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廿六日的早朝上，庆亲王说美国公使康格夫人请求以私人身份拜见太后，日期请太后定夺。太后叫他等到明天再答复，以便给她时间想想再决定。我坐在大屏风的后面，静静听着，但其他女官叽叽喳喳，声音很大。幸好太后及时阻止她们，说上朝时不许讲话。这使我很高兴，因为这样就能听见太后和大臣之间有趣的谈话了。
退朝后，太后谕令将午膳安排在山顶上的排云殿内。太后说她愿意走着去，我们只得跟在她后面，慢慢地走。要去山顶的宫殿，须得攀登272级台阶，还要走10分钟崎岖不平的山路。对于这些，太后好像毫不在乎。看见两个小太监一左一右搀着太后的双臂，吃力地保持和她一样的速度，场面很是有趣。太后爬山的时候全神贯注，一句话也不说。到达目的地，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太后自已是个善于走路的人，看见我们这副样子，就笑话我们。太后很好强，不论是游戏还是体力，看到自己超过其他人，就很高兴。她说；
“你们看我都这把年纪了，可走起路来，你们年轻人还没我快。你们这是怎么了？真没用。”
太后很喜欢人家恭维她，我在宫里这么长时间，已经知道什么话能让她高兴。但如果时机不对，恭维也会使她发怒。所以即使是献殷勤，也要小心。
排云殿是一座美丽的宫殿。殿前有一个庭院样的大场子，到处都是粉红色和白色的夹竹桃。有一张瓷桌和几只瓷凳。太后坐在她的黄缎椅上，静静地饮茶。蓝天白云，阳光和暖，但是风很大。太后坐了不大一会儿，说风太大，要进大殿。我正巴不得进去，便对皇后耳语道：我寻思这风怕是能把我的头饰给吹散了呢。
太监送来午膳，一样一样地在桌子上摆好。皇后朝我们使了个眼色，叫我们跟着她。
我们就跟着皇后来到后廊，在窗座上坐了下来。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宫里的窗户开得都很低，沿着窗户，廊下建有一排长凳似的东西，约一英尺宽。这里除了太后的御座，是看不到第二把椅子的。皇后问我是否注意到太后好像有心事，我说太后或许是在考虑早上庆亲王提到的私人会见的事吧。皇后说我猜对了，又问：“你知道关于这次会见的什么事情吗？定的什么日子？”我说太后还没有答复。
这时候，太后已经吃完了，在大殿里走来走去，看我们吃饭。她走到我母亲面前，说：
“我正在纳闷，为什么康格夫人要请求私人会见，没准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我倒是很想知道她要说些什么，这样就可以预先准备该怎么回答。”母亲说，兴许康格夫人那里有什么人想让她引见给太后。
“不，不会是这事，”太后说，“凡想要进宫见我的人，他们都会预先开列一张名单给我。正式朝见我倒不在乎，但私人会见就不同了，我根本不喜欢这样。你们都知道，我不喜欢被人问来问去。固然，那些洋人倒是都很友善、和气，也有他们自己的规矩，但总比不得我们，礼仪毕竟马虎不得。我这样说，好像显得自己很保守，我尊崇祖上的规矩，在我活着的时候不想改变它。你们看，我们中国人打小就被教育要做个谦谦君子。想想那些老道理，把它跟那些新的比比看。人们好像更喜欢新的。我看所谓新观念，不过就是基督教，他们主张把祖宗的牌位劈烂、烧掉。我知道，有许多人家都叫传教士给弄得家破人亡，这些传教士，总要引诱年轻人去信他们的宗教。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对这次会见感到担忧，就因为我们对他们太客气了，不会当面拒绝人家的任何要求。可外国人好像并不懂得这些。我要告诉你们我将怎么做。无论他们要求我什么，我就干脆告诉他们：这事我一个人做不得主，我要和大臣们商量。我虽然是中国的太后，但也要服从法律。老实说，我很喜欢内田夫人（日本公使夫人）。她总是那么温雅，从不问那些愚蠢的问题。到底还是日本人和我们相像，从不冒失。去年，你们那时还没进宫，康格夫人带着一个女传教士来，建议我在宫中设立一所女子学堂。我不想让她们不快，就说我会慎重考虑她们的建议。现在你们想想，宫里弄出一所学校来，可不是笑话么？就算办成了，叫我到哪里去找这许多女学生来读书呢？现在这样已经够好的了，我可不想把那些个皇亲国戚的子弟弄到我的宫里来读什么书。”
太后说到这里，大笑起来，其余的人也都笑了。
“我知道你们一定要笑，”太后说，“康格夫人是位很和善的人，美国对中国一向也很友好，尤其是光绪廿六年（1900），美国人在宫里的行为也还算友善，我很赞赏。但总不能说我也喜欢他们的传教士吧。李莲英告诉我，说这里的传教士有一种药，给中国人吃了，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基督徒。然后，他们就装模做样地叫中国人仔细想想，他们可是从不曾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意志去信他们的宗教。传教士还拐走中国的穷苦小孩，挖出他们的眼睛用来做药。”
我告诉她，这些都不是真的。我见过很多传教士，他们都是一副慈悲心肠，并且愿意做任何事来帮助中国的穷人。我还告诉她，他们为那些可怜的孤儿做了些什么：给他们住所、食物和衣服。有时他们还到内地去，看到被父母所遗弃的盲童，就领了回来，抚养他们。像这种事情，我就知道好几起。那些乡下人把他们的残疾孩子遗弃给传教士，因为他们实在太穷，养不活孩子。我还对她讲了他们所办学校的情况，以及他们怎样帮助穷人。太后于是笑了，说：
“我当然愿意相信你所说的这些，不过，为什么这些教士不留在自己国家，帮助他们自己的老百姓呢？”
我心想，要是说得太多，对自己显然没什么好处。但是，我希望太后知道，对于有些传教士来说，他们在中国的日子是他们一生最恐怖的一段时期。就在不久前，1892年6月，有两个传教士在汉口附近的武穴被杀，教堂也被暴徒焚毁。当时，我父亲受总督张之洞的委派，负责调查这一事件。经过了种种困难，才抓到三个凶手，依照大清刑律，判决他们在站笼里站死。官府还给了被杀传教士的家属一笔赔偿金，才算了事。1893年，扬子江边靠近宜昌的麻城天主教堂被毁。暴徒说，他们看到教堂里有许多中国盲童被挖去了眼睛，关在教堂里做苦工。宜昌知府也说确有其事，于是我父亲就提议把盲童带到衙门里来当面询问。知府是个极其阴险刻毒的人，并且极端仇视洋人。他召来盲童，先给了他们许多好吃的，然后教他们说的确是传教士挖去了他们的眼睛。但是第二天孩子们被带到衙门里的时候，都说传教士待他们非常和善，给他们房子、食物和衣服。他们说，早在成为天主教徒之前，他们的眼睛就瞎了，还说知府如何教他们说谎。他们恳求送他们**堂的学校，他们在那里非常快活。太后说：
“他们帮助穷人解除困苦，这固然很好，就像那以己之肉身饲饿鸟的我佛如来。不过他们要是让中国人自己做主，由他们信自己的教，这样我就赞成了。你知道拳乱是怎么闹起来的吗？这就要怪中国的洋教徒了。他们对待义和团的人很恶劣，义和团于是就要报仇。麻烦就在于草民无知，他们闹得太过火了，又想藉此机会发点财，于是在北京城里到处放火，只要能抢到钱，不管是谁的房子，就一把火烧了。中国的洋教徒是些最坏的人。他们劫掠穷苦的乡下人，抢田霸地，横行乡里。而那些传教士还护着他们，为的是自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不管哪一个中国洋教徒，若犯了法被带到官府的衙门里，他们跪都不跪，也不服从中国的法律，根本不把官府里的人放在眼里。这些传教士则尽一切所能保护他，也不管他是对是错，相信他说的任何话，一定要官府放了才肯罢休。你还记得光绪廿四年，你父亲所定下的在教案发生时如何对待传教士的规矩吗？我知道平民百姓中有不少人信了洋教，他们是一些遭际不幸的人，我不相信有哪个上等人会是洋教徒。”太后说到这里，向周围看看，低声道：“康有为曾经想叫皇帝入教，但只要我还活着，谁也别想信教。我也承认在有些方面，外国人的确值得钦佩。像他们的海军、陆军和机械师，都比我们强。要说到文化，我看毫无疑问要数中国第一。我也晓得，有很多人相信，朝廷和义和团是串通一气的，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刚一察觉到暴乱，就颁布了几条谕令，马上派兵镇压，然而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了。我当时决意不离宫。我一个老太太，是死是活，早已不在乎，但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就走。他们还建议我伪装成别人出去，这叫我很生气，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妈子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妈子则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的这些故事。人人都信以为真，并且很快就叫京城里的外国人都知道了。
“还是说说拳乱的事吧。那时候，我受到了奴才们怎样恶劣的对待啊。没一个人愿跟我走，在我还根本没打算出京的时候，很多人就逃得不见踪影。那些留下来的，也不做事，站在一旁等着看热闹。我决意要问问到底有多少人愿意跟我走，就对他们说：‘你们愿意同去的就跟我走，不愿意的就离开我好了。’让我大感惊讶的是，站在那儿听我说话的人寥寥无几，只有17个太监、两个老妈子和一个叫寿珠的宫女。他们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跟着我。我一共有三千太监，几乎全跑了，我要查点都来不及。有些恶劣的家伙甚至敢在我面前无礼，把我贵重的花瓶扔在石板地上，摔得粉碎。他们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没法责罚他们，因为我们正要动身离宫。我大哭，祷告祖宗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每个人都陪着我一同跪下祷告。家人中唯一和我同走的只有皇后。我的一个近亲，平时我很喜欢她，对她有求必应，这次居然也不愿意跟着我。我知道她为什么不肯走，她寻思那些洋兵准会把每一个逃出宫的人抓住、杀掉。
“离开北京大约七天之后，我派了一个太监回去看看还有谁留在宫里。她问那个太监，是否有洋兵追我们？我是否已经被杀？不久之后，日本兵占了她的房子，把她赶了出来。她想，无论如何这回只有死路一条了；又一想，我既然没死，没准她还可以赶上，和我们一起走。我搞不懂他们如何能跑得那样快。一天傍晚，我们正寄宿在一幢乡下人的小屋里，她和她的丈夫（一位好好先生）走了进来。她说她如何想念我，时时刻刻担忧着我是否平安。一边说一边哭。我不想听她说些什么，明白告诉她，她所说的这些我一个字也不信。打那以后她就不再来了。那是一段最艰难的日子，每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坐进轿子，直到天黑随便找个村子落脚。我相信你会同情我，像我这么大的年纪，还要遭这样的罪。
“皇帝自始至终都是坐骡车，皇后也是。一路上我不停地祷告，求祖宗保佑，可皇帝却一路沉默，从不开口。一天，忽然下起了雨，雨下得那样大，几个轿夫逃走了，骡子又莫名其妙地死了好几匹。天不是很热，倾盆大雨劈头盖脸地浇着。五个小太监也跑了。事情是这样的：头天夜里，他们去找那位已经相当尽心尽责的县令，要这要那。县令跪在地上，恳求他们不要大声嚷嚷，并答应一切照办。我听了十分生气。眼下这样的处境，对于地方上的供给，我们应该知足，怎能苛求。于是我责罚了那几个太监，他们竟跑掉了。
“花了足足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总算到了西安。这时候我是如何疲乏和劳累，简直没法说，加之忧心如焚，我一下子病倒了，一病就是三个月。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决不会忘记这些。
“光绪廿八年初，我们回到北京。当我看见自己的宫殿，又是一番伤心。唉，全变了！大量值钱的古物器皿不是被偷便是被毁。西苑的贵重物品被一扫而空。那个我每天都要烧香敬拜的白玉观音被人砍断了手指。几个洋人还坐在我的御座上照了相。在西安的那会儿，我就像是个被发配充军的。虽然巡抚衙门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准备，但那房子陈旧潮湿，不利于健康。皇帝也病了。要讲清楚每一样事情，怕是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我寻思，所有的苦头这回算是尝够了。不过还有最后一桩最糟糕的，以后再对你讲吧。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全部真相。
“现在，还是回到康格夫人请求私人会见这件事情上来。我认为，必定什么特别的事情。希望她不会提什么要求，我最不愿意当面拒绝人家。你能不能猜测一下到底她会要些什么？”我告诉太后，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事情，况且，康格夫人自己是个熟知中国礼节的人，我不认为她会有什么要求。太后说：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康格夫人总要带上一位传教士做她的翻译。现在有了你母亲和你们姊妹俩，总是可以了。外人做这事我总不太放心，况且，她的中国话我也听得不是很明白。有时候，我倒是愿意见外交使节的夫人，但不愿见教会里的人，有机会我就会阻止他们来。”
第二天早晨，庆亲王对太后说，美国海军少将伊文思夫妇及随员要来朝见。美国公使请求过两次，昨天所说的康格夫人请求私人会见，其实是他给弄错了。
正式的早朝结束之后，太后笑着说：“我昨天可不是说过么，请求一次朝见总是要有个理由的。我倒很愿意见见这位美国海军少将和他的夫人。”她转过身，对我们说：“务必把一切都安排好，把我的房间换个样子，免得叫他们看出我平日里生活的样子。”我们都回答：“喳。”但心里却很清楚，要把宫里整个地换一副样子，实在是一件困难的工作。
预定会见那天的头天晚上，我们先把每扇窗户上的粉红丝帘取下，换上天蓝色的（这是太后最讨厌的颜色）。然后把椅子上的坐垫也换上这种颜色。正当我们监督太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另外几个太监搬了一个大箱子进来，箱子里全是钟。这时，太后也走了进来，吩咐我们移走所有的白色和绿色玉佛，同时把另外几件玉器也拿走有，因为这些都是神圣的东西，不要叫外国人看见了。于是我们在原先放玉佛玉器的地方，放上那些钟。我们还拿走了三副绣花门帘，换上了普通的蓝锻帘子。这三副门帘也很神圣，旧的金缎底子上绣着五百罗汉，是道光皇帝曾用过的东西。太后相信，把这帘子挂在门上，可以防止恶鬼进她的房间。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人要负责记住所有东西的位置，以便会见结束后恢复原状。我们安排好了她房间的每一样家具。梳妆台是她最重要的东西，她不愿意让任何人看见，即便是偶然进宫的大臣们的妻子。所以我们把它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锁了起来。又把她床上粉红色的被褥都换上蓝色的。她房里的家俱和床上的雕花，都是檀木做的，这些檀木在做成器物之前，都先放到不同的庙里去洁净过，自然也不能让洋人看见。然而我们没法取下床上的这些雕花，就只好用绣帘遮盖起来。就在我们忙活这些事情的时候，太后又走进来对我们说，不用急着收拾她的卧室，因为明天的会见只有罗伯利·伊文思将军和他的随员，他们不会拜访内宫。伊文思夫人和其他几位太太，要到后天才来。她说现在重要的是先去看看大殿是否收拾停当。又说：“把我们这里唯一的地毯放到大殿里去。虽然怎么说我也不喜欢地毯，但也没有办法。”
所有活都干完了，太后便关照我们后天会见女客时该穿什么衣服。她对我说：
“明天你不必到大殿里去，那里都是些男人。我打算到外务部去叫个翻译，我不想你和这么多的陌生男人说话。这是我们满族的规矩所不许的。这些人都是外人，他们回美国后，没准逢人便要议论你的相貌怎样。”
与此同时，太后又命人把她的御黄袍拿出来预备明天穿，因为要会见的是些外国绅士，她说这种场合应该穿官服。这袍子是用黄缎子做的，上面绣着金龙，穿的时候还要戴上一串由108颗珍珠所做成的朝珠。太后说：“我不喜欢穿这件官服，它一点也不好看，不过明天恐怕不得不穿。”又对我们每个人说：“你们明天就不必穿什么特别的衣服了。”
