察局停车场，钥匙插在里面，挡泥板完好无损。库尼没有实现他的恐吓。我开车回到好莱坞，进入公寓大楼已经将近午夜了。
绿白相间的走道空荡荡的，只有一间房里有电话铃在响。那铃声固执地响着，而且我越走近我的房门口，声音越大。我打开门，是我的电话。
我在黑暗中穿过房间，走到墙边的一张橡木书桌边。我抓起电话之前起码已经响了十下。
我拿起话筒，是金斯利打来的。
他的声音紧张而焦虑，“我的天，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几个小时。”
“嗯，我回来了。什么事？”
“我有她的消息了。”
我紧握话筒，深吸了口气，又慢慢吐了出来，“说下去。”
“我离你不远。五六分钟内到你那儿，你准备行动。”
他挂上电话。
我站着，手中的话筒仍放在耳朵与电话机之间。然后才慢慢放下。我看着刚才握话筒的手，它僵硬在那里，半张半蜷曲着，仿佛仍然握着那话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